朋友三部曲——“老杨同志”

开学了，乡中学英语教师缺编，乡教育办强行砍掉了我所任教的村戴帽中学，把我调到十五里外的乡中学任教，这是一九八三年秋。

乡中学坐落在松花江南岸离方正码头不到三百米的乡政府所在地，学校规模不大，三个年级六个班，三十几名教师。我很快与同行杨老师熟悉了，我渐渐对他产生了好感。他，三十八九岁，一身庄稼人的穿着，是个地地道道的山东人，不乏山东人那种倔强、豪放的性格。他的知识面尤其令我刮目相看，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无所不知；讲起话来条条是道，侃侃而谈。在我的眼里他就是个博士，是一个襟怀坦白的正人君子，我很敬重他。我们相处得不错，相互听课，各抒己见，坦诚相待，有时也凑到一起喝点小酒，感情与日俱增。渐渐地，我们的关系比别人近了一大节，我把他当成近人，几乎无话不说，我时常称他杨兄。一次在酒桌上我又叫他杨兄时，他开玩笑地说：“你就叫我‘老杨同志’吧。”说着他就哈哈大笑起来。其实他表面上的乐观掩盖不了他内心的愁苦，一家五口人五个大肚子汉，吃上顿没下顿，这足以使他焦头烂额。

转眼到了一九八五年秋季开学，上班第一天，全乡教师集中到乡政府开期初工作会议，中间休息时他跟几个老师闲聊说：“你们说咋整，没见我那三个崽子，贼能吃。我也能吃，老婆也能吃，没辙了，今天午饭又揭不开了！”听嗑的老师们哈哈大笑。我不假思索的说：“那怕啥呀，‘老杨同志’，哥们儿家有粮食，拿点来先吃着不就行了吗。”散会之后，我在政府门口等他回家拿袋子，不知他拿了几个袋子，夹在车子衣架上，我领着他直接朝我家奔去。家里还有点白面，前几天勒了一条狗，还有点肉，我告诉妻子：“老杨第一次来，总得好一点招待，包饺子吧。”然后我领着老杨到了一家瓜地吃香瓜去了。

饭桌上，老杨大发感慨，说我如何如何善良，如何如何心眼儿好。几大盘饺子吃得没剩几个，一瓶子酒喝得精光，这可急坏了我不满五岁的儿子，拽着他妈的手在门外哭了起来，因为不是逢年遇节，家里是见不到一点荤腥的，更谈不上吃顿饺子了。老杨酒足饭饱。我把袋子拿进屋里给他灌玉米，我还清楚记得那是五个二胺袋子，灌得满满的，足有五百多斤，自行车怎么带呀，何况老杨又喝多了，连走路都已困难。“帮人帮到底吧，虽然我也很困难，但我毕竟有几亩地，还没到揭不开锅这个地步。”我心里这样想。索性我跑到姨妈家借来马车，把粮食装上车，把自行车放在车上，把老杨扶上车，让他躺在粮食袋子上。我赶着马车，跑了二十多里地，把他送到家。他醒酒了，不让我走，不依不饶还要喝酒，他又发了一顿感慨，说我如何如何有才，如何如何有作为，如何如何……我全当是他的肺腑之言，心里感到莫大的快慰。

九月一日，也就是给老杨送粮食的第二天早晨，我很早来到学校，办公室前一些初一新生挤在那里看分班名单，我挤进走廊朝外语组走去。校长室门开了，校长探出头来朝我摆摆手，我进了校长室。校长低声对我说：“我告诉你一个不好的信息，老杨的老婆在朝阳中学落聘了，这几天老杨正把他老婆往咱们学校弄，这不明摆着的吗，她进来你就得出去。老杨找我我没答应，他找教育办，主任也没答应，看他那架势非要把他老婆弄进来不可，他可能要去找乡党委书记。”我不禁一怔，真是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我这样真诚对他，他还在我背后捅刀子，一个“恨”字顿时充斥了大脑。我很清楚我远不是他的对手，他一旦找了党委书记曾某，我肯定是要被挤出去的，因为那曾某已不止一次打我的主意。我被调到乡中学教学后，我的工资出处没有得到落实，他曾暗示教育办辞退我，教育办觉得理亏，再因为更重要的一个原因：辞退我后英语还是缺人，所以教育办只好拖着。有一次他要辞退我时竟然惊动了县委，组织部一个姓胡的部长专程到乡政府教训他一顿：“你以为培养出一名英语教师容易吗！你想辞退就辞退，当初你们怎麽把人家调来的呀？资金有困难乡里克服吗！”这还是政府里的人传出来的。一九八五年暑假前全省教师整顿考试，省厅规定小学教师考语文数学，中学教师教啥考啥。曾某指示教育办通知我考语文数学，他以为我一个教英语的，考语文数学肯定不行，想趁机把我辞掉。考试前一天我接到通知后立即找到教育局长，谢局长说：“明天你就按时进英语考场，谁不服气就让他给我打电话，八点钟我就在办公室等电话！”第二天进考场之前，我跟局里来的那个总监提了局长的话，他却说：“县官不如现管！胳膊宁不过大腿，你就别闹了！”教育办的人把我逼进了小学教师的考场。我考完语文后乘教育办的人不在又进了英语考场（事先中学校长安排的），午后又考了数学。令曾某及教育办的人始料不及的是我的语文成绩考了九十九分，在全县第一，数学也在前几名，上级主管部门依然给我颁发了英语教师聘用证。

还有一点不可忽视，因为曾某与老杨都是文革期间造反起家的人物，虽然他们生活在不同的省份，却生活在同一时期，虽然不能说他们是“一丘之貉”，说他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倒恰如其分，他们肯定是有共同语言的。老杨是山东某县老三届高中毕业生，他与王某（一个女高中生）打着造反有理的大旗推翻了县政府，分别坐上了县革委会主任、副主任的宝座。在他们进攻地委之时，地委书记升迁到省委任职，他们见大事不妙，落荒而逃。据说他们两个到哈尔滨就已手无分文，乞讨走到方正。他们也算为“革命”走到一起，在松花江边打鱼人的地窨子里生下第一个孩子。

我依然教初三两个班的英语，与老杨依然如往日一样，该说则说，该笑则笑，只是不再与之称兄道弟。第二周周六早晨我刚到学校，校长把我叫到她办公室，我一见教育办主任在屋里就意识到我将离开这所学校了。教育办主任不好意思的站起身来给我让座，说：“吕老师，当初是我把你调进来，知道你干的也不错。暑假前整顿考试让你考语文数学，我也是没办法，虽然省里有文件，我也是宁不过乡政府啊。这次老杨爱人在朝阳乡中学落聘要回来，他找我我没答应，又找你们校长，她也没答应，他就去乡政府找曾书记。昨天书记找我和你们校长，要我们必须给老杨妻子安排。没办法！只好把你调出，下周一你回你们村小吧，政府已通知你们村了，我也已通知你们村小学校长了。”我没有激动，因为这早已在我预料之中，没被他硬掐脖儿给辞了就算不错了。

我拿起课本，给两个班上完最后一节英语课，下课前我告诉了学生，学生们大吃一惊。下课后，我回到办公室收拾东西，把教案，教参，课本，送到教导处，把作业本发给了学生，我又去其他办公室与老师们告别。其实，我何尝愿意离开英语教师这个岗位，因为我在英语上付出得太多太多，我的理想、我的报复就寄托在英语上。回村小，离家近了，再也不用每日往返三十里地了，但是我的英语学习失去自然的学习锻炼环境，对我以后在英语方面学习深造极为不利。但是在对方强大势力的挤压下，我不得不选择妥协让步，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英语，我一定不会荒废的，迟早有一天我还将回到英语教学讲台上！”

我正与教师们告别之时，大山里一所完中的校长气喘嘘嘘地推着自行车走到办公室前，他撂下车子就进了校长室。他见我在屋里就以他特有的大嗓门吵吵着：“听说你要回八名小学，是真的吗？”“不是我要回去！”我补充道。校长说：“老满，看你这满头大汗的，你来干啥来了？”“我在学校一听说吕老师要被调回小学，就紧忙骑车子赶来了，我来截吕老师来了。”满校长大声说，“你上我们学校吧，我们学校初三英语正没人教呢，我临来之前跟村书记请示了，他说你生活上的困难村里负责解决，如果你愿意把家搬过去，村里给你建房，你在八名有多少稻田地，得莫利村给你多少稻田地……。”我看着这位年近六十的老校长近似于乞求的目光，心里禁不住翻了个个，真的很不好受。满校长看我不表态有些着急，还想说什麽，我稍作思忖，果断地说：“满校长，你的知遇之恩我领了，难得你跑四十多里地来找我，我可以去你那里！但是我不能这样不明不白的去你那里，我有几个要求：一、乡政府必须有书面通知；二、我的工资必须由政府财政开支；三、学校必须保证我英语进修学习的时间并支付县里规定标准的差旅补助。”满校长想了想说：“第三条好办，我说了算，我答应你。前两条我得去找教育办主任，我们俩去找书记交涉。”说着他就风风火火的走出办公室去教育办找主任去了。

第四节快下课时，满校长、赵主任来了，赵主任拿出了盖着乡政府印章的关于调我到得莫利学校任教及待遇的文件，我看了看，对满校长说：“下周一我就去你那里上班！”满校长高兴了，他把我、赵主任、伦校长请到江边饭店，在酒桌上，伦校长冲着满校长说：“我何尝愿意把吕老师撒手啊，我顶了两周也没顶住哇！”

我到得莫利学校上班去了，我是被逼上梁山的。

上班第一天，村长、书记、校长、主任在江边最好的饭店为我接风洗尘，老师、学生、乡亲接二连三来看我这个山外来的老师，好像看到远方来的亲戚一样亲切。山里人的热情点燃了我的激情，从到山里那第一天起，我就把全身心献给了山里的孩子们，我要通过我的学生们来证明我的能力！

中学部规模不大，初三五十多人，就一个班。我当初三班主任，教初三英语、初二两个班英语。开学一个月了，初三语文一直停着没人上课，作为班主任，我很着急。原来，初三语文老师是个公办教师，与校长有矛盾，因腿受伤在家小病大养，故意憋校长的象眼，校长上门请了几次也无济于事。校长愁得每天晚上坐在篮球架子下拉二胡，那婉转惆怅的曲调分明就是他无可奈何的一团愁绪。那夜，我不忍再听下去，就到操场上跟满校长说：“校长，你别拉了，把初三的语文也给我吧，初三的课扔不起！”校长说：“那你的工作量太重了，受不了哇！不行，我不能答应！”“我既然来了，没啥受不了的！把初二英语调出去就差不多。”我肯定地说，“那就按你说的办，先试试，你顶不住不要强顶，别累坏了。”校长说，关于教学，校长是放心的，因为他知道，我是方正县唯一一个手持两个教材教法合格证的中学教师。一九八三年语文教师过关考试，全县初、高中一百五十多名语文教师只过关八人，我就是其中之一。

一年的超负荷运转，我并没被压垮，两科升学成绩十分出色，我终于为自己出了一口窝囊气！这一年，我吃住在学校，每日三餐必有两顿吃在校长家，我不去他就来请，他就跟我急；这一年，我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付出了超常的代价；这一年，我感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知遇之恩；这一年我得到了山里人无与伦比的厚爱；这一年我受到我的学生们真心实意的崇拜。升学考试，山里这所村级中学，中专、师范、重点高中破天荒的考走了三十五人，升学率达到百分之七十，是乡中学的五倍还多。也就是这年，得莫利学校一举成名，满校长被省政府授予劳动模范称号！

我离开乡中学不久，伦校长调出，老杨被提升为教导主任。有一次在县里遇见老杨，他厚着脸皮说：“你还得回来呀，往那跑多远啊！”“我有那个德吗！我咋出来的我不知道吗!”我直截了当的回答噎得他哑口无言。没多久又在电大遇见他，他又说要我回乡中学，我说：“哪也不去了，就在得莫利扎根了，依山傍水，鱼米之乡，多好的地方啊！村里白给了我四间砖房，我正张罗搬家呢。”其实还真是这麽回事，也是我的心里话，因为当时我正张罗卖家里的房子。

正当我筹备搬家之际，突来的变化隔断了我对得莫利学校的依依不舍之情。

一九八六年秋季开学前夕乡政府主要领导发生了变化，教育办也相应的做了人事调整，我的舅丈人被提升为教育办主任。上班的第一天，还是在政府那个会议室，教育办宣布将我调回乡中学。我心不快，我不愿再与老杨为伍，我也舍不得放弃山里人那份热情，我没有去乡中学上班。一周后老杨与新任校长来到我舅丈人家约我见了面，奈着亲属的面子，我不得不回到曾让我伤过心的学校，我又踏上了似曾相识的讲台。

一九八七年老杨被提升为乡中学校长，也就是这年五月，我顺利通过英语毕业论文答辩。七月，我以优异成绩毕业。老杨在工作、生活上积极为我提供方便，暗地对我免不了还得进行监视，因为他怕我走，因为他知道我一直对他耿耿于怀。一九八八年九月份的一天我下课回到办公室，一封航空信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我拿起来发现封口刚粘上，那浆糊的痕迹还未晾干，我断定是老杨所为，就拿着信到他办公室。我问：“老杨，你知道我的信是谁拆的吗？”他的脸红了，不好意思地说：“我拆的，全是英语，我也没看懂。”看着他那尴尬不堪的样子，我没好意思再说什麽，就他那点英语，他根本也看不懂！那是雀巢公司哈尔滨分公司给我来的面试通知函。从此我告诉了邮递员，我的信必须亲自交到我手，我对杨某开始了严加防范。我从哈尔滨面试返回后正等待通知期间的一个深夜，突然看到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播报我的故乡——辽宁省凌源市四官营子镇政府重视教育投巨资建第二中学，一幅幅画面勾起了我的思乡之情，那时的我已十二年没见到我的父母了。我撕下一张纸，信手拈来，寥寥数语，表达了一腔思乡之情以及报效家乡的志愿。第二天我天真的在信封收信人栏写上了“镇长”二字，把一腔报效家乡的游子情寄回了故土。然而这天真即成了事实，两周后母校给我来信了，同意了我的请求，经寒假回乡考察我与政府和学校达成协议，当然这一切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

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上午，学校开完工作总结会，我告诉老杨说：“下学期我返籍了，你另选高人吧。”老杨大吃一惊，当晚就赶到我舅丈人家，企图让他阻止我。我的舅丈人，唯一一个懂我知我的长辈含着眼泪说：“老杨，我何尝愿意让我的外甥女婿走啊，可人家也有父母，落叶归根是人之常情啊。”老杨不甘心，侃侃而谈，滔滔不绝，喝酒时还在不停地劝我：“你现在坐上了第三把交椅，工作稳定了，你自己又要走，回老家就容易吗？头三脚难踢你不知道吗？”我承认他说的都是实话，但丝毫没有动摇我的意志，也许前面是火坑，即使赴汤蹈火也再所不辞，我当时就是这样想。墙上的挂钟敲过了十一下，他还在劝我，我掏出父亲的电报递给他，他看了看，侃侃而谈的他戛然而止，顿时潸然泪下。他长叹一声说：“树倒猢狲散啦！”我反驳道：“老杨，你说错了，谁是猢狲？谁是树？。”老杨离开我舅丈人家时已经十二点了。

七月二十七日上午我去教育局人事科取档案，正遇老杨从人事科出来，我们擦肩而过，片刻间面面相觑，我看到了他的微微一笑，立刻意识到他是来下绊子的。人事科长我们是电大同届同学，她是中文班的，我们很熟，并且还有过一面之交。但毕竟没有老杨他们近，人家是一个班的同学，三步没有两步近吗，更何况老杨又是个校长，我是这样想。王科长见我进来就说：“老同学，听说你要回辽宁，是真的吗？”“是，我就是来跟你要档案的。”我回答，科长说：“刚才老杨来了，跟我说了你的情况，局里也知道你这些年不容易，拚了这麽多年也没转上正，是够苦的。你别急着走，前几天我去省厅开民师转正会，省里知道以前的民转不合理，从明年起打算把指标直接分到各县。你是全县挂号的优秀教师，如果是教育局说了算，给一个指标也应该是你的，你自己考虑考虑吧。”此时的我已经到了骑虎难下，进退两难之地，我想了想，说：“我何尝不知道自己事业的根基打在了方正，局长们对我都不错，换个新地方还不知要拚几年才能出头，放着婆婆不当，去当小媳妇，这我很清楚。我考虑半年了，怎么的都是难，还是一狠心，走吧！”王科长说：“你还是好好考虑考虑，如果你实在要走的话，以后我把档案给你学校寄过去吧。”

一九八九年八月五日我去县里买车票，顺便到教育局、师校，电大看望那些相处多年的领导和老师们，在教育局楼下我又遇见了老杨，以往的仇与恨突然烟消云散，我鬼使神差地朝他走过去主动搭话。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学校就咱哥俩是外来人，本想让你再帮我两年，没想到你这样不给面子，我这个校长也没法干了。我来找局长，要求辞去校长职务，到县里哪所中学上点课算了，局长已经基本同意了。”

一九八九年十月中旬我回黑龙江搬家，从王科长那里得知：老杨到农业高中教政治去了，副校长也走了，原来的初三语文老师，数学老师，两个老伙计也走了。我不由得想起那夜里与老杨的对话：“树倒猢狲散啦！”“谁是猢狲？谁是树？”心里的确不是个滋味。

后来听说老杨也举家返籍了，不知是真是假，他也快七十多岁了。

两鬓秋霜

2010-12-18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