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下放那会儿,市场上还没有卫生纸销售,我们上厕所都是用的旧书本上撕下来的废纸。那时文化贫瘠,随便捡到一张印了字的纸,都要蹲在厕所看几遍。要是有张报纸那绝对是要从报头第一个字看到报尾最后一个字的,那在厕所也得蹲一个多小时了。而农民虽然没有文化,他们对孔夫子却是十分虔诚地崇敬,他们认为用写了或是印了字的纸去擦屁股,下辈子是要受到瞎眼惩罚的。所以,农民们解了大便之后都是用竹片或木片、稻草之类刮屁股的。你上厕所时,看见那粪坑里大堆的竹木片,就是他们用来方便的杰作。
我随父母亲迁到琳池,这里的交通比原来的固村便利多了,文化生活也比固村要丰富一些。那年,大队要组织文艺宣传队,他们知道我能拉会唱,就要我去负责。既是宣传队,有唱有拉还要有舞,整个宣传队就没一个学过舞蹈的,怎么跳啊?我就根据自己原来下放前看过的节目,凭记忆依样画葫芦编了几个舞蹈。其中有个什么《亚克西》的新疆舞蹈,由六个小姑娘跳,还要一个男的领舞,实在难咎其辞,那就只有我上了。我根本就没经过正规的舞蹈训练,就像跳大神般地随心所欲地自由发挥。农民们根本就没看过什么正规的文艺演出,看到我们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在台上活蹦乱跳地,还一个劲叫好呢!真是差点没把我的大牙都笑掉。
我们下放的琳池大队紧挨着一个垦殖场和一所”共大”(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他们那儿经常会放放电影。开始就是《地道战》、《地雷战》和八个样板戏的循环往复。后来就有了朝鲜的《摘苹果的时候》和《卖花姑娘》,我反正是每场必看,像《地道战》和《地雷战》,可能就重复看过十来次吧,连里面的台词都熟捻得能背下来了。有一次公社放《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消息早在五六天就家喻户晓了。到那天下午,生产队为了照顾大家去看电影,早早就收了工。天还没黑,从琳池到公社的五里路上,只见男女老少三三两两络绎不绝,个个杠着凳子,个个兴高采烈。电影开映前还有一个小时,公社电影放映坪上密密麻麻地坐满了人。看完一场,为满足大家的强烈要求,又再放了一遍。第二天在田里劳动,最热门的,也是唯一的话题就是关于孙猴子和那美女妖精。
那年,传来一个“特大喜讯”:宁都县城在放映日本故事片《追捕》。这无异在平静的热油锅中撒了一把盐,看过回来的人讲得眉飞色舞,口沫纷飞,没看过的人直谗得心里发痒,垂涎三尺。
那天,公社刚好有部大卡车放空开到宁都县城去,而卡车司机就是琳池村里人。那年头,最吃香的还是“三夫”(汽车师傅、大夫和屠夫),农民们经常要从县城或外地买点本地没有的商品,要搭个便车,或是家里有人要送到县城去医治的,甚至农民们有个打火机要用汽油充灌,都得去求司机,在物质和金钱都极其匮乏的时候,那司机能不吃香吗?而我们村里这位司机,人又长得高大帅气,有了这么一个吃香的职业,就更是连走路眼睛都不会朝下看了。他经常从外地给村里的妇女们捎点花花绿绿的时髦商品回来,有的连钱也不收的。据说在我们下放的这个大队里,凡是年轻一点有点姿色的女人都给他想办法“宠幸”过,所以我就很看他不起,暗地里称他为“花花太岁”,平时也不怎么跟他打招呼。
可这次轮到自己也要求他帮忙了,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村里的几位年轻人就约我一道,在头天晚上合伙请他吃了一顿饭,央求他答应了带我们到县城去。第二天,我和生产队的七八个小伙子搭上了他的便车,颠簸了一百二十里,来到了县城。
到了县城,我们找了一个最便宜的旅店住下。住宿一安排好二话不说,连饭都顾不上吃就去买票看电影。在那精神极度饥渴的年代,从来也没看过这么惊险的故事情节,这么优美的电影画面,这么好听的电影插曲,还有这么漂亮的电影演员。我们几乎是整日呆在电影院,接连看了四场,中途只出去买了几个馒头充饥,肚里虽没进多少食物,却美美地享受了一顿精神大餐。
在县城住了一晚,我们依然是搭那同村司机的卡车回家。真是奇怪,看过电影的我们,坐在那装满了水泥的敞蓬车厢里颠簸着,看天,天似乎是更蓝了;看景,景也似乎是更美了。不知是谁起了个调子,我们七八个人一起哼起了《追捕》中的那首“啦……”字歌,一个个脸上都荡漾着幸福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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