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原单位、离开了朝夕相处的同事很久了,至今还时常想起老李。
老李很平凡。我不知道他的名字,随着人们习惯地叫他老李;我不知道他的家乡籍贯,只知道他家在遥远的涡河岸边;我不知道他家还有什么人,只知道他有一个姐姐就在学校附近。
老李是学校的门岗兼司铃,这活计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但他的许多前任都不能胜任这个工作,或一走了之或被学校辞退了。老李来了,并且一干就是十几年。这大概是老李家里没有什么人、无牵无挂吧?这大概是他把学校当作家,把看门和打铃看作了自己的全部事业了吧?
老李打铃有两下子,一是准时,一是规范。老李的铃声可以说如播报北京时间那样准确,分秒不差,这是一绝。说起准时,老李不无骄傲地告诉我们,他是如何做的?学校给他买的一座闹钟,不是什么名牌产品,也不是什么质量信得过产品,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闹钟,甚至还显得有些旧,但到了他手里却能准确报时,他能准时打铃,还得益于另一个工具,那就是一个收音机。他的收音机常开着,一来听听节目,二来就是听听播报北京时间,然后把闹钟调准时。老李把准时看得很重要,久而久之,人们都和老李对照时间了。老李的第二绝就是打铃的规范,一下一下的响声就是预备,连着两声响就是上课,连着三声响就是紧急集合。连着三声的铃,我们一般人还一下子打不起来。全校师生都能根据铃声,可以分出个道道来。
比起打铃,看大门可不是什么好活。早上,学生上早学,学校尽管规定了开门的时间,但总有学生来得早,不给开门吧,学生在外面站着,冬天还要在外面冻着,他心疼学生,总是随叫随开门。晚上有时都睡倒了,还有人叫开门,睡梦中被叫醒真真不是滋味,特别是冬天,那个一脱一穿更是冻得难受。倘或那天睡着了,起来得少迟些,还遭人埋怨,背地里还可能骂上几句。这事在老李那里却过去了。
老李在我们学校拿的是临时工工资。那时还没有颁布《劳动法》,还没有最低工资保障制度,他的工资在学校那个群体中是最少的,所以他的生活水平最低。但他却能把自己的生活调剂到工资水平线以上。因为他在学校院内的空地上,开辟一块菜园。他的菜园是全校最好的,不仅他最有农民的经验,而且他有时间进行菜田管理,并且象农民一样给菜地挑大粪施肥。他还烧地锅,捡些柴草就省了买煤炭的钱。他也吸烟,但他卖烟却很少,因为无论学校来了谁,都要从门口过,认识的、不认识的都要递上一支烟,这时他就双手接过来,并表示感谢。所以老李对烟也有了研究,当问起什么牌子的烟好,时下一般吸什么烟他都清楚。他品酒的技术可就低了些,因为他的饭局很少,谁能找他办事呢?即使偶尔闯到谁家有饭局,人家给斟两杯酒,也是站着喝的,一气干了,马上就走,没有从容地品过。而自己打酒,就是一色乎的不上档次了。他把工资开支减少到最低限度,把有限的工资用在必要的开支上,所以生活才勉强过得去。
老李并不老,我就想他怎么就没有一点血性呢?在外打工也比这样生活好多了。后来我听说老李在临村有了情人,那个情人还给他生了孩子。嗷,老李在这里扎了根。我感到好奇,老李人长得黑,又有一脸麻子,怎么会有人看上他?原来她的情人是一个农村妇女,不很漂亮,但很风流,这在农村可是要被人戳脊梁骨的,她的脸皮就那么厚?后来才知道她也不幸,丈夫是个干鸟,不能让她享受做女人的快乐,也不能让她做母亲。她曾提出离婚,她的丈夫死活不同意,说不管怎样也要有一个家的样子,所以半怂恿半反对地准许她有情人。于是,她的前两个孩子都是和别的男人在打麦场上种下的,但人家有家有院,对她和孩子不管不问。后来她看中了老李,因为老李是个光棍,无父无母,无妻无子,可以和她可以长相厮守。老李得到了女人的温柔,她也得到了女人的幸福。她死心塌地跟了老李好上了,决心为老李再生一个,但违反了计划生育。我听说超生的罚款还是老李出的,后来风言风语还要老李结扎,那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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