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放的时候,在图书馆工作的那位亲戚,将他“冒天下之大不韪”抢救出来的外国名著,送了我一大箱子。看书,就成了我们六个知青紧张劳动之后的最佳精神享受。特别是农闲的时候,沐浴着暖融融的冬日阳光,六个人坐在木质阁楼的过道上,一人手捧一本书,在那儿互不干扰聚精会神地看着。要从外面来个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是哪个大学的学生宿舍呢。
后来本公社以及和外公社的下放知青,那些精神饥渴如囚徒般的人,不知从哪儿打听到了我有不少好书,就有许多人专程赶几十里路到我这儿来借书。人家跑了这么远的路来,我能敝帚自珍,不忍割爱吗?肯定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不但要借书给他们,还要招待他们吃饭。慢慢地书就越借越少,我们六个人的口粮也很快就告窟了。真是“花香招惹蜜蜂来,蜂至香销花飘零”啊!不过通过书籍的交往,我们也结识了不少的朋友。
下放在一起的六个知青当中,只有小吴是只念过小学四年级的,外国名著他看不懂,就天天捧着我带来的一本《现代汉语词典》看。他性格比较内向,看起词典来非常地专心。看了几个月下来,语汇量大增,对许多字的读音和一些生僻词的掌握,常常令我也自叹弗如。
小林、小陈、小代和我弟弟都是初中生,就我一个人念过高中,而且我从小就爱好文学,也在他们之前就看了不少名著,他们对我也很尊敬,所以自然而然地我就承当起了辅导他们阅读的任务。这些小弟弟们都是十分聪颖好学的,看了一段时间的名著,有时讨论起作品来,他们还能谈出一些非常有见地的看法和观点来呢。所以,虽然都是下放,我们这里比起其他的知青来,我们的学习和文化氛围都是最好的。
由于通过借书和外界的知青结成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经常捎信来要我们去玩。也因为我们的粮食经过他们这批“蝗虫”的扫荡,已不够供养自己,我就经常带着小林、小陈和弟弟背着一把二胡去走村串点。这个知青点住几天,那个知青点住几天,大家在一起对酒当歌,神聊胡侃。
每到一处,知青主人们都倾其所有,热情款待。有几个知青跟我们感情深了,觉得跟着我们很有意思,也加入我们漫游的队伍。这事不知怎么给公社书记知道了,就在知青大会上声称“要抓住”我这个“游击队长”。我们只好“坚壁清野”,“闻风而逃”,到别的公社知青点去找朋友,找饭吃去了。
后来小陈因为家里下放迁走了,小林也去广西投靠他姐姐去了,生产队就剩下小代、小吴、弟弟和我。小吴和小代是亲戚,所以我们四个人就等于是两家人的关系。我们仍然在一起看书,一起劳动,一起吃饭,关系还是相当不错的。因为下放初期的躁动期和“排异反应”已经过去,大家都很安心,劳动也非常卖力,所有的生活习惯和一般农民简直没有什么区别。
客观地说,在我们四个人当中,我和弟弟从小吃苦,锻炼也多,我们的身体是最棒的,劳动也是最卖力的。但每次评先进生产队提名的都是小代和小吴,我和弟弟从来都没份。说来也好笑,那时年少气盛,看名利还不像现在看得这样淡,尤其是付出了辛勤劳动的成绩得不到肯定,心里就自然会有些不服气。
我们两兄弟的体力、劳动,农民们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平时跟农民的关系也很不错,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就仔细琢磨和观察起来。终于给我发现了问题的结症所在:每天吃完饭,我和弟弟在房间里看书,而小代就带着小吴出去了,他们走家串户,东家坐坐,西家聊聊,自然跟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建立了非常融洽的关系。而我们呆在房里封闭自己,在农民看来,就是不合群,是架子大。
发现了问题在哪里,我和弟弟就决定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吃完饭也不呆在房间里看书了,天天到农民家去玩,去聊天。很快,我们也和农民建立了空前融洽、友善的关系。加上我们本来劳动就出色,生产队每次评先进都改提我们的名了。连农民家里做点什么好吃的也硬要拉我们去一起品尝。我们终于尝到了“关心群众疾苦”,“和群众打成一片”的甜头。也切身体会到毛主[xi]他老人家说的那些关于群众路线的,真的是很有道理的哦。
农民们是淳朴的,也是很实在的,“忠不忠,看行动”,“好不好,看耐劳”。弟弟为人很好,也吃苦耐劳,有个本生产队的年青姑娘对她很好。那姑娘家里是个独女户,她父母亲也看上了我弟弟,想招他去当上门女婿,经常就会搞点好吃的请他去吃,有时我这个“女婿的哥哥”也跟着沾沾光。
当然,后来因为父母亲的下放,我和弟弟一定要迁回家去,这门婚事就不能“有情人终成眷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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