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们这批下放知识青年当中，有许多人原来在学校就是文艺骨干分子，还有一些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参加过市里大学中学红卫兵司令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就有一种不甘沉寂的欣赏和表演情结。下放那时候不但电视机没有，连收音机都很少（许多人不是买不起，是怕沾上“收听敌台”的嫌疑），电影又没看，业余文化活动异常贫乏。为了活跃文化生活，大家就你一把二胡，我一支笛子地凑在一起，自发地搞搞文化娱乐活动。

那天，我和六七个同学背了几把二胡，一支笛子和一把小提琴从丰山出发，到石城县城去赶集。赶完集我们按原定计划，顺带到在县城附近一个生产队下放的几个同学那儿玩。我们在那儿搞了一个自由式的文艺聚餐（也就是现在人们叫做“派对”式的东西），合奏了几个曲子，听了几首二胡独奏，还欣赏了由同学自己表演的独唱和舞蹈，玩得十分尽兴。吃饭时主人们竭尽所有，尽地主之谊，不但搞了一桌可口的菜肴，还请大家喝了酒。吃过晚饭，我们就和热情的主人们告辞，准备回我们自己的生产队去。

当我们路过县城的时候，听得灯火辉煌的县里大礼堂歌声嘹亮，丝竹齐鸣。我们就急匆匆走进去观看，原来是县里正在举办一台文艺晚会，我们几个就在后排坐了下来。看了几个节目之后，大家都普遍认为质量太差，有的同学就喝起了倒彩。记不起是那一位还煽动地说：“还不如我们弟兄们上去露两手呢！”

趁着酒兴，就有人上台去跟演出组织者交涉。交涉了好一会，就有人站在舞台上呼啸一声，大家就全涌上台去，把人家准备了的节目和化好装的演出人员全部赶下台来。

好在乐器和节目都是现成的，连编排、彩排全都省了。谭小二拉了一个二胡独奏《赛马》，小宝跳了一个非洲黑人舞，我则自拉自唱了一首《好不过毛泽东时代》……节目一个接一个，台下掌声不断。

掌声一响，同学们干劲倍增，热情高涨，那台晚会全给我们冲改了，垄断了，好久没有出过这样的风头了，大家好不兴奋，好不得意。多少年后，这件事还一直吊在大家嘴上，成为砍大山的笑谈。至于后来县里通过这场演出，意识到下放知青中“人才济济”，县组织、扩大文宣队和剧团的时候，到下放知青中招收了不少演员，那是后话。

我在丰山公社下放的时候游过一次街。

那天正好是丰山三天一次的集市，因为平时没有商店可买东西，一大早各生产队下放的知青都来赶集了，大家要到集市上买菜，买盐、煤油、牙膏、牙刷和各种日用品。我买了自己需要的一点东西之后，就在街边蹲着。这时来了几个平时在一起玩得要好的同学。其中有一个姓王的同学买了一瓶白酒和一包花生米，就极力邀我们几个人去一起喝酒。

我们来到公社礼堂的舞台上，把花生米用纸铺在舞台的地板上，我们四个人就围着花生米席地而坐。没有杯子，我们就一人一口地用酒瓶当杯子，大家轮着喝。我们一边聊天一边喝酒，喝了好一会，礼堂里进来了几个农村小伙子。这几个小伙子一进来，就直奔舞台，大喝道：“礼堂是开会的地方，你们不能随便进来！”

我说：“现在没开会，你们又没锁门，我们走累了，坐一会儿怎么就不行？”

他们说：“这是公社的规定，说不行就是不行！”其中一个小伙子跳上舞台，就把我们的铺花生米的纸一把就给掀了，花生米立刻就“嘀哩咚咙”地洒了一地。

趁着酒意，我们就和他们推拉拽扯起来。立刻有一个小伙子就跑出了礼堂，掏出随身携带的口哨，像发现了台湾国民党的空降特务一样，凄厉地吹了起来。

听到哨声，立刻跑来了一大群人。说我们殴打了公社治保队的民兵，立即将我们四个人五花大绑起来。

我看其中有一个像是他们头头的人，便主动凑过去给他解释整个事情的经过，可是他一句话也听不进去，头一昂，手一举，大声喊了一句：“今天就要刹刹他们的嚣张气焰，让他们游街示众！”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也说不清”了。

看来他们对这种演习还是驾轻就熟的，立刻就有人拿来了四个破脸盆和几根木棍，发给我们一人一套，要我们一边敲脸盆一边喊：“我悔过，我不该打公社治保队！”

明明是他们找我们的麻烦，怎么我们打他们了？这不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吗？“士可杀不可辱”，我们都不肯叫，也不肯敲。看到我们不听命令，很快我的头上就着了一记木棒。

“大丈夫能屈能伸”，不能吃眼前亏，我就带着他们几个同学一边敲脸盆，一边叫着，乖乖地围着集市游走了一圈。

集市上有那么多赶集的农民，还有许多熟悉的同学，刚开始第一句觉得真的很难叫出口，但第一句既然已经叫出了口，第二句叫起来就没有一点困难和羞涩的了。通过那天的游街，我才真正算明白为什么“破罐子”会“破摔”了。

因为不是什么大事，伤人根本就是无稽之谈，游过街他们就把我们给放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