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放后第二次回家,是在距上次返赣两个月之后。接到母亲的来信,说从居委会内部的人透露,家里可能这几天就要下放了,至于下放到什么地方去还不知道。我一看信的邮戳,是四天以前寄出的。父母亲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两个弟妹又小,家里有没有下放?下放到哪儿去?作为一个长子,我不能不关心啊!我心急如焚,归心似箭,我一定要马上回家去看看。
我约了别班的一个同学叫童国浩的,由于平时我经常去他们下放的生产队玩,一来二去,大家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我那天一跟他说,他就同意了,实际上当时已经有很多同学早就跑回家去了。
第二天上午,我们顶着火辣辣的太阳来到石城县城。由于时间急,我这次就不想徒步走回去。没有证明买不到车票怎么办?我就决定爬车。
中午,在石城县的饮食店,我们一个人吃了一盘炒粉干,喝了点水,就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了。
我们来到石城县的那个丁字路口蹲了下来,守住往赣州方向开的货车。汽车在路窄人多的县城拐弯,肯定是要减速的,我们就趁它减速的当口爬上去,这是我的主意。
我们守了很久,好不容易等到一辆解放牌摇摇晃晃地开过来了。我们的精神为之一振,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等它一拐弯,我便一个箭步冲了上去,一下就爬上去了。因为我在学校练了多年的体操,身段还是比较敏捷的。而童国浩的身子比我高出一个头,身体看起来很强壮,但略显笨拙,爬得手忙脚乱,最后还是我把他拉上了车
爬上去一看,又是一部运粮的车。想起上次我回赣州的经历,我想这“粮”“良”谐音,粮食嘛,总能给我带来好运。
我们两个坐在装满粮食的麻袋上,看着路边快速退后的农田、村舍,心里好不得意。
车走了还不到半个小时,突然停了下来。我们估计是司机要加水或是撒尿,怕他看见我们,就马上蜷缩到里面去。却听得车下一声大喝:“你们以为我没看见你们爬车是吗?快点给我滚下来!”
我们两个乖乖地“滚”下了车。我一看那司机是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家伙,长得五大三粗的,估计我们两个也不一定是他的对手。我就极尽讨好陷媚之能事,一个劲给他说好话,还说我们家里多么多么困难,我们又是多么多么可怜。可这家伙不为所动,一点怜悯之心也没有,发动车子就绝尘而去了。
丢下我们两个人在路上,前不着村后不落店的,只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我就给童国浩分析起来,估计到这里离石城县已有十来里路,好马不吃回头草,往回走是没半点意思,还不如就往前走。我还用我上次徒步到瑞金的成功经验来鼓励他,他也就同意了。
由于这次我们是准备爬车回去的,所以连一个馒头也没买,那就只有借鉴上次的经验,用偷来的番薯和甘蔗充饥。
走了几十里路,太阳快要落山了,天也渐渐凉爽了起来。突然,童国浩叫了我一声:“你看,这是什么?”我看到他从路上捡起了一个比巴掌小一点的旧蓝布包。
我们打开裹着的几层布片,里面竟是三十元钱和一丈八布票!我前后看看,长长的公路上一个人影也没有。我怕掉了包的人会回头来找,就叫他赶快藏起来。但当时我们为了便于赶路,每人只穿了一条短裤,背了一个挎包,身上一个口袋也没有,我想了想,就叫童国浩把钱和布票塞到球鞋底下。
继续走了几十里路,天已经全黑了,估计没有人会来了,我怕走路把钱和布票踩溶烂了,就叫他把钱和布票取出来,放到挎包里去。
天边露出鱼肚色,月光渐渐被曙光取代,我们走到了离瑞金大约有三十里的地方。这时童国浩嘴上冒出了白沫,步子也迈得越来越艰难了。我估计他一方面是平时缺乏那种极限锻炼,二方面是十几个小时没有进一粒主食。怎么办呢?我就叫他躺到路中间拦车,看能不能搭个便车到瑞金去。
不一会儿,一辆拖拉机机冒着黑烟,“突突突”地开了过来,看见路上躺着一个人,就刹车停了下来。我走过去跟拖拉机司机交涉,我说:“我们是赣州的下放知青,这位同学突然生了疾病,请你帮个忙,送他到瑞金去,好吗?”那位司机听我说了半天,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说:“那你们上后面拖斗吧!”
我赶紧到前面扶起童国浩,慢慢地往后面的拖斗走去。还没走到后面拖斗边,那拖拉机一溜烟就开走了,气得我对着拖拉机的背影“呸”了好几口。
一看没办法了,童国浩就从挎包里拿出了那路上捡来的三十元和一丈八布票,颤颤巍巍地交到了我手里,有气无力地说:“你一个人先走吧,到了瑞金,再买点吃的给我送来,好吗?”那样子就像是红军伤病员对大部队难舍的告别。
我一个人走到瑞金县城,找到路边一个小餐馆坐下来,吃了一碗热面,还有五个大包子。长途跋涉的人不停下来,脚就像机械一样,没了疲劳的感觉。可一停下来,浑身就像散了架,再也不想动了。吃完东西,我休息了好一会,正准备买好食物去接童国浩的时候,远远见他拄着一根木棍一瘸一拐地走来了,我马上走过去扶他到店里吃了东西。
中午,我们仗着有那捡来的横财,像两个大富翁,在瑞金的一家大餐馆炒了一大盆蛋炒饭,还要了一个猪肝汤,美美地享用了一番。
下午,我们在瑞金找了一家小旅馆,开了一个房间想好好睡个觉。可是隔壁不知住了哪儿来的一对年轻男女,不停地在那儿亲热,弄得床板“叽叽喳喳”叫个不停。那旅馆房间与房间之间,只隔了一层薄薄的木板,一点声音都能听到。我们那时也就是十八九岁二十岁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哪听过这种动静?人家亲热,却弄得我们两个面红耳赤,浑身焦躁,翻来覆去,没点睡意了。
后来,我们是托旅店的一位服务员给我们买了两张车票(当然也是从拾得的钱里列支了),我们坐车回到了赣州。
回到赣州,我们找到先行回家的十几个插友,请他们吃了顿饭,给他们讲了我们这次回赣的奇遇,令他们钦羡不已。我们还利用剩下的钱和布票,给包括我们在内的十五个插友,每人买了一件新的白背心,还买了十五张舞剧《白毛女》的戏票,五毛钱一张,全是特坐的
那天晚上,我们十五个人穿着清一色的白背心,坐在赣南剧院第一排看《白毛女》。这成了剧院的一大奇观,不但是令所有的观众感到惊奇,连演员一出场看到这情景,也不由得愣了好几回呢。
我回到赣州的时候,家里已经被“押送”下放去了。我在同学家里住了两天,就匆匆赶到家里下放的宁都县去看父母和弟妹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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