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棵椿树现在显得更加古老。记忆里它是我见过最粗最高的树。身边的人，包括很老的老人也说不出它有多少岁了。树上有时会流晶黄的液体，就像它的老泪，粘在衣服上，洗掉是要费些周折；春天满树都是绿色的碎瓣花，花蕊里伸出几根稀疏的花丝，细白长长的，像洁白的银线，顶着淡黄的星星点点的花药；花朵之间夹杂重叠着，像在相互簇拥，又像在相互推搡，恐怕清风一过，就要落下一场诗意绵绵的绿雨，真是绚烂至极点了。

椿树是大木家的。再美的风景大木娘也是看不见：她是个重度白化病人，视力极差，看什么都是个团影。人们背地里也喊她白瞎子，或者是白头翁；听人说，大木娘结婚那天是用黑墨把头发染黑的，偏又是热天，坐在轿子里的新娘子捂的大汗淋漓，汗水打湿了头发，黑墨融在着汗水里顺着那异白的面孔流淌成浅浅的沟壑，可怜眼睛又看不见，拿着手绢儿胡乱地擦，等到落轿下来时，也就变成了一个花脸新娘，这桩事儿不知是多少人茶余饭后的嚼料。

可这样的女人大木爹为何会娶呢？当然你要看到大木爹的光景也就不会质疑了：腰弯的就像一座拱形桥，看他走路真担心他一头会栽倒在地，整天一手提个竹筐，一手拿着粪铲，满庄子找野狗，散放的猪羊拉下的粪便，然后交到生产队的蓄粪池里；那个池口有几平方米的蓄粪池深有两米多，里面的肥料多是大木爹这个沉默寡言的人捡来的。

当然大木娘也算不上下嫁，要知道大木爹可是村子里唯一不需要参加田地劳动的人，每个月民政部门还有复员津贴发给他，人家当年可是参加过赫赫有名的辽沈战役的一位解放军战士！只是在战场身负重伤，虽然捡来一条命，但是魁梧的身板却再也无法直立了，不仅如此，原本精明的一个人脑袋也受到重创，留下了癫痫病的后遗症，按照政策，他可以在解放后留在城里要政府给一份工作，可是他个人不愿意给国家增加负担，坚持要求回到原地，做力所能及的劳动。所以，人们认为他的脑子真的毁了，人傻了，要不何以会这样自找苦吃呢。

大木生下来取这个名字，估计和他家门前这个椿树有关！他的残疾爹娘也希望他可以像这棵树一样枝盛叶茂，子嗣繁荣，绵延不息。可是造化弄人：谁曾想他们一辈子就生这么一个儿子，还是个傻儿子呢？三四岁才会走路，六七岁才磕磕巴巴会说话。都长到十七八岁了，还是跟在穿开裆裤的娃娃屁股后面玩，智商也就相当于三四岁的小孩吧。

椿树到了夏天枝叶就亢奋似的疯长，大的枝头极力要盖住新生的，新生的又玩命似的要超过覆盖在它身上的枝干，抬头仰望，满眼的苍绿就如巨大的碧伞，遮住了蓝空上烈烈燃烧的太阳。遮天蔽日的大树下面是人们纳凉唠嗑的好去处。

乡下人吃饭随意，端着饭碗一边往嘴里扒拉，一边朝椿树下走，到了树下，脚上鞋子一退，一屁股坐在鞋子上，边吃边和不断来往的人打着招呼。

虽是午饭时间，大木家的早饭还在锅里煮着：白瞎子一天到晚就是手脚不闲也只能忙乎出两顿饭，她看不见，只能慢慢地摸索着去做，大木也长得人高马大了，可是脑瓜子和小孩子一样，什么也不会做，帮不上忙的。这会子早已饿得前心贴后墙了，眼睛直勾勾地瞪着别人的饭碗，舌头和着口水在嘴里蠕动，一副十足的馋嘴呆样；司空见惯的人也不理会他，扒拉光碗里的饭菜，冲着他翻个白眼，大木讪讪地扭过头对着他娘大喊：娘，可管吃饭呢？

大木爹早已习惯不吃早饭的日子。捡了一上午的粪，跑了多少路，谁也并不清楚，中午驮着弯背回到家，从大水缸里舀半瓢凉水咕哝咕哝饮下去，解渴了，也算充饥了；然后找个树荫下的角隅，离着人群，掏出别在腰间的烟锅，默默地点上，烟锅上的白烟和着香味在他落寞的眼神上徐徐地散去，他的脸因为癫痫发作栽倒磕破的伤口越来越多了，往往是旧的伤疤未好，新伤又添上。大树下虽然都是吃饭闲坐的人，可是谁也不答理他，他习惯这样沉默地来去，像个鸵鸟，孤独地在时光里守着自己的精神，自己的世界。

秋天，不经意椿树下就落了一地的的还带着半青的叶子。白瞎子走在树下，听闻脚下沙沙的声响，便用手罩在额头上，挡着亮光，（她这样病人怕见光的）抬头看树，看天，虽然只是一团光影，她依然看到深秋带着凉意在缓缓走来；她有些发慌，一家人的冬衣她要早做准备，别人可以三两夜捎带就缝制好一件棉衣，她需要一个秋天来做，对于一个盲眼的人，且不说针脚怎么样了，手被扎破那是常事，还得瞅着在树下闲聊唠嗑的好脾气的妇人，央求帮着忙才是，细致的地方，眼睛看不见自然是完不成的。椿树的叶子越是没完没了的落，白瞎子就越发心慌：除了忙着做饭就是摊平布料，撕扯棉絮附在上面，由于视力不好，返工的事十有八九，直等到落叶凋零飘尽，白霜挂在光秃秃的枝头，她家的棉衣在别人的帮助下，才能穿在身上。

大木一天天长大，依旧无所事事，还是成天满庄子闲逛，找小孩子玩。可是这样快活的日子也并没有长久，到了八十年代初期，生产队解散，田地包产到户，不劳而获的日子彻底结束了。大木父亲，这个从枪林弹雨走来的身残老人那点儿不用种地的待遇也无法享受了，队里分给他家三亩地，就这样这一家三口病，残、傻的人开始了新的艰难生活。

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是令多少人欢欣鼓舞的的年代啊，可是椿树旁的大木家似乎还在做梦似的不知所云：傻子自然也不懂，也不需要懂；大木爹癫痫病频频发作，精神也越发恍惚了，不吃药，也没钱治疗看医生，病情越来越重。每个月十来块钱的津贴补助，作为家用还捉襟见肘，生产队分来的粮食也只能要他们活在半饱不饿的状态。他不理会变迁的时代，依旧每天去捡粪，捡来也不倒在自己的田地里，仍然倒在那个无人管理的蓄粪池里。大家说，他是真的傻透了！

有天，大雨倾盆倒了一夜，到了早上，沟渠，池塘都灌满了雨水。大木爹像往常一样早起去捡粪，在蓄粪池边，不知是失足落入池里，还是癫痫发作，一头栽在里面；农村人劳累，凡遇到阴雨天会在家里多躺会休息，等人们陆续起来出去查看庄稼时，才发现大木爹飘在水上，把他捞上来，早已停止了呼吸。可怜，一个从硝烟弥漫的战场回来的人，一个在重炮轰击，机枪扫射顽强活着的人；一个有多大能力愿意做大的事的人，一个一生没有期望也没有怨言的人，就这样他去了！沉默地去了，他的额头脸颊，磕破的新伤和旧疤，还有战争给他带来的拱形桥的身板是刻在我童年里永生的记忆。

没有大木爹的椿树下面依旧和往常一样，人来人往，在这里吃饭，纳凉，嬉闹。大木还是看见别人吃饭就咽口水，家族里远房亲戚捎带帮他家地里播上种子，但是娘两又不会打理，只凭天意，有多少收成就吃多少粮食，还能怎么样呢？大木爹死了，那点可怜的津贴也没有了，日子越发过得紧巴。白瞎子有时一天就做一顿饭，贴一锅饼子，喝白开水，菜就是腌菜缸里捞出的咸菜。别人的日子是越来越好，唯有他们家过的要人不堪提起。

在大木爹去世后的第二年冬天，忽有一整日不见白瞎子出来忙乎，烟囱也不见冒烟，大木自己拿着剩饼子就咸菜吃，别人问他你娘呢，傻子说在床上睡呢。大家觉得不妙，去屋里看她，尸体都僵硬了。

大木吃娘做的饼子也算吃到头了，没有人再会为他做吃做喝了。开头还有人同情给他些剩饭剩菜充饥，久了，谁也不愿意白养一个毫无血缘又不会劳动的傻子，可也不能眼巴巴看着他饿死，虽然他有地，可是不会劳作，和没有又有什么两样呢？于是，有人把他带到城里，要他去乞讨，总能要点吃的，保命是没问题吧。别说，后来大家在城里看到他，他已经是个乞讨纯熟的乞丐了，大家说比在家里吃的还胖呢，看到老家的人，眼睛会一亮，大声喊着熟人的名字，要跟回来呢。但是谁也没有带他回来过···　

再后来，进城的人说见不着大木了，想他或许是流浪到别的地方去了，可是谁能说得清呢？不过大家又议论，他长得五大三粗，会不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带到哪个地方去做苦力呢？虽然他在家没劳动过，焉知在暴力拷打下他不得已也得学着做呢。大木还会回来吗？也许不会，也许明天就回来，都很难说！

冬天椿树落光了叶子，孤零零的枝干在在寒风中摇晃着，向着天空呜呜地哭，你不信？可乌鸦都听见了，它带着悲腔凄惨的问椿树哭什么呢？　?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