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时，我们只有语文课和数学课，老师也只用四川话教学，教室里没有课桌，只有凳子。我入学才一周，便从一个班调到另一个班，原来班主任看我又黑又瘦又矮，便想“眼不见心不烦”，撵走了事。此后五年，班主任不断变换，却都说同一句语重心长的话：好好学习，争取升初中，长大可以穿皮鞋。我说我看过飞机，我的未来在天上。老师和同学都发出一阵哂笑。

初三时我复读一年，目标只在考中师或中专。同学中有复读三年到五年的，读书都读得苍老了，还想苦苦熬出个中等职业学校。当时我还不知道有高中，甚或可以读大学。老师和家长也没有这类心思，他们唯一希望我早早“跳出农门”。我想去水库学游泳，他们不许，说是危险。我想去影院看《灵与肉》，他们不许，说是成人禁片，少儿不宜。我乐于下象棋，他们不许，说是贪耍必定浪费时间。我心头不从，却只得半夜下水，晚自习后挤到电影院门口徘徊，周末在田间地头与人捉对厮杀。

高中时全校教师都把莫大希望寄托到我身上：这学校从来没人考上大学，我的出色成绩或许能够保证它“不剃光头”。我开始爱好文学，却没人愿意指点，说是“不务正业”，还是考上大学再说。我负责管理一笔补课费，用来支付老师们周末上课的报酬；我以为周末去看街头的马戏更好，他们却把一笔小小费用看得极其紧要。我力图找几个有点思想、有点才华、有点激情的师长，找是找到一个，却又是个玩世不恭，乐以做秀赚取吆喝的角色。

大学时我们还没有电脑可以上网，大家的主题多在打牌、下棋、跳舞、看电影、谈恋爱。老师们似乎颇有一些学问，但我分明发觉，他们有真话不敢说出，有个性不敢张扬，有怒火不敢发泄，好像都在“夹起尾巴做人”。我们中间想入“党”的，想评“优秀大学生”的，想保送到其他学校续读的，便常往辅导员、系主任或书记校长的办公室跑。有的人送出许多礼物，有的人送出许多红包，有的人甚至当面与人跪下，回头来他们都津津乐道，仿佛这才是大学生的最大本事。

读研时我问我的导师，为何转眼之间就将自己的信念改变？他说他也没有办法，如果他还想正常生存，还想保住一个教职，还想尽到对父母妻子的责任，他就不能不放弃自己的坚持。我说自古便多舍生取义、矢志不易的先贤，你为何不能略事效仿？他说先贤也曾有适合先贤选择的环境，现在却只有犬儒苟活的空间，没有独立思想、自由精神的土壤。他很快成为博导，成为知名学者，但已和我见过的绝大多数专家、教授一样，只是既忽悠自己也忽悠他人的主儿。

我的学习历程不仅仅如此简易，我只在强调当前学校的某些现实：人多乐于后天的灌输，没人重视我们的天性；人多乐于分析利弊、追求功利，没人教我们审视良知、注重道德；我们的天性与良知，无形中、一步步便被考试、升学、求职、活命、保富贵之类扼杀；如果学校是屠宰场，教师便是刽子手；至于幕后的罪恶黑手，自然比学校、教师更可怕。

当我从教、从事研究多年之后，才发现以往的状况丝毫不得改变，反而变本加厉，愈演愈烈。改变的只是：校园建筑漂亮得多，教室功能完善得多，教师衣饰光鲜得多，学生几无补丁或赤脚。我送侄子上初中，班主任坚决拒收，说是本班男生已经够多，再多一个岂不更加麻烦？校长说班主任不收，他也无可奈何，最好是将问题学生送到其他学校。我说这个学生并非有什么问题，而是相当出色。校长说为何他的考试成绩如此之差？我说我从不看重他的分数，而在他心性如何、德行如何。校长苦笑数声，说好歹你也做过教师，这年头还这么“老土”，一点不懂当代教育的痛痒。

我恍然大悟，才明白此地的中学教育全国知名，此地的博士、教授、院士数量，更居全国之冠；此地处沿海，千年前便已形成风气，善读书就要读出去做高官、博厚禄，不善读书就要留在家头多挣钱、广造屋；此地今日之人，只要有一分之利，便须不择手段挣得；倘若谁论天性与良知，必使许多人笑掉大牙；教师的工资可以忽略不计，补课费才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重点中学很火爆，高三补校更火爆，十几家补校已经形成年产值过亿的黄金产业。

我曾指导一个初三女生写作，她的成绩特好，后来也考上本地最好的高中。然而她的文字，实在叫我震颤。她对学校及其教育的叛逆，原是建立在无数次内心阵痛的基础之上。因其博览群书，喜好探究，视角不愿与教科书及试卷苟同，不得不深受师生误读与苦劝，所以文多泣血而成。她写成半部《逃离初中时代》，当是教育前沿学生现状的第一手资料，势必惊动许多人心。只是她自己，才离虎口，又入狼窝，既在这个国度，就逃离不了严重伤害天性与良知的教育。然而，她能经得多少折腾，一生不被裹挟与同化？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