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位自以为是自己“家里人”的女同学那生产队吃了闭门羹之后,我就落户到了瓦窑前生产队。
在瓦窑前生产队队下放的,是原来我们班的五个同学,由于文化大革命两年来的派性斗争,他们五个人彼此之间也是人心隔肚皮,互相之间很不团结。我是“逍遥派”,原先在班上就一直就是受歧视,受排挤的对象,跟他们更格格不入,加上“兵败滑铁卢”之后的沮丧心情,我就很少呆在队里,经常到其他班同学下放的生产队去玩。
那时,家里还没有下放,城里的“革命”运动还如火如荼,家里是被冲击的对象。母亲写信来说,已经多次向搬运队和居委会提交了要求下放的报告,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批下来。自己很为家里的命运担忧,就想回家去看看。
刚开始那阵,对下放知青的管理还是很严格的,离开公社要请假,回家买车票要凭公社开的证明。我们刚下来不久,请假没有理由,证明更是开不到,怎么回家呢?
以前在学校,规定每天早上五点就要到体育场集中锻炼。我就练了五年的长跑,平时每天早上跑三千米,到了星期天就跑一万米,身体还是非常棒的。不能买车票,我就动了徒步回家的念头。那时我们这批学生下放,个个都是第一次远离家里,加上生活条件艰苦,大家都想家,要找个把陪练的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第一次,我和另外一个班的叫刘德峰的同学搞了一次返乡演练。
那天上午在石城街上赶集,我碰上了他,平时大家在一起玩过,关系还比较好。那天两个人在集市上玩了一会,我就问他:“你想不想回赣州?”
他说:“谁不想啊?可是没证明买车票,怎么回呀?”
我说:“走路呗,你敢不敢啊?”
他也来劲了:“你敢我就敢!”一拍即合。
有了陪练,说干就干,事不宜迟。我们在店里买了六个馒头,把外面穿的长衣长裤全脱了,装在自己带的军用挎包(文化大革命时期,学生都流行背军用挎包)里,每人只穿一条短裤,背个挎包就上路了。
离开石城县城是上午十点半钟左右,我们商定每走二十里路,就停下来歇息一会再走。走到下午一点多的时候,我们已经走出离石城近四十里路了。肚子饿得“咕咕”直叫,我们就找到路边的一条小溪,坐在溪边,就着溪水,三下五除二地把这六个馒头消灭了。
到瑞金还剩下一百多里路呢,任重而道远,我们不敢多休息,吃完馒头又接着上路了。我们还是按照原来商定的办法走,脚步一直没有停,但时间久了肚子却唱起了高调。那时的商品经济也不像现在那么发达,沿路一家餐馆也没有。责怪自己失算,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我们只好分工合作,一个人放哨,另一个人就溜到路边农民地里刨几个番薯,掰几根甘蔗一路解渴充饥。
等我们两人走到了瑞金县城,已是下半夜两点多钟了,一百六十二里路走了整整十六个小时!
月色溶溶,天上的星星眨着朦胧的眼睛,整个瑞金县城沉睡在如水的月光之中。我们来到车站,看到车站停车场内有几辆大卡车静卧在那里,我们就偷偷地爬上了其中的一辆。爬上去一看是装粮的车,我们便悄悄地合作,把靠驾驶室的几麻包粮食抬到了前面,空出了一个战壕般的空位,迫不及待地躺了下去。因为太困太累,不一会儿我们就睡着了,睡得像两头疲惫不堪的野猪。
待我们被摇醒的时候,太阳像个发亮水晶球般已经被抛到半空中。白花花的太阳光从车蓬的缝隙钻进来,刺得眼睛生痛。
车子在并不平坦的路上颠簸摇晃着,我们就无声无息地车后爬去,仔细观察,辨认地理位置。
乌拉!车已快到赣县,离家也就不到十公里了!我们欣喜欲狂,要知道这趟便车可省了我们一百三十多公里路的跋涉之苦啊!我们简直想放声歌唱,但又怕惊动司机,只好把巨大的喜悦暂时压在心里。
在欣喜的同时,我们又拍着胸口暗自庆幸:好在我们是爬对了车。要是爬错了,车子一开这么久,我们又睡熟了,南辕北辙,到了福建或是回到了石城,哪可怎么得了?真是好险好险啊!
卡车到了赣州,停在了一个大仓库门口。我们正想悄悄地溜下车去,司机走了过来,操着赣州话大声喝道:“你们这两个家伙还不给我下来?你们以为我没看见你们呀?”
我们两个人面面相觑,完了,原来人家早就发现我们了。我们像两个被人现场逮住的小偷,红着脸爬下卡车。一个劲地给人家道谢。那司机说:“谢什么呀?不是看我弟弟也在下放,我才懒得带你们呢!快回家去吧。”
我们再一次给他道了谢,一溜烟跑回家去。
-全文完-
▷ 进入猪不戒的文集继续阅读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