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我现在出名了，我不骄傲，但我还是很高兴，爹和发娃也会很高兴，因为乡政府很快给他们送去了两袋面，一瓶油，还有一套过冬的被褥。可家里没电视机，我担心发娃甚至看不懂别人给他看的那份报纸上关于我的新闻题目：一位农民工病卧立交桥下二十多天后死去。已经十岁了的发娃不爱上学，不收学费也不上学，他觉得上学没用，我也曾经这么觉得。可现在我有点后悔，我出名了，我的儿子却不能亲自读一读关于我的新闻，我死得就有点儿不够完美。

发娃的运气好，该他上学的时候，免收学杂费了。我爹去集上花十二块钱买来一个画满了小人儿的书包，哄发娃说：学校里好，学校里有小伙计儿一块儿玩。发娃撅着嘴拧着身子往后躲。我爹又说：去上学，就给你买棒棒糖。发娃的眼睛亮了一下，试探爷爷的话：你骗人！我爹卖山羊时曾经带发娃赶过集，给发娃买过一次五毛钱一个的棒棒糖，发娃那一次吃得心满意足，回家时一路上都是蹦蹦跳跳的。我爹趁热打铁，赶紧跑回屋，从填在枕头里面当枕芯的破袄的夹层里捏出一块钱纸币，在发娃眼前晃晃，说：去上学，马上给！发娃盯了纸币一会儿，头又低下去，小声咕哝了声啥。我爹问：说啥？发娃突然掉下两颗泪来，抬头仰望着爷爷，问：我上学，我爹会不会就来了？

我知道这一切，我的在天之灵知道一切过往。但我爹和发娃不知道那时的我正在省城一个小食品加工厂干活。我离家一年半了，年前在建筑工地当小工，过大年也没有回去。说好了大年二十五发工资的，又推到大年二十八；到了大年二十八，包工头找不见了。一群人急啊，就找开发商。开发商说钱开过了，不管。大过年的，一群拖家带口的人窝在工地的小板房里把伙房里剩下的白菜面条当年夜饭吃了一顿，半夜里，就有人跟外面收废品的通着气把工地上的钢筋弄出去一些。我不知道别人分了多少钱，我只知道自己兜里被人掖进一百块钱，够路费，还能再买两挂五千响的鞭炮，初一赶不上了，还可以破五放一挂，十五放一挂。我买好了汽车票等车的时候，公安局的人把我叫走了。我知道坏了，头一个想到的就是罚款。我没钱，那就一定会通知老家村委会，村委会再通知我爹，让我爹出钱救人。我爹哪有钱救我啊，我出来就是救他老人家和发娃的。到了一间房子里，我看见了我那一群倒霉蛋工友。有人开始审问我们，一个一个地问。轮到我了，我吓得说不出话来。然后听到啪啪两声脆响，之后看到一只大巴掌从我眼前回到了一个笑嘻嘻的人的胳膊上。我更加说不出话了。坐在一台电脑后面的人说：算了，监控里面没有他。笑嘻嘻的人拍拍我的肩膀（吓得我一抖），笑嘻嘻地问我：是罚款呢，还是拘留呢？一听罚款，我的头脑马上清醒过来，连忙说：拘留。拘留。笑嘻嘻愣了一愣，骂了一句：真他妈农民！又去问下一个了。半个月后，我出来了，饿了两天后，在劳务市场被人叫走了，到了一个藏在都市村庄里的小食品作坊干活，吃住算是有了着落。

我爹不知道这一切啊，他只好哄发娃说：你只要上学，你爹就会回来，带很多钱回来，给发娃买新衣裳，买新玩具。发娃默默地接过书包，又抬头仰望着我爹。我爹问：发娃，还有啥事？发娃说：爷爷，我还想娘！我爹不高兴了，拉下脸对发娃说：不是说好了不提那个坏女人？你咋这么不听话哩？发娃哇地一声就哭了。我爹愁得原地转圈圈，训发娃说：你又是要爹又是要娘的，叫我一个老头子哪里去给你弄？黑狗蛋，你个不孝的东西，你到底死哪去了，难为你不中用的爹！我爹气得直打他自己的脑袋，他脑袋上稀稀疏疏的白头发被打得嘶嘶溜溜地喊疼。发娃不敢哭了，我的聪明的小发娃拉住了我爹打自己脑袋的手。我爹就拉着发娃去村里的学校，路上，我爹又糊弄发娃，说：老师就是娘，一定会对你好。你要听话，读书，上大学，去城市里工作。爷爷等着享你的福哩！发娃一路不说话，只把手里的一块钱纸币攥得紧紧的。

发娃的娘是我明媒正娶到家的。那年我已经三十二岁了，为了寻个媳妇过日子，耗尽了全部积蓄盖起了四间新瓦房。正巧，发娃的娘头年因为不会生孩子被男人逼着离了婚，跟我只见了一次面就答应了嫁我。听说她在娘家跟嫂子闹矛盾也住不下去了。我爹说：那不是原因。还是俺的儿人好，人家是冲人来的。邻居疙瘩叔毫不留情地当面嘲弄我爹：人好咋不早早寻媳妇？还不是冲你们那几间新瓦屋！疙瘩叔是村支书，我爹不敢犟嘴，回到家里直咒疙瘩长疮疙瘩长疮！我得提前说一下，就在今年七月，最热的时候，疙瘩叔就是后脑勺上的大疮发作不止死掉的。不管怎样，发娃的娘来了，为了热热闹闹过个大喜事，我向所有能说着话的亲戚朋友都伸手借了个遍，三百五百，一千两千，都行。发娃的娘真争气，两年后给我生下了发娃，隔墙二嫂说，还是俺狗蛋兄弟能，硬是让石头下了羔儿。二嫂说的不对，发娃的娘不是石头，是块儿肥田，只不过是她原来的男人没能耐。发娃的娘也觉得洗掉了身上的不白之冤，发娃出满月十几天就抱着发娃回了趟娘家。发娃的娘就是我们家里的宝贝蛋，全家人都供着她。我干劲也大了，忙完地里的活，就跟着村里的建筑班子干活，抓紧挣钱还债。发娃的娘眼见一年年的钱剩不到手里，再也忍不住了，越闹越凶，最后开始动手打人。我的脸经常被她抓得破布一样。发娃两岁那年，我娘死了，我和我爹要干活，没人专门替她带孩子了，她的怨气就更大了，天天骂我穷鬼，骂我怂蛋，要和我离婚。我对爹说，我听说城里挣钱多，挣钱快，我想去城里，就怕您不会开拖拉机，一个人下不了水泵浇地。爹叹口气说:你走吧，顺便躲几天，让她消消气。爹还能动，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城市就是城市，花花绿绿的让人眼睛忙不过来。天黑了，我跟着几个同乡进了一个工地，把铺盖卷扔在一座帆布帐篷里。但一连五六天都没活干，听说工地有啥问题，开发商正在找人解决，一时半会儿开不了工。虽说工地上管吃，可我们闲不下去啊，有人就去街头的十字路口蹲着，等人来雇。就这样，大家前前后后都走掉了。我落在最后，是因为我没有一技之长，自己找活干心里没底气。正好包工头也等不下去了，又带我去了新工地。那是春暖花开的好时候，但我感觉不到——春季的白天长啊，太阳升起来好像永远不想落下去一样，每天早上五点半上工，晚上八点半才能收工，浇筑水泥的时候还要轮流加班。那十七层高的大楼，就是被我们的血肉肩膀一点点给扛起来的。麦收前，包工头怕大家回去收麦，许下：谁留下，一天加二十块钱，二十块钱每天给现钱。我心动了，向工头保证不回去，但希望他让我预支点工钱寄回家。包工头知道我老实，没有花花肠子，但还是叫人陪着我去邮局把500块钱寄走才放了心。秋收前，我有七个多月的工钱在包工头那儿压着，包工头已经不怕我走了，也不再让我预支工钱寄回家了。我没有回家的路费，只好在工地上干下去。后来就熬到了年关，年关的事我已经说过了。

那个春节，发娃的娘没有等到我回家，在家里摔盆子打碗，吓得我爹大气不敢喘一口。刚过完年，发娃的娘就领着发娃回娘家去住。住了两个月，把发娃送回家，一个人就走了。走了，不是回娘家，是跟别人走了。我的爹在家里天天骂我，骂我不争气，骂我没心肝。我的爹，您骂我最凶的那几天，你儿我发着38度的高烧还在高高的脚手架上绑钢筋笼子啊。我拼死拼活地干，不就是想有个好日子吗？

小食品作坊的老板是一对夫妻，他们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好的老板。他们管我吃住，每月还按时给我一千二百块钱的工钱。中秋节给工人每人发过二斤散装月饼，冬至那天猪肉大葱馅儿的水饺随便吃，过年了，除了工钱，每人还发了50块钱的红包。那一年，除了麦收前给我的爹寄去1000块钱，秋收时又给我爹寄去1000块钱外，年底，我的缝在大裤衩上的布兜里还积攒有6200块钱。那是个多么美好的春节啊，我像考中了状元回乡夸官一样，红光满面地、大兜小兜地回家去见我的爹跟我的发娃。你不知道我的发娃见到我有多高兴，他念在学校里学的拼音给我听，唱在学校学的儿歌给我听，讲学校里同学的故事给我听，一整天都嘎嘎嘎地笑。我出门上街，他就像只小狗儿一样跟着我，怕我像他娘一样远走高飞。我带我的发娃赶集，给我的爹买了双新棉鞋，给我的发娃买了新衣裳，给我的没了媳妇的家买了一堆又一堆的年货，有肉，有鸡蛋，有粉条，有鞭炮，有花花纸，还花五块钱请回家一张财神爷像，供在堂屋门后的干净的墙上。财神爷保佑，保佑我狗蛋发财，发大财。我的日子好了，发娃的娘就不再嫌弃我了，就会回到这个家。没有女人的家哪像家啊，冷清得就像没有炉火的空房子。发娃的娘你回来吧，你回来发娃就又有娘了，发娃夜里就不会再哭醒了。你不知道，发娃他憋屈啊，想娘，不敢说——我的爹一听发娃提“娘”字就会发脾气，就会骂人，就会使劲儿打自己白发稀疏的脑袋。

过了年初八，到了年初九，我要回那个小食品作坊挣钱了。发娃拼命地搂着我的腿不放手，哭得泪眼巴巴，哭得我跟着掉眼泪。我说：我的儿!不是爹不带你进城，城里的学咱进不去啊，进去也上不起啊，一下子要一万多小两万块钱，把爹卖了也不够啊。发娃不懂，只是哭，眼睛红得像烧烫的烙铁，烙得我心里一阵阵的痛。我的爹说:大过年的，你就跟孩子多呆几天吧，过了十五走。我只好解开了行李。

这之后，我走一步，发娃跟一步，我上厕所他也要在厕所门口等着。十五晚上，我终于下定决心，对我爹说：干脆，我带发娃走吧。我的爹立马反对：不行，孩子去城里咋上学！我说：爹，孩子能上学又咋了？村西头刘旺家二小不是例子？爹看看我，一时不知道说啥好。村西头刘旺家二小大学毕业两年了，还在城里给人家饭店端盘子，挣钱也不多，村里人在城里亲眼见过的。倒是村里几个进城做生意的初中毕业生家里起了漂亮的小洋楼，买了面包车一溜烟地跑着。我说：发娃七岁了，男娃不吃十年闲饭，到城里溜达溜达也好。我的爹摇着头说：不行，你哪有工夫管孩子！城里一无亲二无故，孩子跟你要受大罪的。再说了，我这么一把年纪了，活着图个啥，不就是孙子吗。孙子天天在我眼前晃着，我活着还有点儿心劲儿，剩我自己一个孤老头子，这家不就是口大棺材吗？不管你说啥，发娃不能跟你走。你要是争气，就在城里好好干，挣钱，将来早早给发娃娶媳妇。我的爹很坚强，他没有哭，说完话嘴巴绷得紧紧的，好像嘴里不多的几颗牙齿偷偷地狠狠地在咬碎着啥东西。

正月十六一大早，趁发娃还熟睡着，我离开了他。那是我们父子在人世最后的相聚。

我卖力地干活，特别是每当得到老板的夸奖，我就不再是卖力，而是卖命了。工人走的走，来的来，就我一个人干的是长工。第二个月发工资时，老板又偷偷塞给我一百块钱。头一回，我到街上的小吃店里一个人点了两个小菜，喝了一瓶啤酒。小作坊的生意很好，每天都有厢式货车来拉货，老板夫妻经常笑盈盈的。可惜好景不长，有几天老板夫妻神情惶惶，经常贴着院门的缝隙往外看。听大家议论，好像有记者来村里调查黑作坊了。不久后的一天下午，大铁门被咣咣地拍响，门开后，一下子涌进来几十个穿各种制服的人。小食品作坊就这么完了。我又茫然地站到了城市的大街上。

我要发财啊，我的爹、我的发娃、我的发娃的娘，都需要我发财，我不敢歇，我不能歇。躲在公园的厕所里，我把身上的钱掏出来数了数，有二千三百六十二块钱。我心里有底儿了，我要用这钱做生意。做啥也想好了，卖烤红薯。烤红薯这事儿我打小就干，那还是在生产队，跟几个小伙伴偷扒几块队里的红薯，躲到干枯的小河沟柳树下，用土坷垃垒成塔样，在下面用捡来的柴猛烧，把土坷垃烧红的时候，一脚把那“塔”踩下去，半小时后，红薯就被烧红的土坷垃煨熟了，扑鼻的香气能把野兔子都吸引过来。说干就干，先找人焊制了一辆能推着走的烤炉，花掉了六百五十块钱。又在都市村庄租了一间楼顶上用石棉瓦搭的小房间，交了仨月房租三百六十块钱，又花八十块钱买来一袋红薯。六七天后，就上街了。

上街第一天很不顺，炉子的隔热层没整好，火候把握不住，红薯要么烤得夹生，要么就是烤糊。好不容易开张，一个小伙子给女朋友要了两块，女朋友咬了一口就呲牙咧嘴地叫起来：生的啊!结果，四块钱退回去不算，小伙子又把我不轻不重地训了一通。收工，整炉子，又花去70块钱。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到都市村庄的村口去卖，刚卖了两块烤红薯，就有一个麻子脸推着他的烤红薯车挡在我前面。我请他让开，麻子脸就捋起袖子朝我走来。麻子脸瞪着眼问我：哪来的？为啥敢占我的地盘？我说：这地盘上又没写着你的名字。麻子脸用手指着我的鼻子说：老子在这儿七八年了，村里的孬小儿我都认识。麻子脸威胁我。我说：我又没惹谁。麻子脸就横起来，吼我：让开！他拉开要打架的架势，拳头高高扬起在我正前方。我有点儿怯，但嘴上还硬着说：不让开。然后他的拳头就落下来，我慌忙后撤，却看见他落下的手抓起我炉子上烤好的几块红薯噼里啪啦地摔倒了地上。很多看热闹的人围了过来，有人喊：打呀，打呀！还有人对麻脸子喊：老麻，不能孬种啊!麻脸子对喊话的人嘿嘿笑一笑，示威地等着我，并不进攻。两分钟后，我对他说：你让开，我走。

去哪里卖呢，每个我觉得合适的地方都有人卖烤红薯。我推着烤红薯车在人行道上漫无目标地走，走累了，就在路边停下来，是公交车站牌后面。刚停下来，就有人来买红薯。那个上午，我卖了三十多块钱，心里很高兴，第一次发现城市的大街是那样温暖、美好。第三天，我在专心烤红薯的时候，几个人围了过来，一个人把我拉一边，另外的人就砸我的烤红薯车，砸得七零八碎。砸碎了，又被扔到路边停着的一辆客货两用的小车上。车上写着“城市监察”字样，我不敢说话，我知道遇到克星了。我暗暗地把气息都运到脸上，准备接受他们的巴掌拍打。不过，我遇到了好人，他们没有打我，教训了我一通就开车走了。我蹲在地上，不顾路人的注视，抱头呜呜地哭。我还没来得及感觉梦想的温度，我的梦想就死了。

我在闷热的小屋里睡了两天两夜后，去劳务市场找活儿。三天过去了，五天过去了，没有一个雇主要我。第六天，好不容易有个老板要洗碗工，看中了我，一位短头发的女人又降低五十块工钱把活儿抢走了。

在我躲到劳务市场旁边的小酒馆里借酒浇愁的时候，发娃也不上学了。像很多地方一样，我们那里的农村也开始撤校并校，我们谷堆村的小学校被并到五里外的所谓中心校去了。本来就不想上学的发娃这次死活不去了，我的爹也没气力和工夫接送他，想跟我商量咋办，又联系不上我，不满八岁的发娃就辍学了。辍了学就天天疯跑着玩儿，还学会了跟我的爹犟嘴。我的爹问发娃：你不上学，长大干啥？发娃自豪地说：跟俺爹一样，进城打工，挣大钱！

第八天，我真的找到了活儿，一家公司招装卸工，要很多人，没人跟我抢了。坐一辆大巴车走了很远，快出市区的时候才在一个大货场门外停下来。领我们去的白胖子指指货场说：没骗你们吧，以后就在这儿上班，干好了，每月工资能拿到五千多块。我吃惊不小，觉得财神显灵了，激动得心里砰砰跳。白胖子又说：正式上班前每人先交三百块钱押金……有些人要走，呼啦啦围上来一群保安。白胖子说，走也可以，交50块钱车费。我不明白这么好的工作为啥还有人要走，就第一个交了300块钱押金，我注意到有人对我撇了撇嘴。

交完钱，我领到了一张工作证。给我证的头头说：下周一正式来上班。

下周一，我高高兴兴去上班，发现办证那间屋子里换人了。问人家，人家说刚租下两天，不知道原来这里是干啥的。我被人糊弄了。

在我兜里只剩下80多块钱的时候，房租到期了，我扛着我的铺盖卷走出了那个小房间。去哪儿呢？那么大的城市，到处是高楼大厦，到处是明亮的灯光，我却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天黑了，我被从公园里赶出来。在一家银行的台阶上我铺下被子躺下来，刚要睡着，巡防队过来了，不让我在那里睡，还查了我的身份证。我说屋檐下都不让我睡，叫我去哪呢？一位巡防队员好心地劝我：找不到活儿就回家吧。我说回家我今晚也得休息啊。那位巡防队员叹口气，说，不嫌远的话，去东三环立交桥吧，那儿不撵人，很多找不到住找不到活儿的人都去那儿。我打着困顿的哈欠裹好铺卷走人。走了几十米远，我忽然觉得那地方很熟悉，回头看我刚才睡的地方，那楼，那银行的高楼，十七层，就是我干了一年没拿到工钱时封顶的大楼啊。那是我亲手盖起来的大楼啊！为啥睡一睡台阶都不让呢？

我是第二天才找到东三环立交桥的。我的出现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在意，好半天才有一个人问我：来多久了?不等我答话，那人就自言自语起来：我来半年了。活儿不好找，有时一口气干上十天半月，有时七八天没一点活儿，挣一挣，花一花，剩不住钱。唉!后来知道那人叫大熊，比我还大两岁。我快死的时候，就是大熊给我呼叫的120。我没说话，递给他一支烟，他掏出打火机先给我点着，再点着自己的，两个人开始默默地吸烟，好像一百年前就认识似的。

太阳睡了，路灯醒了。那些掂瓦刀的、拿锯的、扛铁锹的、背编织袋的、抱弦子的……许多人像树叶一样被晚风吹回立交桥下，一个个累得捶腰打背的。那些白天卷着的铺盖被摊开就是一个个家。似乎有几个人还大声说笑了一会儿，又很快静下去。那些气力多得用不完的铁家伙们，在我们身边在我们头顶之上轰隆隆地驶过，蛮横地地敲打着我的神经。我睡不着。后半夜，风凉了，凉凉的夜风穿透我破旧的夹衣，我把被子裹紧，只剩两只眼睛，呆望着远处城市的灯火。我极力地想要辨别那些灯火的颜色：红色？黄色？橙色？紫色？似乎刚刚弄清楚，眼睛一眨吧，一切又模糊了，于是重新辨别。无数次的重复后，我的眼皮开始沉重，远处的灯火慢慢浮上天边，成为一片模糊不清的光晕。

我很快就喜欢上了这里。在这里，我就像一块土坷垃被扔进土地，与周围没有一点儿的区别，让我觉得安心、自在。虽然肚子经常挨饿。大熊有一口小铝锅，平时裹在被子里，用时就拿出来，可以煮点稀饭、面条。我的第一顿饭就是大熊招待的。我过意不去，去路边买了八个包子。大熊说：省着点吧，难的时候八个包子敢吃三天呢。我信，可我还是想在这里有一个有吃有喝的豪华的开始。

我的运气不错，只闲等了一天，就有一个去小区清理一段下水道的活儿找上门来，我和大熊还有另外三个人去干了。下水道里真不是人待的地方，各种稀奇古怪的臭气隔着口罩往鼻子里打，那个叫老韩的杞县人三分钟不出就哕了。但没有一个人退缩，我们紧闭嘴巴，把各种骂娘的话都憋回去，很努力地干活儿。一连干了三天，每个人挣了200块钱。可接下来有十几天又闲起来了，200块钱一半儿多又被吃进了肚子。这种干一干、歇一歇，挣一块吃八毛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

冬风已经刮了已经很多天，在我的手脚都被冻得几乎成疮的时候，我挣到了那个冬天里最大的一笔钱：七百五十块钱。那是我跟着一个市政施工队铺了17天路砖的报酬。我给我爹和发娃寄去五百元，然后到路边那些二手衣服摊位上，二十六块钱买了件棉袄，十块钱买了条棉裤，两块五毛钱买了一双棉手套。终于有了不怕冬天的资本了，那天夜里我睡得比蜜都甜。

过年的时候，立交桥下冷清下来。大熊也回老家了，他走的时候问我啥时走，我说你走后我就走。大熊说：这就对了。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大熊以为我会走，把他那口小锅也带走了。我不走，因为就算我回家，我的爹和发娃还得过个穷年，那我回去干啥呢？我没脸回去。再说了，这时候要是有人来找人干活儿，就没人跟我抢了，保不住还能多挣几块钱呢。可是没有，没有一个人来要人干活儿。年三十晚上，我想找一家临街临路的门市远远地看会儿电视节目，我向桥南走了二里路，又折返身向桥北走了二里路，失望地发现平时那些亮灯到深夜的门市都从地球上消失了。我回到立交桥下，钻进被窝里，很不甘心年夜晚的平淡，就小声哼起了自己快要忘了的那些歌曲，年轻时唱过的那些歌曲，比如《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啦，《外婆的澎湖湾》啦，《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啦，歌词都记不全了。我在自己给自己举办的春节娱乐晚会中倍感满足地睡去。那时候我的爹正孤独地躲在灶间流着眼泪骂我。发娃随一群孩子疯去了，他已经习惯了没娘又没爹的日子。

在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里，我再没有给我的爹和发娃寄过一分钱，我甚至已经不知道他们的任何消息。我不知道每天的具体日期，也没必要知道是什么日期；我只知道立交桥边的野草发芽了，变绿了，又黄了、枯了，我只知道立交桥下的面孔有时熟悉的多有时陌生的多，我只知道日子的区别仅在于只喝一碗稀粥还是有包子可吃。靠捡废品过日子的那段时间我经常去长途汽车东站转悠，有一次遇上我们谷堆村的刘大宝，他扛着一个大包正往车站入口方向急匆匆地走，我喊了两声“刘大宝”，他两次回头，硬是没寻到喊他的人，就进站了。其实我就在离他五六步远的地方，还朝他笑着，但他的目光从我身上飘过去，根本没注意到我就是他们村的狗蛋。我在一面玻璃墙上看我自己，才发现我也不认识自己了：又脏又长的头发，又黑又瘦的脸，又破又不合体的衣服……自那以后，遇到同乡我再也不敢招呼了，虽然很想向他们打听打听家里的情况。

我的身体好像不够扎实了，经常感冒，挺过去很多次，又遭逢很多次。老韩给我出主意，让我装残疾人去市中心乞讨。我一听就恼了，我说我是进城打工挣钱的，是靠自己的劳动生活的，我不是拿尊严换饭吃的。要去你去！老韩冷笑着不说话，我知道他在笑我死要面子活受罪。那时我也想过，实在不行就回家吧，家里好歹还有亲人还有几亩地。又总觉得不甘心，总觉得明天就会有活儿干有钱挣。但不论怎样，我知道我不能去干那坑蒙拐骗偷讨的下作勾当，我不能让我的发娃将来被人耻笑有一个很混蛋的爹。

暖和的季节总是很短，风又冷起来了。

有一天，大熊高兴地对我说：找到活儿了，能干一冬天的。都市村庄要改造，拆迁队要人哩，说是一天八十块钱。你能去吗？我忙说能去能去。其实我头天夜里还在低烧。第二天到工地上，人家给我一把大锤，让我砸拆下来的楼板。我抡了十几下，就觉得浑身酸软，抡不动了。我恨我这不争气的身体。有人过来呵斥我，问我到底能不能干。大熊过来问：是不是还病着？要不先歇两天再来。我说能干，但那把大锤沉重得像一座山，我怎么也抡不起来了。我说：我能不能换个轻一点儿的活儿，我少要点儿工钱。拆迁队的一个小头目懒得理我那么多，说：能干，干。不能干，走人。

我躺回了东三环立交桥下，这一躺，再也没有起来。

先是高烧，浑身着了火一样。然后是寒冷，觉得棉被都像冰块儿。我兜里还有三十多块钱，托大熊下班时买回些药，吃了，感觉似乎好了一些。因为我经常感冒，大熊仍然觉得我会挺过去，盼我快点好了去干活儿。七八天过去了，我连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大熊才着了急，他也没办法，想半天，拨通了110电话。110问明情况，让他打120　电话。大熊拨通120　，120的急救车一小时后来了，一个司机，两个白大褂。那个戴眼镜的白大褂拿听诊器放到我胸口听了一会儿，抬头对围观的人们说：也没什么大病，就是发疟子。问我：要不要住院治疗？我说：我没有钱。戴眼镜的白大褂侧着耳朵大声问：说什么？我说：治。可我没有钱。我觉得我用尽了全部力气在说话，可我的嘴唇却不听使唤地只是在微微蠕动。戴眼镜的白大褂反问：不治？然后，他站起身，跟另一名白大褂说了会儿什么，又回到我身边，蹲下，掏出五块钱放到我被子上，说：我兜里就这五块钱了，留给你吧。

120急救车完成任务似的又尖叫着跑了。

既然大夫都说没啥大病，大熊就骂我：你个熊狗蛋，不吓人好不好？！限你三天给我站起来！大熊把煮好的粥喂我喝了一碗，嘱咐我好好休息，就上班走了。我躺倒以后，都是大熊照顾我。早上喂我一顿，晚上下班回来再喂我一顿，花的都是他的辛苦钱。我多想爬起来向大熊鞠个躬说声感谢，可我就像沉溺在深水中一样做不了自己的主。有时候不知道身体的哪一部分针扎一样地疼，有时候昏沉沉睡去如同一张纸在风中飘，我的胳膊腿儿都已不再属于我自己，我让它们动一动，它们都不肯。

有一天早上，我全身的疼痛忽然消失，我喝完了大熊喂我的半碗面条，对大熊说：拆迁队还要人吗？大熊见我开口说话，音色朗朗，先是吓了一跳，接着就哈哈哈地大笑，说：你小子可熬过去了！要人，要。你小子能给我跳一下就跟我走。我说你不会死吧，不死就有好日子。知道不，报纸上说了，今后十年中国人收入要翻两番。到时候咱们可不就多挣两倍的钱了？不信我给你找找报纸，昨天从工地上捡的。他开始在他的被褥间找报纸，却没有找到，想一想，拍拍脑门，不好意思地笑了，说：嘿嘿，忘了，昨晚上拉屎擦屁股用了。我说：我信。我还要攒钱给我的发娃娶媳妇哩。大熊说：你个熊狗蛋，你发财了，得把吃我的加倍还我。我说：我请你吃三天包子。大熊说完就上班走了，他的背影高大而魁梧。

大熊下班回来喊了我好几声，又去推我，边推边叫，我都不再理他了。大熊慌了，掏出他那部老式手机就拨打120。120急救车来到的时候，我看见一个白大褂掰了掰我的眼皮，然后对大家说：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我的灵魂其实没有离开，我就在他们头顶轻盈地飞翔，我其实正在大声地对他们说谢谢，可他们听不到。他们停留了一会儿就走了。我看到大熊哭了，他用他那口小破锅煮了点热水，倒进我每天在用的瓷碗里，用一条还算干净的毛巾蘸着热水为我擦洗脸上的污垢，他不想让我走得太邋遢。

我不明白大熊为啥要哭，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我就要回家了，明天，还会有记者来采访你们，让你们讲有关狗蛋的故事；明天的明天，乡政府还会去给我的爹和我的发娃送东西；明天的明天的明天，我还会看见我崭新的坟茔安置在我的责任田的一角，这回我要好好地听一下那些麦穗拔节的声音；明天的明天的明天的明天，我的发娃会带着大红花娶回一个温柔漂亮的媳妇，然后，他会对新娘子说：我爹上过报纸……只是，大熊，我许给你吃三天包子的事得往后推一推了——请你去找我的发娃，告诉他，他的老子欠你三天包子，他会替我信守这个承诺的。

为我祝福吧。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郑州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