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亲带着三弟和妹妹，被押送到宁都县洛口公社麻田大队乃头生产队，那是个很偏僻的山区。离县城有140里，离公社40里，离大队也有15里地。父母带着一家被生产队安排在一个没人居住的半山腰的土屋住下。那儿山高林密，农民靠在小丘的山田种稻谷度日，由于地瘠水冷，稻谷产量很低，一个壮年劳动力干一整天，到年底分红的报酬也就七八毛钱左右。那儿又是山清水秀，到处都是原始森林，一年到头，漫山遍野都是野花野果，家里厨房边就有一条从山上流下来的汩汩山泉，连做饭、洗澡用的水都不用去挑。

父亲带着三弟和妹妹参加生产队的劳动，父亲打六分工分，三弟四分，妹妹三分，一天下来能赚十三分工分，分起红来大约也就不到一块钱吧。母亲就在家里打点柴，给他们煮饭，喂喂鸡、鸭，还学农民在家里养了一头猪，打猪草也就成了母亲的一项主要工作。虽然没有现金收入，但柴、油、菜、米都不用掏钱去买。尤其是农民们没有那么多阶级歧视观念，经常还给家里送点菜啊什么的，使人感到一种被人关心和照顾的温暖。一家人在一起，虽然日子过得艰苦点，但母亲觉得过得还是很舒心的。

我那时和二弟作为知识青年，在这个县的另一头插队落户，相距父母下放的地方有二百四五十里。家里下放以后，那时因为一则没钱；二则即使有钱，没有生产队和大队、公社出的证明也买不到车票，我和二弟便徒步回家看过两次。每回一次家，来回就得走上四天山路。那时没有粮票什么食品也买不到，我们就到沿途的知青点蹭饭吃，实在找不到蹭饭的地方，就买点水果糖充饥。有一次回家，我们已经走了七八十里地，还没有吃上一口饭，饿昏了的二弟就冲到一家农户家的院子里，抓起一团人家晒来喂猪的蕃薯渣（就是过滤了薯粉剩下的薯渣），就大口大口往嘴里塞……

我们每次回家，母亲就把家里所有好吃的都搬出来犒劳我们。我们也就把我们这边生产队分的一些豆子、花生，还有我们自己舍不得穿的衣服带回家。回到家里，我们就尽力帮家里整理整理菜地，砍上一大堆的劈柴……在那种年代，作为两个没半点经济收入的知青，我们还有什么能帮上家里的呢？

1969年，“一打三反”运动开始了，全国到处都在狠抓现行反革命。我原来读书的中学因为原来出现过多条“反动标语”，抓了一个嫌疑人（文化大革命以后，据说才弄明白是另一个老师所为，但那时“反标”已不成为反标了）因为缺乏证据又放了。嫌疑人放出来便送来了我们下放的地方，同学们很怕惹到这个麻烦，就没人搭理他。我跟他关系不错，经常在一起玩。运动一来，旧事重提。因为我和他关系密切，家庭成分不好，又喜欢写写画画的，就把我从农村弄了回来。回到学校的第二天，我就被关了起来。

我被关在由学校教学楼的一个厕所改建的小房间里，房间的窗户用木板钉死，并糊上了报纸，房间昼夜开着一盏电灯，进去了你就分不清白天还是晚上。门口有红卫兵日夜轮班把守，吃饭、喝水、洗刷用水全由他们送。军代表和工宣队轮番对我进行疲劳审讯，一口咬定是我写的，要我承认，还说马上就要将我转到公安局的看守所去。

自己根本就没不沾边事，现在非得要自己背上这个大黑锅，还言之凿凿，还要给我“判刑”！我感到冤枉，我感到绝望。我也是个非常血性的汉子，那天下午审讯回来，我找到自己带来的一把水果刀和一块砖头，躺在床上。我用砖头狠命敲打水果刀，在自己脖子和喉管上扎进去四刀，我听着血冒着气泡汩汩地从喉头往外涌。在神智还清醒的那一刻，我泪流满面，我在心里说：“妈，我对不起你了！你那么辛苦将我养大，还没对你有一点报答，我就要走了。我这是没办法啊！你原谅我的不孝，让我下辈子再做你的儿子吧……”

幸而在门口的红卫兵听到里面有动静，开门冲了进来，将已经昏死的我送到了医院，医生把我从死神手里抢救了回来。

伤愈出院，我依然被送回了那间关押我的房间。听说因为我自杀的事，撤换了一批工宣队员，后来的审讯者态度似乎是好一些了。这时，母亲托人给我送了一些衣物、牙膏、牙刷、肥皂过来，可能是怕我精神太痛苦，还给我送来一条烟。

经过这次变故，我的心态也平静了许多。天天就关在牢里，看那发给我的四卷《毛泽东选集》，反反复复看了四五遍。发给我一个便桶，一个星期倒一次，倒便桶的时间我能看到太阳，呼吸到新鲜空气，算是一次难得的放风。夏天，粪蛆爬出便桶，满地皆是。我便趁倒便桶的机会，偷偷捡来一块碎玻璃，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划出了一个便桶盖，蛆才无法再爬出来。短裤烂了，我就捡了一截电线，用里面的细铜丝扭了一根铜针，拆了线毯上的线，花一个星期时间，补好一个破洞。

最受不了的还不是这些，一是每次红卫兵换班的时候，不管是白天还是深夜，上岗的红卫兵们都要用梭标在门上死劲剁几下，大声喝斥道：“牛鬼蛇神，老实一点！”小小的房间密不通风，门上一剁，人在里面就像是钻进鼓中的跳蚤，心都要从胸腔中迸射出来；二是长年累月没一个人跟你说一句话，我简直怀疑自己要失去语言功能，于是就天天在里面小声地自言自语。除了背毛泽东诗词，说得最多的就是“妈妈”两个字……

直到林彪葬身于外蒙大沙漠之后，我才被放了出来，送回了生产队。到那时，已经关了我两年多了。

回到生产队，二弟告诉我，母亲知道我出了事，几乎一夜之间就愁白了头发。特别是听到我自杀的消息，她几天几夜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从来不信迷信的她也信起了佛教，天天为我烧香，祈祷。听弟弟这么一说，我心里真是难受极了。

回来不久，我就由二弟陪同，去了父母亲下放的地方。父母亲见我回到家，真是欣喜欲狂，热泪纷飞。已显苍老的母亲抱着我，摸着我脖子上的伤痕，放声大哭，一个劲说我：“你怎么就那么傻呀？爸爸妈妈那么难，不是也过来了吗？你要真的就这么走了，我们可怎么办啊……”

回来后，母亲尽家里所有给我调养身体。我出来后的好长一段时间，经常睡着了，被噩梦惊醒得从床上跳起来，母亲就时常拿着针线活守在我身边做着，静静地看着我入睡。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