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掀起了全国性的红海洋浪潮,公路上每隔几百米就要砌一座毛主[xi]语录墙,各单位要做毛主[xi]语录匾牌,要挂毛主[xi]的巨幅画像,墙上要重新粉刷,写上巨幅的毛主[xi]语录。
父亲因为美术和书法都很好,就被一些商场和单位请去做毛主[xi]语录画匾,以及用红油漆书写墙上的巨幅毛主[xi]语录。画匾上一定要有毛主[xi]的头像,需要量太大,父亲就想办法买回来大批的宣传画纸和石膏石,从宣传画上把毛主[xi]的头像小心地剪下来用到牌匾上,还自己煅烧石膏石做成石膏粉,浇铸一些毛主[xi]的头像。
搞红海洋是政治任务,那是不能计较成本的,父亲做画匾和写语录的收入,比以前干体力活要高了许多。而我们这些孩子除了沾父亲的光,基本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之外,也为父亲的字画被人欣赏而感到骄傲。但是有几次我偷偷去看父亲写字,看到他戴着草帽悬在半空中挥笔的情景,又不由得胆战心惊,真怕父亲一不小心会摔了下来。那时,我们全家人心里都很为父亲的安全担忧。特别是母亲,每天早上出门,总要给父亲叮嘱一些注意安全之类的话。
有一天上午,父母亲去上班了,我在家看着书。突然从外面冲进一伙红卫兵来,他们说是来抄家“破四旧”的。像我家这样的“双料右派”,还有“劳教释放犯”的家庭,在“文革”肯定是首当其冲的。他们一来,就把家里人全部赶到了外面,他们在我们十来个平方米的住房里“造反”,砸碎了祖父的瓷板画像,砸烂了祖母花床上所有的雕刻花饰。最后抄出了父亲做毛主[xi]画匾剪过的一大堆宣传画,和浇铸毛主[xi]石膏头像剩下的残次品和碎片。
挖毛主[xi]的画像!还有砸碎毛主[xi]的头像!这还了得?分明是历史加现行的反革命!父母亲立即从工作现场被红卫兵们揪了回来,挂了“右派、现行反革命”的大牌子,戴了纸筒糊的高帽,用墨汁涂黑了脸,跪在大门口,举行现场批斗会。
那天大夏天,火辣辣的太阳烤得地上发烫,空气像划根火柴就能点燃。在太阳下跪着的父母亲全身早就被汗浸得透湿,浑身豆大的汗珠还在像暴雨般砸在地上。我想给他们递杯水过去,也被红卫兵们喝住了。批斗会搞了几个小时,好在红卫兵的肚子也是会饿的,好在他们也还有更重要的革命任务。最后他们喊了一通口号,其中有一个“飒爽英姿”的女红卫兵,还走过去,在我父母亲身上各踹了一脚,呼啸一声,然后带着红卫兵浩浩荡荡地开走了。
这时,我和弟妹们才将跪晒得几近昏厥的父母亲搀进了家里。本来是为了宣传和崇拜毛主[xi],怎么又被说成是攻击和伤害毛主[xi]了呢?这天理何在?我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这群红卫兵还来了几次,由于父亲到请他做画匾单位的革命委员会开具了证明,说清楚了毛主[xi]头像的用途,这“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总算是没戴上,但父母亲还是被抓去参加了几次“黑五类”的游街大“超市”。
除了学校的红卫兵之外,街道和搬运队的革命造反组织,也经常召开批斗大会。而每次批斗会都少不了父母亲的份,因为他们属“黑五类”(地富反坏右),是“老运动员”。父亲本来就性格很好,加上六年的劳动教养,在“干部”的管教下,不要说有什么锐气,就连半点脾气也被磨得没有了。而母亲则生性刚烈,她总感到这种精神上的折磨,比起身体上的摧残要痛苦得多。那段时间,只见她整日精神萎靡不振,唉声叹气的。
196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开始了,我和二弟随着学校的同学去了农村插队落户。农村毕竟是“广阔的天地”,农民们也是纯朴和善良的,他们尽管是生活条件极其贫苦,但对我们却表现出了非常的热情和照顾。农民们为了几斤口粮,几个工分,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根本就顾不上什么“斗争”和“运动”。所以这里虽然生活艰苦,但空气清新,精神上没有了那么多痛苦和压抑。我写信把乡下的情况给母亲说了。
一方面因我和二弟离家下了乡,三弟和妹妹还小,母亲连多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另一方面主要还是母亲想逃离那个每天使人提心吊胆的政治旋涡,母亲就三天两头地给搬运队,给居委会写“坚决要求到农村去接受劳动和思想改造”,“务请革命组织予以恩准”之类的报告。
在母亲的泣血恳求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终于有一天,街道革命委员会将一张大大的白纸贴到了我家的大门口。那是一张《勒令》,勒令我家于x月x日滚出市区,“押送”到x县x公社去劳动改造。
祖母年纪大了,父母亲不敢带她老人家去吃那份苦,就把她移交给了我的两位叔叔。我父母就在造反派规定“滚蛋“的期限里,带着三弟和妹妹被“押送”下放了。
他们被“押送”去了一个很偏远的山区,那儿离我和二弟下放的地方还有二百多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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