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劳动教养了六年,终于回来了。
那是1963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我放学回到家。看祖母陪着一个男人在家坐着说话,祖母不时用手绢在擦着眼泪。祖母看到我进门,忙对我说:“你快来看看,这是谁回来了?”
这时,我看见那个男人站了起来,身材很高,胡子拉碴的,穿着一价全身绽花的破棉袄。他走过来,摸着我的头说:“哟,都长这么高了!”祖母推着我说:“还不快叫爸爸?”我看着这张似乎很陌生的脸,“爸爸”两个字在喉咙里滚噎了许久,始终没有吐出来。我一溜烟地跑了。
我跑到母亲工作的码头,远远地便叫了起来:“妈,妈,爸爸回来了!”母亲听到我的叫声,猛地一楞,扛在肩上的一包大米立即被掀在了地上,她拉着我的手跑回了家。
这时,弟弟妹妹也放学回了家。父母亲抱着头好一会痛哭。然后,父亲拉过我们四兄妹,摸摸这个的头,拍拍那个的脸,然后对母亲说:“这些年真苦了你了……”祖母赶紧到厨房去准备晚饭,口中一直喃喃地自言自语:“这下好了,这下可好了……”
父亲回来以后,一直没找到工作,四处拉砖,打土方,干些体力活。母亲依旧拉她的板车,但是二弟复学了,家里笑声多了起来,生活条件也有了明显的改善。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生全面停课闹革命。我们兄妹由于父母属双料右派,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没有哪个学生组织吸收我们参加,我们就老老实实呆在家里,有时也跟父母到外面去干点赚钱的体力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就开始了全国性的红卫兵大串联。我邀了两个成分同样不好的同学,准备步行到广州去串联。母亲听说我要去广州,她很激动,给我好好准备了行李。除了父亲给我的一百元钱以外,她又偷偷地塞给我三十元,还给我讲了我以前从不知道的她的过去,叫我到广州一定要去土华看看,找到我那位梁姓的哥哥。直到此时,我才知道母亲的二婚,才知道在广州原来还有我一位同父异母的兄长。
我背着背包,打着一面小旗,跟着两位同学出发了。我们走了五天,一瘸一拐地挪到了韶关,就再也走不动了。我们跟着一大群北方来的学生爬上了火车,来到了广州。
第二天,我告别了两个步行的“战友”,走了很多路,问了很多的人,一个人来到土华,找到了我的那位哥哥。他的相貌有点像今天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位香港电影搞笑明星周星驰。母亲嫁给我父亲后,他和他的一位堂弟,就一直跟着他那位从未嫁过人的姑姑生活。由于家里的地主成分,他跟着姑姑也吃了不少的苦。他初中毕业就没再念书,就在家里从事农业和果业生产(那儿漫山遍野的荔枝树和香蕉林)。他爱美术,画画得很好。也许正是因为血缘的关系,我们一见如故,很谈得来,睡在一张床上,经常聊天聊到深更半夜。他带我到处游玩,带我认识了他的一些朋友。由于很早接触社会,他的思想比我成熟多了,他跟我讲了许多他的过去,谈了许多他对人生和社会的看法。他说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磨难,尤其是“文革”以来,严重的政治迫害和歧视,使他觉得在那里已经很难再生存下去。他准备和表弟一起出去,到香港去找他叔叔。我问他怎么出得去?他望着窗外凄冷的月亮,一脸刚毅的表情,半晌迸出一个字:“逃!”
我在广州住了两个多月,那时大串联已接近尾声,各地都在动员学生“回原地闹革命”,我也从广州回到了家里。回到家,我就把我见到梁姓哥哥的事告诉了母亲,她反复地问我们相见的每一个细节,问哥哥的过去和现状,唯恐我的叙述中漏掉了什么。她唏嘘感叹,眼中时时涌出泪花。她担心哥哥的处境,担心哥哥的莽撞,担心哥哥的铤而走险。
回来后,我和哥哥开始通信,他问母亲的身体,说他的近况。我也对他说我们这边的情况,还把母亲的爱和担心转告给他。通过几封信后,有许久没有接到他的来信,我又去了几封信追问。最后我收到他那年迈姑姑的一封满纸悲惨的来信,说是他和他表弟还有几个同村的人,有一天晚上偷了生产队的一只帆船,想开到香港去,因为海面风急浪高,船一出海就被巨浪吞没,一船人全部葬身海底了。
我的大哥,我那视我为亲兄弟的好大哥!刚认识不久他就死了,他是那么年轻,那么有才华,政治和自然的双重风浪,却一下子就把他送入了另一个世界。看着信,我心里是说不出的难受。当我默默地把看过的信交给母亲的时候,她泪如雨下,哭得整个身子剧烈地颤抖着。
我能够感受到一个母亲失去儿子,白发人送黑发人彻心的痛楚,我坐在她的身边,不停地用手帕给她擦着眼泪,用难以言表的难受安慰着她那痛失骨肉的悲哀……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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