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父福荣

福荣没福，一生也从没荣耀过，“福荣”这个名字只代表他父母的美好心愿。他生于1953年，与我同年，差不多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共和国六十华诞，还正年轻，血气方刚，而我和他却都已满头白发，已成快六十的老人了。据说他是小时候生病吃药，使他成了口不能言的哑巴。那时家里太穷，农村医疗条件又特差，遂延误至今。我要动笔为他写篇文章的想法，始于几年以前，我的散文集《云横秦岭》将要出版，当时想，像我这样的门外弄文的人，一生恐怕就只能出这一次书了，书中没有一篇关于他的文章，是个遗憾，又如何对得起他呢。后终因时间仓促，一直未能如愿。眼看一个花甲子行将终结，一个生命的单元即将圆满，如再迁延，岂能不一生以遗憾系之。

福荣姓李，我家姓王，但他却是我的本家，我管他叫叔父，他父亲是因其母改嫁带来我们王家的，长大后分房另住，为李家开门立户。他弟兄三个，他是老大，儿时，我们住山根下的小村，我们一块玩耍，常常都乐得很开心。六零年，我开始上小学，一直念书到镇上，他就一直在家里，帮大人做一些零碎活儿。每年暑假，给生产队放牛，我们年龄相仿的四人中也有他，鞭子一响牛吆到坡上了，牛开始吃草，我们分兵把口，各自把住通往庄稼地的要路，就尽情玩乐。不管什么辈分，人人开动脑筋，往往能玩出一些花样儿来。我们把柳树条子割下来，还有一种专门编笼的条子，都掳去皮，编成小笼笼儿，只一晌工夫，都带了小笼儿回家，我们五人中福荣的作品最为出众。他父亲本是村中的能人，也是编笼编筐的行家，连他自己也常夸还是福荣编的好。

文革开始后，我失学在家，农村人家家的日子非常难过，我们家由“富裕中农”改划为“露划地主”，家里立即变成一贫如洗；福荣的父亲当过几天土匪，后参加过游击队，却因有枪枝说不清下落，而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他们只能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每天都要向民兵连长汇报，家里来人也要汇报。我和福荣结伴上山担柴，留足家用外还要担到四五里以外的集上，卖钱贴补家用。他人特老实，无论是家里的活还是队里的活儿，从不知道使奸耍滑，能担得动一百二十斤的担子，绝不担一百一十九斤，所以他每次都比我担得多。割条子编笼筐，他也在我之上，有时他歇上了，可还望不见我，就要赶过来接我。我感叹那时候在农业社，多亏了老实人，最后还是亏了像他这样的老实人啊。有天，山上只有我们两个人在割柴，我和他的交流就更见频繁，只有喊叫应答的一声，其余都全用手势说话，说的也全是别人听不懂的哑语，比如割了多少，还差多少。山上有两个给队里放牛羊的外队人，一个说山上有两个哑巴，两个都是用手比划的，另一个却说只有一个是哑巴，两人打了赌要论输赢。一块跑来，还有一段距离时，就高声喊道：“割够了吗？”我急忙答道：“够了！”两人都哈哈大笑，遂相随抚掌而去了。

六七十年代，是文革浩劫，是中国历史上一段特殊的日子，政治运动发热，又是巨大的文化荒漠。我父亲和他的叔父即福荣的父亲都是阶级敌人，不光失去了更多的人身自由，还被一次又一次的游斗，谈不上人格尊严，连起码的尊严也没有。我们两家人都只有夹着尾巴做人，白天担上筐子上山挖药材，晾干了，大人们不敢去卖，我和福荣去，我帮他卖药材，又帮他称盐灌油买洋火……有一年七八月间，是我们这里农村人浆洗衣服的时候，可是到处买不到黑色染料，几家人都为此着急。有人透露，离村一十五里的许庙街上有一家商店卖，而必须摸黑去排队，八点钟开门，限量只卖一个小时，每人也只限买一斤。两家人商量后，只有一个办法，也就只能让我和福荣去。怀里揣个黑馍，鸡叫两遍就上路，街上黑魆魆的很有点怕人，我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在哪一个商店门口排队，万般无奈只有苦等。终于熬到快八点，忽见一家商店门口排起了长龙，赶紧上前一打问，是买“煮青”染料，我们一下子慌了，赶紧上前排队。八点刚过，供销商店只卸取了两块门板，闸门的杠子还横着，买染料的人每次只放进去一人，前头的人从门杠底下拿着染料钻出来了，才放进去第二个人。眼看九点钟了，好容易轮到我，我买到了一斤家里急需的“煮青”钻出门杠，福荣紧跟在我的身后，可是里边却传来一个冷冷的声音“卖完了！”我的头“嗡”的一声马上就要爆炸，眼泪就立即滚出来了，我含着泪水和里面的人理论，门板“哐啷”一声又杠上了。我欲哭无泪，又无法可想，只好拉着福荣的手，恹恹的回家去了。

就在这一年，远远近近又闹起了武斗，附近的街上也驻扎了武斗队，他们以最最革命者自居，荷枪实弹，在街上耀武扬威。这里那里还不时传来枪炮声，同时也传来死人的消息，所幸我们村没有人头脑发热。不久，就有邻村两位武斗队员在“合阳役”中“新战死”的消息。这一年七月二十三日清早，我还在朦胧中，被母亲从被窝里叫醒，隐隐约约听到东边的山顶上有稀稀拉拉的枪声，母亲说，是两派开战了。我父亲和福荣的父亲都扛着扁担上山割草，被山上的武斗队员挡了回来。枪子从村子上空不时的飞过，这恐怕是我这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亲眼看到打仗的情景。吃过早饭，渐闻枪声稀少下来，我和福荣去地里摘南瓜花，这是农村的家常菜，也是我们每天必做的工作，如再不摘就焉了不好吃了。刚到菜地，见两个“战士”端着带刺刀的枪从对面坡上直奔村中而来，“干什么的？”两把明晃晃的刺刀一前一后正对着福荣。福荣吓得面如土色，我镇定了一下，立即走上前去，从容的说：“我们都是本村的人，出来摘菜的，他是个哑巴，你们要是能把他问出一句话，我们全家一定感谢你！”“赶紧回去，不想要命了，你们出来乱跑，枪子是不长眼的！”我一拉福荣的手，拔腿就往回跑。武斗过去后，农村依然如旧，生活则更加困顿，一些人开始倒贩木头，开始是从峪里人家买，扛到外处去倒卖，捣腾几个小钱买几斤黑市粮糊口。北边的台塬上逢集会，南边的川道里谷峪里肩椽扛檩的人流汹涌澎湃，从半夜直到第二天早饭时，一个紧跟着一个，绝无稍断之处　，既壮观又令人心痛。我和福荣家那时是不敢贸然造次的，日子再难过也天无绝人之路啊。除了雨天，我们日复一日的上山挖药材，我和福荣相跟着，互相帮扶着相互理解着。我们无声的言语、彼此衷肠的诉说，崎岖的山路知道，叮咚的山泉知道，山林里的鸟雀知道。应该上学的年龄，我很惆怅也很压抑，一旦干起活来会忘记一切，和我的哑巴叔父交谈起来会舒坦一些，然而心海深处总不时泛起一种难言的苦涩之味。而我一个人静下来时，不是诗中描写的那种“言师采药去”心境，而是倒海翻江卷巨浪啊。

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活，必须从容，家里人手多的，想要给每个人都有鞋穿是不可能的，我和福荣都学会了编草鞋。把葛藤从山坡上担回来，微蒸，再在碾子上碾展，晾晒，收藏，一有空闲，就做好编鞋的前期准备工作。在这方面福荣是我的师傅，他心灵手巧，一点就通，编鞋的整套家具都是自己加工的。福荣是个哑巴，他比正常人更沉默在年复一年的劳累中增长自己的年龄，从不奢望物质生活上的品质，来度过属于自己的岁月。他的两个弟弟也渐渐长大，家里的生活压力也日益沉重，所有村人都去南边的清峪里肩木头，他不能，我们两家人都不能，生活已经是举步维艰了。一九七四年，我们家落实了政策，解除了政治上的紧箍咒，他的父亲也去掉了“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紧接着又是反击右倾翻案风，风云变幻，又让人提心吊胆了一些日子。福荣关心这些事，他的表情随着全家的表情阴晴变化。这时候我还当了几年生产队会计，可是几个丰收年过去，庄稼歉收，小村人的日月依然还是艰难。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农村人的真正福音，土地下户，联产承包，农村经过改革初期的一连串阵痛之后，终于有了难得艳阳天。吃苦和耐劳是农民最大的本钱，勤劳和简朴是上辈农民的优长和短处，他们用一身的力气和汗水，在自己的责任田里描龙画风，谁也不愿意落在别人后头。第一料庄稼丰收，大家喜上眉梢，第一年庄稼大丰收，小村人简直合不拢嘴，有几家人拆掉草棚盖瓦房，福荣家也有着这样的打算。能填饱肚子住上瓦房，福荣的高兴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弟弟们都正在上学，所有的家庭劳动，重活脏活累活全在他一个人身上。对这一切他毫无怨言，每次下地回来，他都要肩一块大石头，到真正破土动工盖房，一大堆石料已经停当。在我的记忆中，我们东坡小村不到二十户人家，住瓦房的只有三户，均为中农或富裕中农成分。现在一下子全住上了瓦房，我心里很振奋，看得出福荣也很高兴。

住上瓦房没几年，由于二弟结婚，家里养牛羊，居住条件仍然很差。与村里的其他人家一样，得靠自己勤劳吃苦的双手，好在农活以外的时间完全由自己安排。福荣的父亲是做瓦胚的行家，福荣兄弟两有心灵手巧，一点就会。砖瓦胚子做好了，秋庄稼一收，又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农闲时节，父子三人扛起扁担上山担柴，整整一个冬季，门前堆起了好大好大的几堆柴。开春，开始烧窑，福荣的一个干爸是窑匠，不请自来，当然也少不了亲邻的帮忙。砖瓦从窑里掏出来很是漂亮，忙了整整两个季节，心血和汗水浇灌出的建筑材料，是新生活的希望，一村人心里都甜滋滋的。考虑到要给老三定亲的因素，新房盖在了村外的路口。

福荣并没有住到新房去，他和父母都住在老屋，当然还和牛羊在一起。他没有任何怨言，仍旧和以前一个样，早起晚归，肩挑着全家生活的重担，父亲偶尔给他买一件新衣服，买几盒低价的纸烟。下地回来，他从不闲着，修理农具，编笼，拧绳。他还自创了一套合绳的工具，小巧玲珑，用起来方便。下雨天别人睡觉歇乏，他把已经破旧的化肥袋子拆开，拧成粗细不等的绳子，天刚晴干不成农活，他就合绳，于是家里的所用长短粗细的绳子都有了。雨天，也有村人找他帮自己修农具或合绳子编笼的，他从不拒绝。我生来拙笨，所用的农具却个个轻巧，当然有我的哑巴叔父的一份功劳。生产队时曾有一句话，亏了老实人，多亏了老实人，我对这话感触最深。

我在土地下户前的农村当了一年生产队会计，就被选拔当了民办教师，不久，又去中学任教。八十年代中期又去渭水岸边的教育学院学习进修，和福荣的生活越来越远，每次回家我们都要在一起坐坐，他用自己的语言向我讲说着村里的各种变化，我能明白他的意思，也能体会得到他的情感，可我却没有能力向他表达，外面世界发生的的更多更大的变化。有一年麦收的时候，我回家帮家里人收麦子，母亲说，你福荣爸可能神经有啥问题，现在门前的河边树下，不去割麦子，不吃不喝，谁也叫不回来。奇怪，我答应去试试。我用尽了所有的办法，好说呆说，他只是摇头，摇手示意我不要再说下去。我无功而返，他们全家慌了神儿，把饭送到河边，他还是不吃，无可奈何。中午饭时，我和母亲操近道从我们家送去了煎饼和稀饭，他吃完了饭，他的家人也来了，硬是把他劝了回来。经过商量，第二天邻近的许庙逢集，就让他的弟弟领着他去医院。他身体结实无大病，医生开了药，在街上又给他买了吃的喝的，夏季的衣服，凉鞋，新草帽，还买了一条烟，啤酒饮料之类，然后就欢欢喜喜的回来了，他又干活如初。是啊，他一年到头没明没夜的实干苦干，在他的日历里从来没有星期天，机器都要经常维修保养，才能正常运转，更何况他是活生生的人啊。

一九八八年我们小村通了电，从此结束了点煤油灯的历史，跨过一个新的世纪，许多先前的生产生活用品，都先后出人们的视野，成为孩子们见了觉得稀奇的东西。之后，我又去了更远的中学教书，回乡的机会见少，与福荣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我在一篇《清泉石上流》的文章里情不自禁地描写了小村通自来水的情景。可就在这一年，我的父亲不幸去世，一个月后，他的叔父、福荣的父亲也撒手人寰。他们的人生该怎么总结和评说，在临死的时候都觉得很满意，生活很好，子女们也都很孝顺，面容都是安详的。每一次回家乡，我都能感受到农村又发生着更深刻的变化。村里的牛羊少了，山坡上的幼松已几米高，小型旋耕机几乎家家都有。这里那里拆旧盖新，鞭炮声中一座座小洋楼拔地而起，一家赛过一家，近二十户人家在省城西安买房的有五户，在渭南买房的三户，自己的小汽车在通村的水泥路上奔驰，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出门都驾驶摩托。尤其是近年，好几户人家已经在城里有了自己的实业，其他青壮年大都进城务工，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我的家乡已成杂果早实核桃基地，满坡栽的摇钱树，树下养的致富鸡。就在他的娘亲八十六岁的2010年，福荣家盖起了四间两层小洋楼，由于侄儿结婚在即，粉刷装修，窗帘家电，跟城里没有两样。可就在这一年的秋后，一直不离老屋不愿搬进新居的老母亲突然去世，这对他的打击太大了，他和其他家庭成员一样，也哭得死去活来，这是他相依为命最贴己的亲人啊。人死不能复生，哭也无益，终移圆缺阶前月，难却生离死别情，福荣在他人的劝导下擦干了眼泪。原来的老屋闲置了，福荣和他的弟弟全家都搬进了新居，家里给他安排的仍然是火炕，看得出他心里很满意很高兴，他一定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最漂亮的火炕了。壬辰年春节回家，我专程到他家去玩，他拉着我的手到他的新住处，指着炕群上的卫生瓷，指着现代化的壁灯和顶灯，还有崭新的铺盖，然后又到客厅，让我坐在沙发上，取烟，倒茶。我端着杯子在他的陪同下上二楼参观，然后，又把42英寸液晶大彩电演示给我看，我刚要在沙发上落座，他又拉我到卫生间，指着淋浴的喷头，笑的合不拢嘴，这一切也许就是我的这位哑巴叔父日夜盼望的幸福吧。

我们全家现在都住进了城里，由一个生活圈子走进另一个生活圈子，我还没有什么不适应，白天上班，下午回来抱抱孙子，尽享天伦之乐。而福荣和我一样的年纪，还继续着上辈人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不同的是，他有了节假日，衣食无忧，更可贵的，侄儿和侄女对他的关心和体贴。他看不懂电视，可自从村上有了黑白电视，到现在自家的大彩电，几十年中他是最忠实的观众，尤其雨天，从早到晚，吃饭时也不关机。像他以前弄不明白所有的政治运动一样，他也不清楚现在为什么一下子有饭吃了，生活为什么越来变得越好，他更不知道我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家里是个什么样儿…他满足了再无所求就好，这就是他的福，这就是他的荣啊！

福荣之福是止于此了，他从不惹事生非，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好人，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上不了聋哑学校，一生没接受过任何教育，而在他年轻时代却不断的经历各种政治教育，他的精神是贫困的。富有者被给予，贫困者被剥夺，他始终没有明白，这是为什么，因为他有劳动，他心灵手巧，庄稼行里样样能会能精，近年嫁接核桃树又成行家。劳动创造了物质财富，劳动填补了他的精神缺憾，巧者老矣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对他来说，社会稳定，有吃有穿，就是他的福他的荣了。

两位满头白发的人坐在一起，坐在一棵满树浓荫的核桃树下，用只有他们才能懂的特殊语言交谈着，这就是我和我的哑巴叔父福荣。我的老父亲在他老年之后，就经常和他的叔父在这棵核桃树下，天南海北，陈芝麻滥套子，不知说了多少遍，而我与我的哑巴叔父该说些什么呢。

壬辰年四月二十二于雅园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