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这是第几次我想写这个题目了。这个题目太大，但对它的困惑又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于是只能一次次的动笔，一次次的放弃。

路遥逝世二十周年了，好漫长的岁月啊。顾城在1993年自杀，海子在1989年卧轨，骆一禾也在1989年去世。那是一批时代感强烈的作家，因为他们本身被融入时代巨变的大潮，他们在适应与对自我的拷问中写作，无论出色与否，但都很真诚。

路遥的书境界上并不出色，至少比不上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但路遥的书自有真诚的感染力，他无法超脱生活的局限，于是，他写尽真实的悲凉。这样的作品已足够传世了。事实上也正是《平凡的世界》让我第一次了解小说其实是可以作为史书传世的。

一代代的变迁直到现在，农村的孩子中不再有孙少平了吧，孙少平的理想主义气息被转化为功利的升学幻梦，然后随着房价的飙升，幻梦一霎那破碎了。以前想定义我们这一代，总会自然的用现实，畏惧之类的词，觉得我们从小的教育是一种恐吓式的教育，以致我们最终不知道我们想要什么，但生活依然壁垒森严，壁垒外的都是从小被教育不可跨越的雷池。我们还未明白生活是什么，路却已经很窄很窄。

直到这几天，翻阅周嘉宁的《往南方岁月去》，突然心生别样的感慨。书的风格其实很像朱天心的《击壤歌》。但看朱天心的书总是在看一段她所经历的，与己无关的快乐时光。而周嘉宁则不然，突然好奇在同一个教育体制下为何她似乎经历我所不知道的故事。然后似有顿悟，年岁不过差了几岁，但世界不同了。我们其实没有太多幻想的岁月，因为网络在我们开始认知世界时已渐渐发挥了它的作用。我们对于未知的态度不是想像，而是google。同样我们也不会通信了，而是等待手机的嘟嘟声，然后再马上回一条过去。于是我们的世界因为google变得透明，每个人脑海中的世界也变的类似了许多吧。

记得高中时全班没几个人没有手机，我是其中之一，父母会说我乖，专心学习，其实我只是更愿意自己一个人呆着。那时同桌在追一个女生，一个晚上可以发几个小时的短信。而高年级流传着一个故事，说一个男生想追一个女生，于是反复的发同一条表白短信：“我们谈吧。”发了很多遍后居然成功了。我们这一届的似乎正处于这些高科技普及的分水岭，高一时依然可以看见班中有同学交笔友，每周买来彩色的信纸，在晚自习的时候写信，然后问对方要照片，每周不断往传达室跑，寻找寄给自己的信件。那是一种特殊的美好吧，在等待中想像将要到来的是什么，乃至将来的生活，在本该充满幻想的年纪干着充满幻想的事。我那时大概是个很无聊的人，寄给我的只有贝塔斯曼的书友会杂志让我订书。然后的然后，渐渐就没有人写信，没有人交笔友了，大家都开始沉浸在嘟嘟声中。

改革开放初有篇挺著名的文章题目是《我们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我没看过那篇文章，但那时候作家的作品其实透露出了时代的特点，路的确并不宽，但每个人都走着自己的路。就好像张承志写的《北方的河》，每条河都是不同的，都冲击出属于自己的河道。也许这才是为什么我总会羡慕那时候的学生吧。及至周嘉宁的学生时代，经济已然发展得不错，每个人的路其实已经开始趋同了，但那依然是一段可以幻想的岁月。我们算是赶上了交笔友这种习惯的最后一班车，但差不多是被赶下来了的吧。我们知道得太多，太多，所以我们也失去得太多，太多。自认一直都比同龄人成熟，看更多的书，知晓更多的事，但其实，也许我也错过了那些岁月原该做的梦，原该经历的疯狂。如果说我们这代人的悲剧，那就是我们面前的路可能比前辈们的宽，但这样的路其实没有了岔道，而且上面站了更多的人。今年十一黄金周的那些高速，大概是这个时代，我们这一代人最好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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