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决定中国的未来
野泉
你知道我们的祖国中国有多大的领土吗?你一定会说有960万平方千米。这你就错了,中国不仅有960万平方千米的陆地领土,还有300万平方千米的蓝色国土——海洋。
近几年来,钓鱼岛争端愈演愈烈,南海油气资源被周边国家疯狂盗采,大片蓝色国土正被邻国蚕食……
中国家门口各海域时而惊涛骇浪,时而暗流潜涌。这使我们不能不想起170多年前的鸦片战争。外敌来自海上,危机也来自海上,由此,不能不深入思考一些长久以来争论不休的话题:海洋与陆地是一个什么关系?海洋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历史上,英国与西班牙海上争霸的故事可以很好说明海洋与陆地的关系。1588年,英国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以后,英国的战略家富勒就说,西班牙舰队的失败就好像一个耳语一样,把帝国的秘密送进了英国人的耳朵。
这是一个什么秘密呢?就是在一个商业的时代,赢得海洋要比赢得陆地更为有利。英国就是从这方面看到在陆地上是没有什么作为的。英国的陆地面积不大,当时的人口只有几百万人,要以这样的条件在当时的欧洲大陆称雄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它采取了一个战略,就是立足陆地,争夺海洋。它的策略就是不跟其他欧洲列强争夺土地,只要保证自己的国土不丢即可。同时它把主要的国力集中在海上,依靠海外建立一个帝国,以海外帝国的输血维持本土母体的强大。英国是一个既有陆、又有海的国家。它很好地解决了一个陆地与海洋的关系。今天世界仍然是商业时代。富勒的这番话没有过时。
还有一个发人深省的例子就是苏联。苏联一直重视陆地和陆军,但强大一时的苏联在1991年崩溃了。有人说,俄罗斯陆军300年来一刀一枪打下来的帝国全部丢失掉了。基辛格说,俄罗斯民族丢掉了它300年来从陆地上得到的一切。后来,俄罗斯在总结苏联解体的教训时写道:“没有海权,任何国家都不能长期成为强国。”这实际上就是对陆地与海洋关系的一个总结。
海洋与陆地之争的意义在于,它首先决定了国家向哪个方向走,在平时这是战略发展方向,在战时这就是战略进攻方向。
历史上,中国海军曾是世界第一,甚至比今天美国海军在世界上的地位还高。
这没有半点阿q,而是实实在在的。
海洋帝国
公元1129年,中国农历己酉年。南宋王朝的命运正漂浮在这片海面上。
金朝军队在兀术的统率下,追击立足未稳的南宋政权。为了避敌从台州入海,大约有半年时间,宋高宗的御船就在温州一带徘徊。
所以《宋史》上就把它叫做“己酉航海”。所谓的“己酉航海”,是讲得好听,实际上就是流亡海上,只是有水师保护着。所以,这实际上就是宋、金第一次在海上的交战。
公元1130年正月十六,宁波港外波涛汹涌。
晕船,首先减弱了金朝士兵的战斗力。接着,他们迎头碰上了严阵以待的南宋水师。这支水师,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力量。距当时400多年前,在白村江海战中,唐朝水军凭借坚船利器,击溃10倍于己的日本舰队,确立了唐朝在东亚地区的中心地位。实际上中国用于海防的海军,更准确的记录是汉武帝时代的楼船军,据中国秦汉史学会王子今会长研究,对于东越的战争,对于南越的战争,都有非常详尽的记录。
三国的时候,吴国造船业很发达,他们当时能够造容纳3000人的上下高五层的大船。公元230年,当时吴国还派军队万人到达了夷洲。夷洲就是现在的台湾。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孙立群教授如是说。
发展到宋朝,水师拥有十几种船艇,其中一种叫“飞虎”船,已经开始使用螺旋桨推进。装备最好的“福船”,“上平如衡,下侧如刃”,易于破浪前进,船上装备了平衡舵、升降舵,在狭窄的海道和多礁石的海区作战游刃有余。金军一触即溃,仓惶北顾。当兀术准备在镇江渡过长江时,宋将韩世忠率水师从长江口西上,截断了金军退路。双方在焦山寺外的江面上激战40日。据说,战斗最激烈时,韩世忠的夫人梁氏亲自在焦山寺击鼓助战。最终,南宋的8000水师将10万金军包围在了南京东北70里的“黄天荡”。兀术被围之后,曾提出以财货名马借道的要求,但韩世忠严辞拒绝。万般无奈之下,金军掘开老鹳河古道,并用火攻对付宋船,才狼狈逃回北方。
公元1161年9月,金朝皇帝完颜亮率数十万大军再次侵宋。和以往不同,完颜亮将取胜的希望也寄托在水师上。他命令7万金朝水师,携战船600余艘,从山东密州出发,沿海路入钱塘江口,准备直捣南宋的都城——临安。这一消息被宋朝情报机关比较及时地侦察到。于是,宋朝军事当局就派遣了著名的将领李宝,带领宋朝的水师朝北,就是沿着东海,现在江苏一带,直接抄到山东半岛的胶西。
10月,南宋将领李宝率水师3000,战船120艘,直扑位于山东黄岛的金军水师大本营。在兵力上,南宋和金朝是3000对70000。战船数量是120对600。虽然处于绝对劣势,但宋军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系统:火器。当欧洲人还在苦练剑术的时候,南宋战船已经装备了弓射火箭、火毯、火蒺藜(jí lí)、霹雳炮、突火枪等诸多火器。1161年10月27日,世界海军史上第一次使用火药兵器的海战,在中国黄海海域展开。南宋水师不仅战胜了超过自己20多倍的金军水师舰队,而且还俘虏了金军舰队的副统帅完颜家奴。一个月后,南宋水师又战胜了由金朝皇帝完颜亮亲自指挥的金军舰队。不久,完颜亮在长江北岸被部将射杀。
此后,金朝再也没有能力威胁南宋政权,很大程度上,强大的水师决定了南宋王朝的安危。在中国历史上,这种现象绝无仅有。摆脱了生死存亡的威胁,南宋必须面对庞大的经济压力。
如果说,在汉、唐时,由于大陆的强盛,海外贸易只是锦上添花的话,那么到了南宋,就不得不将它视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
北方沦丧,使南宋朝廷失去了很大一部分税收。而长江、两淮、川陕之间长达数千公里的边防线上,需要备战、养兵。巨大的国防开支,几乎将南宋财政推向崩溃的边缘。幸而大量人口南渡,使物产丰富的南方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但局促于东南沿海,即使生产出再多的东西,也找不到更大的市场来消化这些产品。立足未稳的南宋朝廷,依然入不敷出。王朝该如何维持下去呢?南宋统治者将目光投向了大海。南宋的统治中心是江苏和浙江两省。江浙这个地区,古称“吴越”。自古以来,“吴越”的居民就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海洋性格。古籍记载这个地区:越人是“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而吴国更是“不能一日无舟楫之用”。
宋高宗赵构曾下诏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为了鼓励海外贸易,南宋的历代皇帝采取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政策。中国三个港口的税收达到国家税收的20%,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么发达的状况之下,政府鼓励老百姓出去有种种的减免税收的办法,贸易额达到某个状况,会授给他一个官职。甚至外国人来了,他在中国做生意做到某个额度,也可以被朝廷授予官职。
在朝廷的鼓励下,在利益的驱动下,庞大的商船队扬帆出海。但是,在海上,他们遇到了印度和阿拉伯商人强有力的挑战。早在公元前后,印度商人已经航行到了东南亚,并定期与来东方求购胡椒的罗马帝国航海者交易。而从唐代开始,阿拉伯商人就垄断着从印度洋,穿越红海、波斯湾,直到地中海的贸易。中国的船队,如何在这场竞争中取胜呢?1974年,在福建泉州出土了一艘宋代船只的残骸。复原之后,900多年前世界上最大、最坚固、最先进的航海工具展现在人们面前。“大船可载1000人,内有水手600人,兵士400人……”巨大的宋代船舶,给当时来中国旅行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南宋官员的笔记中,也留下了类似的记录:“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养豚(tún)、酿酒中……”船上不仅能够储藏数百人在海上航行一年所需要的粮食,而且还可以养猪、酿酒。
宋代就能够造大船,造的船比唐代大。为了防止船破一个洞就引起船只进水沉没,所以宋代把船舱隔成许多舱。这种舱能防水,这个舱的水不能流到另外一个舱里,所以叫做水密舱。这对于提高航海的安全性也是一个质变。
此外,有中国式的帆,可以接受四面八方的风;然后,有了舵决定方向;有一个锚,可以泊驻在港口。
除了船,南宋的优势,还在于驾驶这些船的人。在宋朝,航海家们对季风和洋流已经颇为熟悉。在福建泉州的九日山上,今天依然可以看到当时人们记录航海前“祈风”的石刻。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中写道:“在11世纪中,他们在潮汐理论方面一直比欧洲人先进。流风所及,甚至宋朝的士大夫对于海洋气象、水文知识也不陌生。在《梦溪笔谈》中,记录了4种指南针的装置方法,这提示出另一项先进的航海技术——罗盘导航。因为,晴天夜晚,航海者可以看星判定方向。如果是碰到雨天、阴天,看不到星星怎么办?晚上更看不见,所以他就把这个指南针变成一种罗盘,罗形盘,水罗盘,放在船上。
罗盘随着船队一起到达印度洋,印度和阿拉伯的航海家们如获至宝。接着,欧洲人开始受益。恩格斯曾十分肯定地指出:“中国磁针从阿拉伯人传到欧洲人手中,在1180年左右。”此后,“指南针”,不仅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奠定了基础,而且也拉开了现代世界的帷幕。马克思说过,“罗盘打开了世界市场。”凭借无可比拟的科技实力,宋代的中国船长们不仅牢牢掌握了环印度洋航运的控制权,而且,将贸易航线延伸到了非洲东海岸。在今天非洲东部沿岸的马夫亚岛上,人们从一个“珊瑚阱”里,一下发现了176枚钱币。其中四枚就是唐高宗时代的,其他全部是宋朝的。
巨大的中国商船,往来于广阔的海洋之上,由此而来的巨额收入,源源不断地流入南宋国库。到1128年,海外贸易所得已占国库收入的20%。这种现象,在古代中国也是孤例。海外贸易,极大地刺激了城市手工业的发展。江、浙一带的纺织业原本就很发达,此时,生存于农村的机织户开始分离出来,聚居城市,出现了“孤城秋枕水,干室夜鸣机”的盛况。而大批的瓷器,从景德镇、越州、龙泉等窑口,被源源不断地运往海外。远洋贸易带动了制造业、加工业、运输业、服务业的兴盛,一个个港口城市脱颖而出。市场,成为经济中最活跃的因素,甚至农业和种植业也开始以市场为导向。像福建,它是主要以亚热带气候为特征的—个地区,所以,可以依靠经济类作物,包括甘蔗、棉花、柑橘和荔枝等赚取利润。尽管当地政府往往从维持整个地方经济的稳定这个角度出发,想劝说当地老百姓种植粮食,但是从结果来看,效果并不明显,这主要是因为市场经济对老百姓的吸引力实在太强了。
自秦汉以来,中国政府的主要收入依赖农业税收,但是在南宋,商业税收首次超过了土地所得。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南宋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而它放射出的光芒,沿着海路,逐渐辐射到整个亚洲。唐朝的时候,对外主要是文化交流;南宋的时候,对外的经济交流就多起来了。当时各地把自己的土特产还有一些手工业产品运到泉州和宁波,然后又输送到海外。(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孙立群教授)
中国,不仅和整个东半球的贸易伙伴交换着商品,也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工艺传播到不同的港口、城市和村庄。建立在商品经济之上的现代世界的雏形,呼之欲出。是什么力量,最终推动了它的成型呢?公元1279年4月,1000艘南宋战舰,在广东崖山外的海面上结成庞大的阵列。决定南宋王朝存亡的战争,再次在海面上爆发。此时,南宋的对手,已经从金朝变成了“元朝”。过去的四年中,这个来自草原的王朝,先灭亡了南宋的老对手西夏、金朝。接着在1276年,元朝水师突破长江防线,从钱塘江直抵杭州城下。仓惶出逃的三位南宋皇子由水师护送入海。漂泊三年之后,他们最终在广东崖山,与追击的元朝水师遭遇。到崖山的时候,南宋的水军实际上是一个败军之师。这支军队已经没有战斗力,已经在军心上处于一种被动、一种失败的状态。而元朝的水军当时是非常强大的水上力量。
元朝水师毫不犹豫地发动了进攻,这是他们在草原上形成的传统。将领们将舰队分成若干支快速分队,用速度来抵消数量的不足。这种“闪击战”,让元朝靠10万铁骑横扫天下。元军的快速分队,在最短时间内断绝了南宋水师的淡水供应,这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接着,元军开始用大炮轰击南宋皇帝的御船。“火器”原本是南宋军队的秘密武器,但是,元军不但在战场上得到了它们,而且加以“革命性”改进。
令人神往的传说
葡萄牙人的到来,或许会让古里人联想起90年前的往事。
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三宝太监郑和命令船队在距离古里五海里的洋面上抛锚。它是郑和首航的目的地。依靠旗语和钟鼓,抛锚的命令被迅速传递到208条大船上。868名文官、442名将校、35名通事、180名医生以及10000多士卒、水手、工匠……有条不紊地做着登陆前的准备。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组织的最大船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没有任何一支船队的规模可以与之匹敌。当时的国王亲自到港口迎接“天朝”使节。他小心翼翼地询问使节来访的目的。在家门口,毫无预兆地一口气出现2万多名官兵、几百艘大船,任何人都会小心翼翼。关于郑和下西洋这个问题已经研究了100多年,一种看法认为是为了寻找建文帝;另外一种看法认为是为了对抗北方势力,要去联络海上诸国对抗帖木儿。还有的人认为,明成祖朱棣因为自己登位有些篡权的嫌疑,所以要到诸国宣告他的正当性,争取万国来朝。
郑氏的“海上王国”
涨潮了。潮起潮落,此消彼长,这就是历史。明朝末年,东南沿海,曾经被打压得奄奄一息的民间海商,又积聚起重出大洋的力量!公元1633年10月22日,清晨,金门料罗湾,九艘不可一世的荷兰战舰突然遭到中国水师的袭击。刹那间,炮火和硝烟将这个宁静的港湾变成了沸腾的战场。一个惊恐的荷兰目击者事后描述道:“有三艘战船包围了‘布鲁克海文’号,其中有一条船的战士不顾一切把自己的船点火焚烧,向荷舰撞击。他们的行为正如狂悍而决死之人那样……完全不理会我们的枪炮和火焰。又一艘荷舰正在近岸处,被四艘兵船迫近,虽然在接舷战中两度打退了敌人,但终被俘获。其余荷舰狼狈逃入大海,借大炮和东北风之助,逃到台湾。”这是一场被遗忘的海战,它的指挥者是一个被中国历史淡忘的“海上国王”——郑芝龙。
郑芝龙其人鲜为人知,但是一提起他的儿子郑成功,学过一点历史的人谁都能说出一二三来。郑芝龙最初是海商,后来变成了海盗,最后又接受明朝官府的招安,成了海防游击。他将明朝官府的海上军事力量与民间的海商以及海盗势力进行整合,最后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海上王国。
尽管明朝实行海禁,但是东南沿海地区,经济比较发达,人口又非常密集,这样一个情况下,土地不敷耕作,这些人要找别的出路,来增加他的收入,维持他的生活。那么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就买船冒险出海,杀头他也去。
明隆庆元年,即1567年,迫于压力,朝廷终于开放海禁,“准贩东西洋”,指定“发舶地”为今天福建的海澄,每年约有150艘帆船从这里领“引票”出海贸易。但禁海难,开海更难。中国海商与移民所面对的世界环境,与200年前郑和航海时期已经完全不同了。过去的大洋是一个无组织的自由世界,中国的海上势力在技术与规模上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如今,中国已处在西方扩张浪潮的边缘,海商所面临的既有从事贸易航运的企业,又有从事殖民征服的军队,重出外洋举步维艰。这样我们的海商就没有办法跟西方竞争,他就得武装自己,把船造大,把炮造大。可是这样一来呢,又无法面对内陆政权,他又是非法的,所以我们的海商当时是两边受夹击。在这种背景下,开海以后,海商、海盗弄成一体了,海商、海盗武装集团势力越来越大。就这样,郑芝龙出现了。
这是一场争夺制海权的战役。料罗湾大捷彻底摧毁了荷兰人在南中国海建立的贸易霸权,福建巡抚的捷报引民间说法:“闽粤自有红夷以来,数十年来,此捷创闻。”1*40年,荷属东印度公司与这位中国“海上国王”达成航海与贸易的若干协定,并开始向郑芝龙朝贡。所有在澳门、厦门、台湾、马尼拉、日本各港口间行驶的商船,都必须接受郑氏集团的管理。中国势力自郑和之后200年,重建了远东水域的霸权,赢得了一次抵御西方扩张,挑战外洋,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竞逐富强的机会。
被扼杀的希望
遗憾的是,这最后的一线光明也将被扑灭!公元1*46年,清兵一步步进逼福建安平,南明平国公郑芝龙做出了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抉择:叛明投清。但清政府不仅没有兑现让他成为“三省王、闽粤总督”的承诺,反而迅速挟持其北上。在北京,这位海上枭雄终日战兢危惧,他密书儿子郑成功:“众不可散,城不可攻。”五年后,康熙皇帝登基,郑芝龙被处决。
就在这一年,1661年4月21日,郑成功亲率2万余人的大军,乘300艘战舰,从金门起航,浩浩荡荡,收复了被荷兰人盘踞38年之久的台湾。郑成功反清复明,就和内陆皇权对立,对立以后,这三方势力的格局就发生了变化。比如,荷兰人马上就派使团出使北京,见顺治皇帝。说什么呢,你只要允许我跟你上岸贸易,我就帮助你剿灭郑氏家族。
我们讲海洋意识,指的是全民族对海洋的认识,而海洋战略意识指的是统治阶级对海洋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地位的认识,而明朝统治者恰恰是缺了海洋战略意识。
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1662年6月23日,民族英雄郑成功因病去世,年仅38岁。三个月前,他派人给占据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送去了战书。康熙皇帝闻讯,写下了这样一副挽联:“四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能这样评价对手的,无疑是一个胸怀宽广的伟大的君主!但不论是康熙皇帝,还是被南明皇帝赐封为忠孝伯的郑成功,都无法摆脱皇权中心主义的束缚。当西方世界将国家政治军事力量与民间航海贸易力量结合起来,在世界范围大肆扩张的时候,中国剿灭了具有政治组织与军事武装的民间海外力量,再次为西方势力让出了整个中国海。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出不了外洋就守不住海岸,而失去海洋也最终将失去家乡。这番道理,中国的皇帝们要到200年后,从一系列可悲、可耻的丧权辱国的教训中才能获得。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声长长的叹息,但遗憾的不是郑成功,不是康熙,而是我们这个民族。荷兰人走了,但大海不会就此平静。很快,在资本和利益的驱使下,有恃无恐的欧洲帆船又络绎不绝地逼近中国的海岸。
回顾历史,是让当代人了解,清朝的爱国将领关天培,碧血虎门,并不是他没有海防的思路,更不是他在海防建设中不精心,而是当时朝廷的闭关锁国的国策决定的。
清王朝自统治中国始,就崇尚“骑射为满洲之根本”。长期以来,以皇权为中心的清王朝,一直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甚至实行的是防民甚于防外,禁海迁界,严禁造船业的发展和火炮的研究,结果是兵器落后,军备废弛,即使如此,还夜郎自大。由此,导致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
当然,这里不得不说的另一个因素是文化。
“我有点儿金,有点儿银,有几条海船在海里,有一个漂亮的老婆,我还能再要什么呢?”这是一首西班牙民歌,在西方人的概念里,幸福来自大海,来自贸易和征服。
而表达同样的希望,生存于黄土地的中国人,用的却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幸福就在脚下,就在心血和汗水的耕耘中。
大海,生命的摇篮。
这句话,已经讲了好多年,但现在理智地思考,我们发现:这句话,我们从来都是当作神话传说一样地对待。
毕竟,人类告别海洋,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了。今天的我们,不仅畏惧惊涛骇浪,甚至在梦中,也很难听到大海的涛声。据说把一个初生的婴儿投入水中,他自然就会游泳。这,是不是海洋生涯留给我们的唯一印记呢?
但故乡,总归是故乡。即使远隔千山万水,历经斗转星移,海洋,永远是我们灵魂的一个栖息地。而且,当历史的脚步迈入21世纪,海洋,又寄托着人类山穷水尽后的希望——油、气、水成为人类的生存空间,要发展,就得争夺原料;要争夺原料,就必须走向海洋。由此,关天培时代的情形又重现——钓鱼岛、中国南海——近年来,中国家门口各海域时而惊涛骇浪,时而暗流潜涌。这使我们不能不深入思考海洋与海防的关系问题。
中国有1.8万公里的海岸线、1万多个岛屿、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巩固海防还是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都必须走向海洋。
走向海洋,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崛起于世界。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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