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印象中,父亲送劳动教养那么多年,母亲就没做过一件新衣服。每天早上看她去上班,都是穿一身褪了色的,到处都打着补丁的衣服,拿一顶草帽,带一块蓝布坎肩,风风火火地就出了门。祖母有时看到她的衣服补丁打多了,也会劝她去做件衣服,她总是说:“拉板车的人,穿给谁看啊?”现在想起来,有哪个女人不爱打扮,一个清洁工下了班,还要穿得漂漂亮亮的呢,何况母亲那时才三十多岁,又是个出了名的大美人呢?她是为了我们这些孩子,牺牲了自己啊!
那时,买布是要凭定量布票供应的。我们四兄妹个子天天在长,不管生活再紧张,衣服还是要穿的呀!母亲就四处去找那最便宜的布,买来自己动手,给我们几个做衣服。我们兄妹那么多年,一直穿的就是母亲给我们缝制的便装,裤子就是不用系皮带的,越南式系松紧带的那种,从来就没穿过什么职业裁缝做的衣服。那时,我们最喜欢的就是过年,不但有肉可吃,年三十晚上,每个人枕头下还有一套母亲给我们缝的新衣服,和一双祖母做的新布鞋。
我初中三年,每到冬天,就穿着母亲给我买的一件薄绒衣去上学。后来是我的班主任黄可桃先生看我天天冷得瑟瑟发抖,才帮我找学校领导,申请补助了一件棉衣。棉衣太大,我就找了一根绳子系紧,不让北风往里面灌。
一般来说,商品的价格是和质量对应的,便宜的布根本就不耐穿,所以我们兄妹的衣服是需要经常打补丁的,给我们补衣服又成了母亲和祖母夜里的日常工作。
有一次母亲不知从哪儿打听到,布店新到了一批灰色的卡其布,一块多一尺,布料很结实。就去排了一个下午的队,奢侈地一下就剪了好几尺,而且还破天荒地第一次把布送到裁缝店里,给我做了一件中山装。那年过年的时候,当我神气地穿起这件新衣服,在弟弟妹妹眼里看来,简直就像是个“地主的少爷”。
由于我们兄妹在不断地长大,要吃的东西越来越多,学费也跟着年级的升高而增长,加上物价的提高,母亲要负担四个孩子的求学已是不堪重负。母亲就写信跟父亲商量,商量的决定就是停了我那数学成绩一直很好的二弟的学(这一停就是两年)。
二弟停学后,母亲就请木工利用家里的旧木箱,做了一个买冰棒的箱子。天天到冷冻厂去批冰棒,批到后就上街去叫卖。那时二弟才十三岁,刚考入中学,读了一个学期。二弟还是很勤劳,很灵气的,每天早上带个大草帽,背个冰棒箱子出去,晚上总能把冰棒卖完回来,有时卖得好,还能上冷冻厂去批个两趟。回来以后,就给我们讲一些街上看到的稀奇古怪的事,逗得我们哈哈大笑。每逢这时,母亲却总是在一旁默默做着她的事,从来就没见她笑过。
那年碰上一个翻秋的季节,虽然是过了中秋,天气还是特别的热。那天晚上,二弟回家的时候,背上的冰棒箱子还沉沉的。我们都以为他今天的冰棒没卖掉。他打开箱子,却是满满一箱子洗得干干净净的大白萝卜。母亲忙追问他:“这萝卜哪里来的?”二弟嗫嚅地说:“我今天冰棒卖得特别好,到冷冻厂批了三次都卖完了。路过一个农民家里,叫我买萝卜。我看家里米不多了,就买了五毛钱萝卜。”母亲摸着二弟的头没再说什么。我们就吵着肚子饿,要煮萝卜吃。母亲说:“既然买了,就煮吧!”那天晚上,我们饱餐了一顿白水煮萝卜,甜甜的,真是美味啊!可是不到半夜,尿桶拉满了,肚子却更饿了。
有一天,外面下着小雨,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二弟还没有回家。母亲就着急了。因为我放学后,有时会去帮二弟叫卖冰棒,她就问我二弟一般在那一带卖?母亲听我说过,就打着伞拉着我一条条街去找。我和母亲找了几条二弟常去的街道,都没见二弟的影子,就到处乱串地寻。最后,在东门的一个骑楼的路灯下,看到二弟那瑟缩瘦小的身影。街上店铺都关门了,行人也没几个,二弟还在有气无力地一声声喊着:“喂!冰棒,卖冰棒啊!”
我们急忙冲了过去,母亲一把抱着二弟。二弟颤抖着说:“妈,我今天的冰棒还没卖掉呢。”母亲带着哭腔说:“乖儿子,跟妈妈回家!我们不卖了。”
我背起二弟的冰棒箱,母亲紧紧拉着二弟的手,我们往回家的路上走着。在路灯昏黄的灯光照射下,我看见母亲满脸晶莹的泪花。
那天,没卖掉的冰棒,自然是我们兄妹几个消灭了。
此后,母亲再没让弟弟去卖冰棒了。弟弟就天天跟着母亲去上班,帮母亲推车,一家人出两条命,赚起这一份搬运的工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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