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了劳动教养,家里一下就塌了半边天。搬运队是我们国家最早实现“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地方,在那里是没有什么固定工资的。母亲尽管坚持每月二十五天以上的出勤,但由于物价在不断地上涨,家里的实际生活水平,自然就比父亲在家的时候下降了许多。餐桌上的荤菜不到过年过节是绝对看不到的,因为祖母的生活费是由两个叔叔负担,有几次叔叔们来到家里,看到祖母也跟着吃那么差的伙食,就提出了许多的意见。母亲只好再三跟他们解释,有时也背着我们给祖母另外弄点好吃的,但祖母从来就没一个人吃过。
两间总面积不到三十平方米的住房,因为承担不了租金,只好退了一间,一家六口就蜗居在一个十来平方的房间里。因为欠了一个月的电费,房东剪了我们家的电线。母亲因为我们兄妹晚上要做作业,就去苦苦哀求房东手下留情,缓缓再交,可是怎么求也没用,家里就只好在城市里点起了煤油灯。
每年过年前,不管家里再穷再苦,母亲都要用洗得干干净净,没有气味的,那种装七斤油漆的废铁罐,塞满一罐醃制好的鱼肉给父亲寄去。而每次装罐的时候,都弄得我们几个小孩围观着垂涎欲滴。母亲就跟我们解释,父亲在那儿教养怎么苦怎么苦,因为没吃的,全身都浮肿了,我们也就一个个很懂事地点头。可是,母亲最后还是会含着泪,从那铁罐里拿出小小的一块鱼或肉,撕给我们每人一点,那味道就甭提有多美了。
每学期开学前是母亲最艰难的时刻,四处向居委会,向学校打报告,到处求爹爹,拜奶奶,请求减免一点学杂费用。但那时居委会和学校也是“政治挂帅”的,领导还要保乌纱帽呀,一个双料右派的家庭能给你多少照顾?母亲没法就在家翻箱倒柜,找出一些稍微值钱的衣物,罈罈罐罐的,叫我带着大弟弟上街去卖。
大弟弟比我小一岁多,那时也算是两个小男人了吧。每到学校放寒暑假,我们就去找点锤石头,挑土的小工活干,一个假期下来也能赚他个几块,十几块钱,就算是搞点勤工俭学吧。而小弟弟和妹妹放了假,就天天跟着母亲去上班,帮母亲推板车。
有一次,我跟着几个大人到离家四十里的峰山去砍柴。那天早上五点,天还蒙蒙亮,我带着母亲给我准备一个蒲包饭,跟着人家就出发了。到了峰山,我拾了两小捆柴挑着回家。人越往回走,肩上的担子就越沉重,只有不断地边走边扔。待我一瘸一拐地走到家,已是万家灯火了,拾到的柴也扔到没剩下几根。母亲在我红肿的肩头敷上热毛巾,凑着煤油灯挑着我脚上打起的泡,含着泪说:“你还小,没力气,以后我们就不去砍什么柴了。”
我很奇怪,母亲才一米五左右的个子,人又长得瘦弱,怎么会有那么大的精力?每天下班不管再晚,不管再累,她总要挽一个大竹篮,把我们一家六口人的衣服,提到离家有半里多路的河里去洗,洗干净后还要回家晾好。晾好衣服后,就三天两头地给父亲写信,有很多次我已经睡醒一觉起来,母亲还在煤油灯下“沙沙”地写着。母亲写字的速度很快,字也写得流利漂亮,每封信都要写很多页,信封装起来总是鼓鼓的。我想,给父亲写信也许就是母亲不当教师后,所学文化的唯一用途吧。
大跃进放了那么多的“卫星”,其后遗症便是三年的物质紧张。物质紧张就必然造成有限的商品价格飞涨,火柴、肥皂、煤油都要凭票,粮食、食油定量要削减,黑市猪肉卖到二十四元一斤。母亲那点血汗钱,能算计着把发票的生活必需品买回来就不错了,那还敢去问津什么黑市?
我读初中就基本没吃过早餐,冬天太冷,早上就用开水冲点辣椒粉,喝下去趁着热呼劲出门上学校去。碰上母亲发工资,她也会给我们四个孩子每人一毛钱,我们就像过年一样,早早就到农贸市场去排队,买上一个喂猪的莙薘菜团。肚子饿,我个子又小,整个冬天我都手捂着脚,缩着身子,蹲在凳子上上课。
中午回家吃饭,我是老大,就由我分饭,每人也就一小碗。分饭时,弟妹们都蹲在边上看着,看谁的多一点,蹭得紧一点。连掉在地上的一粒饭,也很快就被人捡起来,塞到了嘴巴里。要是碰上母亲在家吃饭,她总是把自己的一份饭默默地往我们的碗里擀。那时,我家的盘子是由我们四兄妹轮流着舔的,等大家三下五除二,吃完那很少的一点菜之后,就轮到谁把它舔干净了。舔来舔去都舔出经验来了,舌尖顶住盘子中心,双手抓着盘子,贴着舌面打一个圈,盘子就干干净净的了。
母亲为了改善我们的伙食,就到处去求熟人,偶尔从饭店和宾馆花个五毛钱买回来一钵“毛菜”(是客人吃剩的残渣余孽),回家一煮,香气扑鼻,那是一种多么美味的珍馐佳餚啊!我们就经常吵着母亲要她再去买,她只有苦笑着告诉我们,是求了多少人才弄回来这一钵的。是啊,在那种人人饥如饥虎饿狼的年头,有几个人下得起馆子下了馆子,又有多少残羹剩汤可留啊?
祖母为了抚慰我们这伙嗷嗷待哺的孙儿,偷偷地把自己祖传的一对金耳环,拿去黑市上换回来几斤猪肉,让我们饱餐了一顿。看到祖母没有了耳环的耳朵,母亲没心思动半块猪肉,只是含着泪小声对祖母埋怨了一番。
那年,母亲的搬运队卖两元一张的餐券,母亲下狠心掏钱买了一张。一张餐券可以吃一顿“米豆腐”(就是用米磨成稀浆,放人碱粉,蒸熟后呈豆腐状,然后和菜一起煮。这是“瓜菜代”时期的一大食品发明),但只能是一个人管饱。母亲背着弟妹们把餐劵交给我,让我一个去吃。餐券上写明是中午十二点钟供应的,我十一点半就赶去了。到了搬运队的食堂,早已排了上百人的长队。等快轮到我的时候,说是前面的人太能吃,准备的“米豆腐”已经吃光了。没轮到的许多工人在那儿拼命骂娘,我只好吞着口水,捂着“咕咕”直响的肚子懊恼地回家。母亲看到我,也没别的办法,就叫祖母多下点米,煮了一大锅粥,就着咸菜,全家人吃了个肚圆滚饱。
要知道,这餐粥可是吃了我们全家人两天的口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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