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挂历挂在房间,365个日子一天一天从眼前逝去,让人感到了光阴的紧迫。日历虽则普通,却很公正公平,不多一天,不少一天。它不是一副日历,它是一川响着微妙涛声的逝水,它响动的是:逝者如斯!只有在挂上新的挂历时,我才会仔仔细细端详它。挂历并不很大,每一页上都印着一些文物,每一页上又都有“诚信”两个较大的汉字作为标榜,又有几行竖排的毛笔书法。我这才瞅准了,大都是先贤圣哲关于“诚信”的古训,啊!原来这挂在房间的年历,是对我辈进行教化的。我的视线紧紧地盯着一樽九足之鼎,脑里立刻冒出了“一言九鼎”这个伟大的成语,这难道就是对“诚信”二字的最原初的注释么?
我的眼前展现出一幅美丽的画面来。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八百里秦川东部的大都市,一段最繁华的大街上,有一位老者赶着两头高大的奶牛踽踽而行。行至一个路口,奶牛停下,他也停下,热水洗过牛的ru*房,伸手挤出真正的鲜奶,人们各出器具,注足而去。人们自然有序,没有喧哗吵闹之声,人人都带着微笑,带着自得的神情。主人也不紧不慢,悠悠然仿佛不是在做生意,而在逛大街戏耍。最是那一个五六岁的男孩,憨憨地坐在牛肚子底下,牛的ru*头对着孩子的小嘴巴,孩子口含牛乳吮吸,仿佛就是一只初生之牛犊,或者奶牛就是他的娘亲……那奶牛十分高大,黑白颜色相间,它并未作亲近状,也没有明显的拒绝,安闲自在、又若无其事的样子,仿佛还沉浸在咋夜的梦境中,或者是在对城市的街道、楼房、行人、车辆、人情世态作细细地打量对比,又慢慢地回味在乡下时日呢。瞬间凝固的一樽雕塑,倾刻定格的一帧画幅,让我一时惊呆了。我在师院上学时,又听说家乡南边的灞河川道里的一个百十户人家的村子,奶牛基地建成没几年,牛都送宰屠厂宰尽了,原因是奶汁中作假。有人不养奶牛一个月了还见天交奶,幸亏奶厂及时检验出来,才严把质量关,作不成假了,就只能卖掉或送去屠宰。而北边的台塬上也有一家奶厂,刚刚起步建厂,就遭遇了“掺水”事件,质检关没有把牢,又缺乏办厂经验,厂子自然是宣布倒闭了。二00八年,神州大地到处逢人说“三鹿”,“问题奶粉”砸了自己的金字招牌,他们以人们的健康和生命作代价,丢失了作人的良知而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孔老夫子教导人们要见利思义,取之有道,方可长长久久。我对这幅印有“诚信”的挂历,不敢轻率的扔掉了,我把它重新擦净,抹平,郑重其事地悬挂桌前,仔细的端详,揣摩玩味 。“一诺千金”,“一言九鼎”,这应该就是诚信的意思。我对着它早晚揣摩悟对,好像老师之于学生,也有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啊!诚信诚信,这可是做人的准则啊,故而需“吾曰三省吾身。”不敢想像,“诚与信”二字本来就是一个词吗?非也。作为教语文的中学老师,岂肯轻易放过,查《辞源》《辞海》,里面果然没有这一辞条,遂翻1996年修订的《现代汉语大辞典》,解释道:“诚实,守信用也”。“诚”是“诚实”之意,“信”乃是“守信用”的意思,这不是简单罗列么,我暗骂辞典编者的懒惰与粗心,不作为一个词来解释,何谓词典呢,那“诚”和“信”两字之间,到底有何内在的联系呢?
蒙童的时候被家人送去上学念书,书中有一篇课文,学的是一个“狼来了”的故事,我由此知道了大人们所教诲的“不能撒谎”,是多么的有道理。于是,我饥了就说我饥,困了就说我要睡觉,即使是哭闹或撒娇,都有明确的含义指向,从来不敢把曲的说成直的,把白的说成黑的,并知之为知之,不知之为不知。大人说,别人问咱家的钱放在什么地方,天机是千万不可泄露的。一日,村中人笑问,你们家的钱在哪放着?我答曰:“钱放在半墙的墙洞里,我妈不要我给人乱讲……”现在想来这也是不诚实中的诚实。若谁谁家的孩子只直不曲,简直是个直筒,一点弯儿也不转,大人肯定会担心这孩子八成是个傻子。看来大人在教导做人的诚实上,也不是不折不扣的。而许多孩子也想为大人保守家事的秘密,而往往经不起好事者“糖弹”的攻击,三下五除二,甚至连家里大人睡觉的秘密都抖落无遗了。看来小孩子的诚实,实乃天性使然,他们是绝不会撒谎的,故“三字经”开头就说:“人之出,性本善”。北宋的赵普有句话“半部《论语》治天下”,此话算不上诚实。一个混到宰相才读书的人,恐怕连《论语》至死也未能读懂,他却说可以用半部《论语》“辅陛下致太平”,假话。从我念小学开始,念到过几首《红旗歌谣》:“一头肥猪长又长,猪身跨过太平洋;猪背可以降飞机,耳朵成了飞机场”。“一个稻穗长又长,黄河边上架桥梁;十辆汽车并排走,汽车开来不晃荡”。那时小小年纪只知道好玩,后来饿肚子,才知道这是个弥天大谎,一个全国性的造谎运动,把中国的国民经济谎到了崩溃的边沿。文革也是一个举国上下的造谎运动,恶人一个谎,好人就要遭罪挨整,许多人因一张照片、一句被他人偷听去的话,一夜之间不明不白的就成了“现行反革命”,轻则被游斗,重则搭上性命。在造假的年代,好人有时也无奈地造假。有一个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领导群众修水坝,链滚拖拉机没柴油,社员没粮吃。县上开会,各公社党委书记都说有粮吃。他情知是造谎,共[chan*]党的干部竟然不实事求是,不关心群众的疾苦。县长要在他们公社的水库开现场会,他就一口应承下来。现场会上,大家热火朝天,牛曳着碌碡在坝。吃饭时,上千人的工地全吃红苔,咋不吃粮。他说,已经断粮十几天了,天天吃红苔,机子没有油开不起来,就用牛碾,我一定要给“三干会献一份厚礼!”县长皱起眉头,这怎么行,社员光吃红苕不行,机子没油保证不了堤坝质量。第二天,油也有了,粮也运了些,其它造了谎的公社书记追悔莫及。他们记住了这个书记的名字,全公社的社员都记住了他,他的名字叫张孝仁,他们说,他造了个伟大的谎话,因为油和粮还有一些,但让断了顿才要,他就不是张孝仁了。说实在话,在一个造谎大行其道的年代,全说实话就没有活路。我的老父亲是农民却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我和他们在一起劳动又在一个锅吃饭,怎么划得界限,也不好截然划清,但我只能表白已经划清了,不折不扣地划清了。我知道这是假话,可我不说这假话,有继续在中学读书的可能吗?饥饿年月,农民挣一分钱又十分困难,有时跑一整天担一担柴还卖不到1元钱,割一担条子给水库工地可以编十个抬筐,每个能卖五六角钱,可人家不准编也没工夫编。我利用饭后下地前的时间编成筐底放在楼上,天刚黑时吹了灯睡觉,等营部的干部们睡了,再起来编筐,这也是无奈中的造谎行为啊。我把《孙子兵法》中的《三十六计》不作为造谎,我把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兵不厌诈的权谋诡辩之术,不纳入我的文章,它和诚实没有关系。
中国历史的一页已经翻了过去,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们的党又找到了实事求是的法宝,承认自己的落后,承认自己的封闭,承认自己没有到达共产主义,而还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三十年过去了,我们的国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切与实事求是能分得开吗?诚实、不说假话,一切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社会就进步,就发展。做人也要实实在在,不说过头的话,不说大话和空话,就是实实在在的做人,扎扎实实做事,就会得到众人的崇敬。邓小平先生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讲话不多,作风实在,每句话都掷地有声。伟人是这样,子民也当以诚实作为做人的准则。陕西前任作协主[xi]的名字就叫陈忠实。他出道之作全国优秀短篇小说《信任》,在当年6月15日的《陕西日报》发表,立即被当月《人民文学》再次刊发,又被很快拍成电视片,人民多么欢迎忠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啊!我家住在灞水上游,先生之家在灞水入城处的白鹿原下,距离并不远却始终不曾谋面。当大伙鼓励我出一本散文集时,学校刘姓老师说他和陈忠实同校工作过,纵容我写信求他作序。我大着胆子写去了信,孰知已任作协主[xi]的陈忠实先生很快给我回了信。他对这位曾经同事的刘老师表示诚挚的问候,并说自己因《白鹿原》的出版、陕军东征的出现,实在腾不出手,为不影响佳作尽快问世,另想办法,还给我推荐了人选。言辞之中,话语诚挚恳切,没有官腔,完全是一位孰识的朋友。什么是诚实,行就是行,不行就不行,光许愿不兑现,算不得诚实。有一位教育界的小官僚,给教师讲话,要大家牢记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光荣传统,为教育事业像春茧吐丝、红烛燃烧。他却在操劳扑克,操劳自己的生意门路,一节课也不上,为发财胶尽脑汁。用一个不恰当的词语来形容就是不务正业。他说老师写文章是不务正业,依我看他才是真正的不务正业。
一个人不论做什么事,没有诚实的本质,难有守信用的品行。商家不讲诚信是自砸招牌,庶民不诚信就难以做人。下对上要讲诚信,上对下也要以诚信为本。中国封建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滨,莫非王臣。”天下的大事全靠皇上操心,他要求臣民对他诚实是天经地义的,而臣民要求皇上诚信诚信,他能做到吗?天下之大,事务之繁,所谓日理万机,什么事都和你协商,他还有什么神圣可言吗?所以,自古治国之道是恩威兼施,没听说过诚信兼施。我们每天都在叫喊民主监督,“几公开”、“几上墙”、“举报电话”、“意见箱”,可是有许多单位评先树模,却是在暗箱操作。当你知道的时候,生米已做成熟饭,木已成舟,你能把舟又还原成木吗?《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号令三军不准踩踏青苗,违令都斩。他跨下的战马受惊跑到麦田里去了。为了严明军纪,以儆效尤,这位曹丞相作起秀来了,竞以发代首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别说把曹丞相给斩了,就是让他引咎辞职,谁替他们领兵打仗?苟苟营营几百条人命怎么顶上一个省部级官员的乌纱!再来了个官还一定如他,真不如他又怎么办?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小孩的说谎话是大人逐渐培养教育起来的。有一年,省上下来检查计划生育,某乡政府下令,天黑以前一律不准学校放学。在村里的全是大人,自然说不了真话。检查团不住市上安排的高级宾馆,可总得有地方官员陪同。刚出发,手机短信就发到了基层,大小干部一动员,包村包组、包家包户、责任到人,谁出问题谁负责,保证不能出现问题,既不影响当地的政府的形象和政绩,又不影响经济发展,省上还是查不出实际情况。第二次检查,省上的同志不经过市县,活像当年的地下党活动,他们化整为零,便装进村,以给婴儿发放“糖丸”为名,询问村中老人儿童,年轻媳妇也生怕自己的孩子领不到“糖丸”,真相自然大白于天下。前文所说的善意假话逐渐演变成了下对上玩弄的阴谋。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官吏多如牛毛,大多尽享荣宠、升官发财,直到把自己玩死。当代人有更精通者会把此道发挥地淋漓尽致的,让那些古人们自愧不如。
细究起来,中国传统文化在骨子里的“信”还不如一个“义”字,分量更重的,《三国演义》里的刘玄德在隆中请孔明时明言“欲伸大义于天下”,孔明赞玄德“信义著于四海”,没说诚信而说信义,关云长骨子里都散发着一个“义”字。《国语》、《战国策》、《史记》,历代史书中都崇尚一个“义”字,《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中,舍生取义的动人故事,不胜枚举。司马迁称之曰“其言必行,其行必果,其若必诚”。但他们只是正义,诚信与气节的化身,他们与帝王的寡廉鲜耻、尔虞我诈不同,构成了社会价值观的另一面,浸透在我们民族的血液中。历史在演进中,所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人前一句话,马后一鞭子”等,虽然尽停留在说话算数的层面上,但我们没有理由苛责古人,这已经是不简单的事了。
讲诚信是我们当今社会大力提倡和弘扬的社会风气,也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硬指标。商家要诚信,公民也要诚信,我家乡的农民养羊早已不再掺水,他们生怕自己的优质鲜奶卖不出去而被白白倒掉;商家的产品质量不过关,食品、药品已经过期或即将过期,赔钱费时费力,也要把它招回销毁。做人的诚信更是一块金字招牌,这块招牌不能毁,一旦毁了,在乡村社区永难抬头,在社会、在单位难以正常做人。政府和官员的诚信铸造,也是至关重要。自古的仁君贤臣莫不知其重要。孟子的“民重君轻”、“施行仁政”讲的都是取信于民;郑庄公兑现承诺不与生母相见;鲁国的曹刿让庄公取信于民;李世民任敢于直言犯上的魏征作谏官,无不在说明着这个道理。我当过中学里的小头目,也曾因说真话受到过人生的小挫折,我至今也没有学会看风使舵,被讥为“没有长进”。韩愈当年左迁至蓝关,不也是因为讲了几句真话么,但他留住了官德和人品,又凭文章留芳青史。我给自己的散文集取名《去横秦岭》,就是要在未来的岁月中,为人为文不说假话。我是一名语文教师,我生活在一片神奇的童话世界里。我要把一颗诚信的种籽,种在孩子的心田里,滋润明天的诚信。
一幅旧挂历,挂在我居室的墙壁上,良久对之不知所之。忽觉有人来访,开门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一位是画画的姜百瑞先生,一位是写字的祁吉寿先生。展纸取墨,画成乃是一幅巨鼎,吉寿挥笔题写了“诚信”二字。尺幅方寸,满屋生辉,我再也不会把这旧年历撤去了。
南山岭东坡人
2009年元月13晚写成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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