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的欧洲，在哲学，文学和政治方面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派别。一派是浪漫主义，另一派则是理性主义。

很多人认为浪漫主义是十八世纪后期欧洲新崛起的一个思想流派，最初的影响只是文学，直接引入哲学的是卢梭。有时候仔细的分析一下，柏拉图的一些思想也可以看成是浪漫主义。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在公元前，我们中国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所作的那些浪漫主义诗篇足以和华兹华丝的诗歌媲美。而屈原跳汨罗江自杀，却是浪漫主义最伟大的壮举。他的那些为理想而活着的伟大理念可以说是每个浪漫主义者心目中的里程碑。当一个人的理想彻底破灭，活着也就是死去，我们为什么就不能为了理想而死亡，而活着呢。

屈原死了，在他的理想世界里，他依然活着。屈原的死亡可以看成一种美学。浪漫主义美学总会用审美标准来代替功利标准。假如屈原活着降秦，他呆在牢里还能浪漫吗；或是说一句“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还有什么意义呢，毕竟连阿q都知道说。

什么理想呢，理想就是很难实现的现实。屈原死了，可司马迁还活着。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学家是很难与浪漫主义扯上关系的，但是他的性格和作风却是个实实在在的浪漫主义者。“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这是伯牙与钟子期的答案，也每个浪漫主义者的答案。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然而伯牙是幸运的。司马迁呢，在这不幸的世界里，还能找到幸运吗。“就极刑而无愠色”，支撑他的恐怕就只有这简单而又伟大的理想了，即使是“藏之名山，传之后人”。　死了还是活着，没有区别，也没有意义。

司马迁死了，我们认为他活着。

浪漫主义很多时候和现实主义是融合得非常好的。二战的硝烟消散了几十年，这个世界并没有得到和平。血和泪的教训已经让这个世界开始变得空虚和寂寞。每次总有一个领袖在高台上信誓旦旦，为了所谓的民族存亡和正义，为了和平和自由，让无数的生命丧失在他的理想之下。这样的理想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

假如把失去理智的疯子或是轻视别人生命的战争狂人套上浪漫主义的外衣，加以歌颂就可以发扬光大的话。我们中国的每个统治者都会是浪漫主义者。因为他的权利是建立在无数生命的基础上。历史上的“贞观之治”我只相信一半，那个记录历史的早以屈服在李世民的淫威之下。试想一下连兄弟都杀了，还有什么不敢做的呢。读中国的历史，我只读司马迁的《史记》，不只因为是文采，还有那对历史的客观理性，我相信每个人都认为项羽配写本纪。

对于文人，我想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了理想而献身，另一类是把理想悬搁，活在现实中。屈原为了理想，葬送了最后的生命。郭沫若曾经高歌屈原，但他并不理解屈原。凤凰涅盘了，郭沫若也在涅盘，王府高贵的生活或许就是他一直所期待的，这就是涅盘，这也是重生。郭沫若还是郭沫若吗，他的凤凰涅盘让他堕落成为了御用文人。他其实没有重生，也不配重生。他那些浪漫主义诗歌不过是他走向现实的阶梯。或许他曾经有过理想，那不过是曾经。即使现在还有理想，也是理想，与现实并没有牵连。他如徐志摩的诗歌一样，“那榆阴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为了梦，我们曾经付出了很多，很多，然而梦不是理想，也不会浪漫，终归是梦。我到宁愿相信那些独裁式的人物，他的理想是梦，可惜就是醒得太晚了。现在我也浪漫主义一回，学学卢梭，讲讲“人生来自由”。然而还是梦，醒来的时候发现这个世界不过是洛克的“心如白板”，需要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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