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到县文化馆去参加一个写作讲座,看到了文化馆富丽堂皇,图书室里各种各样的书籍,供读者免费阅读,这不禁想起了当年的老文化馆。
1966年,也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第一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博兴一中,在初中十五级就读,那时候,人人都参加了红卫兵,整天除了开会,就是游行,每天举着毛主[xi]语录本,高喊着口号,今天批斗这个,明天批斗那个,谁不参加,就会被扣上保皇派的帽子,谁敢不去参加!
在这种情况下,我以家庭困难为借口,休学一年在家,可是,刚过了一个多月,一位老师来到了我家,又把我叫回了学校,说是复课闹革命。
那时候,没有课本,我记得语文是一位叫费素兰的老师给我们讲读毛主[xi]诗词,数学只有一本代数,虽然每天只有一节语文和一节数学,但也总算是安定下来了。
可是好景不长,又是反逆流,反复旧什么的,从此再也没有上课,又是天天游行,开批斗会。我想休学,但没有通过,我不是天天躲在宿舍里睡大觉,就是四下里游逛,成了学校的逍遥派。
我来到文化馆玩耍,听朋友说,只要学校写上介绍信,就可以办理借书证,来这里借书看。我听了非常高兴,很快我办理了一个借书证,经常到文化馆去借书看。从此便和文化馆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图书管理员是位女的,她姓史,高高的身材,圆圆的脸蛋,年龄约在五十岁左右,脸上从没有笑容,一看到她,就令人生畏。我每次去借书都小心翼翼,恐怕惹怒了这位“女阎王”。
我每次借了书后,拿回家都要用一张纸把封面包好,看到有损坏的书页和封皮,我都把它重新粘贴好,时间长了,她对我也另眼看待,我倒觉得她和蔼可亲,既像一位大姐,又像一位母亲。
那时候,图书室里的书少得可怜,原来许许多多优秀的小说,都成了毒草,下了书架,连四大名著也成了毒草,只有《野火春风斗古城》,《铁道游击队》等很少的几本小说,这些小说都成了抢手货,很难借到。
有一回,我到图书馆借书,他正和丈夫在吃饭,看到我来了,连忙放下饭碗,把我带进了图书室,从下面的抽屉里面拿出一本《林海雪原》交给了我,她说:“我知道你喜欢小说,我特意给你留了一本,下次来,有好的小说,我会给你留着,现在的年轻人,这样安分守己的读书的很少,每次看到你把书封面包的整整齐齐,这样爱惜书籍,我就特别的注意了你。“
我感动的说:“谢谢你,阿姨。“
当时叫了她一声阿姨,她脸上笑开了花,说真的,这是我看到她第一次脸上的笑容。
以后每次来借书,我都是一个人,趁着没有人的时候,一大早悄悄地的来到图书馆。这一天,天上飘着雪花,我来得特别早,文化馆还没有开大门,我站在风雪中,等了大半个小时,大门才打开,我走进文化馆,看到她正在打扫着院子里的雪,看到我来了,连忙放下扫帚,要到图书室给我借书,我笑了笑说:“不忙,阿姨,我来帮你打扫。”
我接过她手中的扫帚,把里面的雪打扫干净,她拿起一把铁锨,把雪堆成一堆一堆的。打扫完后,她领我进了图书室,她拿出《水浒传》的上下集,对我说,这是《水浒传》,你看不看?“
我喜出望外,我把双手在衣服上擦了擦,接过来,仔细地看了看,这是一套七十一回的水浒传,也是我梦寐以求想看的小说。
我笑着说:“谢谢你阿姨,谢谢你,我太喜欢了。“
当时那种高兴的心情难以言表。
她看了看我,严肃的说:“不过,像这样的禁书,只准你自己看,不准借给别人,特别是在学校里,不准看,你做得到么?“
我看了看她那严肃的表情,点了一下头,他拿出一张卡片,写上了,毛泽东选集一、二卷后又说:“千万千万,来送还的时候,这里不准有任何人。“
我又点了一下头。
现在想起来有点儿可笑,就像是做地下工作的,偷偷摸摸。可是,那个时候,她是冒着巨大风险的。从此,她又给了我《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两本书,四大名著中,只有红楼梦没有看。
最后一次,是我毕业前夕,借了一本《森严壁垒》的长篇小说,我放在我的抽屉里面,不知道是谁拿去看,一直没有还我,我问过许多人,都说没有看到,一直到毕业,也没有找到,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到新华书店又买了两本书,到文化馆送还,史阿姨看到后对我说:“图书丢失了,只要还一本同等价格的就可以。”她留下了一本,另一本又还给了我。
毕业后没有时间再到图书馆借书,很想瞅机会当面道谢,但一直没有去,总觉得对不住史阿姨。
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就像在眼前,就是在那个时候,我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也奠定了我的写作基础,也许像这样的事情她也不会记住,现在也不知道她是不是还健在,但在我的心里,她的形象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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