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余秋雨的笔下，苏州是一位白发苍苍的千年老者。一座沉淀了2500年历史的文化古城，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值得我们走进她，亲近她，品味她的千年厚重。令后人无比庆幸的是，古老的苏州城至今仍相当完整地保留了众多历史文化传承。予我印象最为深刻的莫过于苏州园林代表——拙政园了。

我有幸于十年前游览拙政园。当然，以我拙劣的眼光，很难领略其中之精妙，需要专业导游给予逐步逐项，详细讲解才行。

拙政园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艺术长廊，游览者无论站在哪个点上，环顾四周，眼前总是呈现一幅完美的图画。不论亭台轩榭的布局，假山池沼的配合，花草树木的映衬，还是近景远景的层次，竟无欠美伤美的败笔！游览者来到园里，没有一个不在心里发出感叹：“苏州，真人间天堂矣！＂

然而，拙政园的第一位主人王献臣，却是一个官场失意的苏州人。退隐的御史大夫利用他的晚年，完成了一项了不起的事业，远比他在官场成就，不知要强过多少倍！我们也许不知道王大人，在他任职期间有过什么非凡的政绩，而一个拙政园却可以传承千年，并让我们永远记住建造它的主人。为什么一个隐居生活的王居士，要强过一个入仕为官的王大人？还有，为什么古代知识分子对于入仕和出仕总是左右摇摆，祸福难料？这些问题，令我们今人在提起它的时候，显得有些含混不清。

古人云：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史记?伯夷列传》记载：“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陷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说的是伯夷与叔齐因为与当权者的价值取向不同，隐居山野，靠野果充饥，最后连山中的野果都吃不得，只好活活饿死。这是走向极端的一类隐士，是隐士中的另类，后世仿效者，绝也！

楚国人屈原，因与新主政见不合，又不愿同流合污，在不能改变现状的情况下，选择投河自尽，以表明心志，后人感其气节，世世代代缅怀他。屈原要将他的灵魂净化到另一个无人的世界，所以他的死是必然的。然而，屈原是伟大的，所以屈原的死，为他赢得千古英名。我却以为他，虽无隐士之名，却有隐士之实，是一位隐在心里的隐士。

竹林七贤是魏晋隐士的代表人物，其中不乏大智慧，大胸怀的高人雅士。他们提倡“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生活上不拘礼法，追求清静无为。他们虽然经常相聚竹林，一时把酒当歌，一时愤世骂俗，可是，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再次入仕，一旦官场不如意，又隐居起来。所以他们是神隐身不隐，他们是自由穿行于庙堂和村野之间的隐形人。

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黑暗的时代。嵇康、阮籍、刘伶等人对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嵇康因此而被杀。然山涛、王戎则不同，他们先后入仕，投靠司马氏，最后还成为司马政权的心腹。他们的所谓隐居竹林，只是暂时的，并不能完全摆脱世俗的羁绊。与其说，他们是隐士，倒不如说，他们是蓄势待发的行者，一旦时机成熟，或更好的条件和待遇，他们的身份将发生改变。所以竹林七贤只能称之为“半隐”。

陶渊明，以一篇《桃花园记》闻名遐迩。然而，世间并无真正的桃花源。桃花源只是他的理想幻境。陶渊明和许多退隐仕子一样，不肯“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而解绶去职，过起了躬耕自足的田园生活。可是，陶渊明毕竟是没落官宦出身，最后在饥病交困中死去。可见，他的隐居生活是被迫无奈之举，与超然洒脱无关。然而，由于《桃花源记》的影响，不知多少文人步其后尘，过起躬耕田园的隐居生活。这在中国历史上，绝对是一种十分奇怪的社会现象。

由此看来，古代知识分子都有一个通病，那就是容不得别人不欣赏他的才能。特别是入仕的知识分子，只要政见不合，既不折腰，也不迎合，于是隐居成他们最佳的选择。就像王献臣，官场失意后，选择在他的家乡修楼种树，过着逍遥自在的隐居生活。于是，一座传世之作——拙政园诞生了。作为拙政园的开创者，他将隐居的家园做到极致，让世人仿效它，却不可以超越它。在我们看来，拙政园选址苏州城内一闹中取静的偏僻弄堂，本身就是一种睿智。今天，我们推崇苏州人的隐居方式是真正“大隐隐于市”的聪明人。苏州园林作为隐士的最后归宿，不是避祸之所，反而是安享余生的精神圣土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