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大百年讲堂里昆曲雅集专场后于丹做总结发言被呛声一事，究竟是怎么回事，外人不好置喙。毕竟现场已经经过了多种的电声变幻，所谓真相也早已不再是真相了。

不过，关于于丹，因为脸熟的时间太长了，人们还是知道了不少她镜头后的故事，也就是除了那个在电视上被电视镜头记录下的口若悬河不厌其烦的熬鸡汤的话唠外，她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形象，而且描绘这些形象的人，虽然并没有用镜头和话音记录，也颇有几分可信性。

一段是她在伦敦演讲时雇的翻译写的：说他亲眼看见于丹头一分钟正在笑逐颜开面对镜头和记者，另一分钟则立即张牙舞爪的对中国人呵斥。他曾亲眼看见她在众人面前呵斥从国内来伺候她的女随从，对接待方安排的伦敦的好酒店挑三拣四，她对翻译更是颐指气使，对任何人都没有起码的尊重，对人（尤其是中国人）如对奴隶，完全是个欺负弱者的大怪物。……她对工作人员的粗暴刁难和不体谅，让人彻底看透了她言行之间的虚伪。结论是自己做梦也想不到一个到处教育观众与人为善的学者能做出如此匪夷所思之事。

还有两个《日中经济新闻社》的日本记者世岡和小川笔下记录的于丹故事，如“东京撒泼记”，其中有于丹大闹外国记者俱乐部，于丹挑起的首相接见风波等，这两个记者给于丹的评价是这个女人人格分裂。然后感叹说，一个人格分裂的病人，却如此大红特红，中国大概也疯了。

究竟那个是真的于丹，大概只有于丹的丈夫们有发言权。无论如何，让我“电视镜头里的于丹”和“翻译记者笔下的于丹”两者间做个选择的话，我宁愿相信后者的真实成分更大些。果真如此，回头再看北大讲堂那些“下台”的呛声倒值得庆幸：至少13亿人至少有几个人还不太疯。

关于这几个喊下台的人最后怎么样了，因为他们没于丹的名气，自然不会有人关心，倒是想起了一个和这个很相似的另一件事：

那是1985年5月27日《纽约客》上的一篇文章：电影院里要放映一部南非制作的和非洲黑人有关的电影。作者陪同母亲一起去看。放映前一群人在售票厅散发传单劝大家不要买票。电影开始后两个女孩突然站起来演讲希望大家抵制。观众不耐烦了喊：“这里是美国，抗议到外面去。”“我们付钱买票，让我们自己决定看不看。”于是工作人员把两个女生架走了。过了几分钟，一个年轻人又站起来演讲：“这是一部充满种族歧视的影片”。观众再次打断他的话喊“滚蛋！”最后两个警察把年轻人请了出去。此时电影院响起了掌声。

在大家的掌声中，母亲显得很难过，她对作者小声说：“这两个女孩原意花十元钱买票进入一个人人喊打的地方来-----或许她们真的有点道理。”此后另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再次站起来说：“我跟你们一样是买了票来看戏的。我只是想对影响千万人一生的问题，我们或许应该有个道德立场，而不只是追求消遣。如果五十年前有人也像刚刚这几个年轻人这样对被迫害的犹太人执着的话，我祖父也许可以活到今天，而不是死在德国人的煤气房里”。这时六十四岁的母亲也站了起来，面对着整个剧院大声说：“他说的不错，你别想叫我闭嘴。”说这话的时候作者感到母亲浑身在颤抖！

文章在最后也没有给出谁对谁错的结论，只是说这个故事应该给我们一些启示，弄清楚怎样去思考与行动：巨额投资的电影和几个捣乱的年轻人相比，势力不可同日而语，几个以道德感为由的人无权打断别人看电影，电影如何还是要观众们看过后再做出各自判断。观众有权叫她们滚蛋！但是，在你看完电影后真的思考了吗？你是不是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电影同化了呢？假如你面对的不是一部两小时的电影，而是一生都沉浸在某些宗教团集、政治党派、和商业团集的“教育”和“劝导”里，你是不是终究会接纳它们推销的理念？甚至完全放弃个人的自由自主？或者社会就该一直等到美国驻利比亚大使馆那样的惨剧再次发生才觉醒？或者人们终究要忽略掉奥斯维辛再发生一次的可能性？假如这个世界上有一天真的再现了一个希特勒领导下的万众一心的庄严的队伍，你站在哪里？是躲在角落里反抗，还是站在队伍里做一个看似平庸却一起作恶？

无论如何，经过这次尴尬，于教授应该可以很好的理解一个成语“狗尾续貂”了。这样一来，或者她会回头想一下：作为中国的形象代表，她如今已经成了无所不知无处不在的上帝，但说实话自己真的还会上课吗？或者她真想把13亿人都当成自己的学生？果然如此的话，她距回家给孙子熬鸡汤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当然，和央视相比于丹还是很渺小。刚听央视又创下了158亿广告收入的历史新纪录。忽然想到如果说bbc只是虐待了几个儿童的话，这个水陆两栖无所不在无所不教的喉舌，已经绑架了13亿人，甚至成为他们身体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于是，你不得不昂扬在不绝如缕的主旋律里，不得不时常欣赏于教授的黑丝短裙。只是说实话每次看见这具躯体，总觉得不如到奶展上看一群身穿比基尼的五六岁女童。

不过，还是值得庆幸，至少当北大响起了几声不那么和谐的喊声之后，终于明白了这样一个常识：原来观众不只有给讲台鼓掌的权力，也有喊让人下台的自由！

于木鱼宅

2012-11-19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