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官历史源远流长，2000多年前大名鼎鼎的伍子胥便是一个裸官。伍子胥早年掘墓鞭尸为父报仇的英雄壮举就不说了，晚年的他受到了吴王夫差的猜忌，又有太宰伯嚭的打压，于是感到岌岌可危，在出使齐国时，把儿子留在了那里，委托给了齐国重臣鲍氏，自己回到吴国做起了裸官，最后被吴王赐死。

或许有人说，仅凭伍子胥把儿子移居到别国这一条就能定性他是裸官吗？他夫人呢？他那些财产存款呢？没关系，后两点于史籍上已无据可考，即使都还留在吴国，也改变不了他是裸官的性质，也不影响下文的论述。上古时代女人是无足轻重的，连“妻子如衣服”的地位也没有。一部《论语》记述了孔夫子那么多的生活片段，但没有一条提到他夫人的，他在周游列国时，也没有携夫人一同出访；财产对于伍子胥这样的大政治家来说也算不了什么，他如果去哪个国家高就了，是不愁没有俸禄和封地的。不像后来的裸官们可怜兮兮把一点存款东躲西藏变着法子弄出去，那是他们没有封地的原因。但儿子就不同了，在生产力落后的年代，在宗法观念十分强烈的古代，子孙才是最大的财富，差不多是全部家当了。《赵氏孤儿》中的小婴儿是赵国社稷的全部寄托，周宣王静只要能活下来，周王朝就不会灭亡，子嗣血脉在上古人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伍子胥把儿子送到齐国，主体上已经是个裸官了。虽然还不太完整，但或许这也是早期裸官们的幼稚之处吧。

仔细分析伍子胥做裸官的前前后后，我们可以做出以下几点思考：

首先，出现裸官是亡国之兆。裸官都是体制内的人，他们对这个政权内在的矛盾、危机有着深刻的认识，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将子女移居到外国的。《史记--伍子胥传》有一段他与儿子临别时的对话，很能说明问题：“子胥临行，谓其子曰：“吾数谏王，王不用，吾今见吴之亡矣。汝与吴俱亡，无益也。””可见伍子胥是在看到吴国这条大船行将沉没时，才想到做裸官的。所以说，裸官是亡国之兆。

其次，裸官是表象，危机是本质。既然裸官是亡国之兆，那么把裸官免职或杀头，没有了裸官那么不就不会亡国了吗？不行。础湿而雨，鸡鸣天晓。即使把墙脚用火烤干，还是会下雨；即使把公鸡杀了，天还是会亮的。吴国灭亡的原因是举全国之兵北伐，而留勾践这样的心腹大患在身边。不解决这个问题，即使杀了伍子胥，国家照样灭亡，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为此，作为最高统治者，不要一味的恨裸官，而是要从裸官这样的现象中，看到自己的失误，看到危机及其根源，拿出解决的办法。

再次，要重用裸官。能做裸官，绝非等闲之辈，说是先知先觉可能有点夸大，但说他们是体制内的精英，有先见之明，能未雨绸缪，有敏锐的观察力却一点也不过分。要多倾听他们的意见，从而迅速的找到症结所在。裸官是向当局敲响了警钟，其意义恰好和整天莺歌燕舞溜须拍马相反。夫差当年要是不杀伍子胥，从他的裸中，幡然醒悟，改弦易张，吴国未必会灭亡。裸官者，国之宝也，活宝也是宝。

最后，要给裸官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后人对伍子胥十分宽容，尽管他晚年做了裸官，但并不损害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这说明中华民族成熟了，理智了，智慧了。但当时的人们并不如此，当时的舆论环境并不宽松。太宰嚭向吴王进谗：“其使于齐，乃属其子于齐之鲍氏，夫为人臣，内不得意，外倚诸侯----愿王早图之。”<见《史记---伍子胥传》>。虽然伯嚭怀有个人恩怨，有构怨的嫌疑，但吴王能听进去，说明这样的思维方式得到认可的。这也说明当时人们就是以为做裸官就有背叛的可能。小人造谣，也是以大家认可的方式出现的。杀伍子胥没有一个大臣出面为其辩解开脱，也从反面说明了这一点。好多问题，后人能客观看待，但当时的人却未必。所以，不要一提到裸官，就咬牙切齿的，要从道义上给他们一个宽松的氛围。同时舆论宽松了，那就会裸得从从容容，大大方方，更能让别人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从而早点寻找良策。

伍子胥毕竟是古人，心还是古的，所以裸得不彻底，不高明。在安顿好儿子以后，自己没有羁留不归，没有玩失踪，而是“而还报吴”<《史记---伍子胥传》>，以致落得悲惨的结局。后世的裸官们当以此为戒。

2012--11--3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