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束缚在长达七百多公里的晋陕大峡谷里的黄河，狂燥暴怒的一路奔腾咆哮，终以雷霆万钧之势，冲破龙门山的阻滞，从壁立千仞，宽不足百米的的龙口石峡磅礴而出，一泻千里。

重获自由的黄河，已被黄土高原上大大小小的地表径流从千沟万壑里携来的亿吨泥沙，染得通体浑黄。当她拖着疲惫而沉重的躯体在龙口下游宽敞的河床上徜徉时，显得懒洋洋的，脾气温柔了许多。

黄河就这样波澜不惊的向南流淌了几十公里，来到了一条名叫芝川的川口处。芝川位于黄河西岸，芝水伏于其中。一座长达三公里多的高速公路大桥凌空飞架在芝川两侧黄土塬上，车辆穿梭其上，疾驶如飞，昭示着生活在这片黄土高原上人们，已步入了二十一世纪现代化时期。

芝水南侧的梁山塬，土层很厚，塬顶平坦。站在黄河滩上远远看过去，整座梁山就像摆放在黄河岸边的一部陈旧发黄的厚大史书。这样的史书，只能有大自然才能书写，也似乎只有黄河才能翻读。

两千一百多年前，就在这部巨大的史书中，曾诞生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位伟大史学家，他就是汉太史司马迁。

司马迁自幼天资聪颖，力学不倦。成人后的他博古通今，秉承父志，立志著史。后在人生逆境下，含垢忍辱，以自己学究天人的渊博学识和拔类超群的文学修养，在竹简上撰写了五十二万多字的《史记》，不但为混沌的古中国三千年的人文社会历史，理清了主枝侧蔓，也对后世的小说、传记文学、戏剧脚本、散文等文学体裁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史记》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精妙的文学艺术手法，力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为华夏历史第一部令人信服的纪传体通史。被后人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人们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史学家，在他的家乡，就是眼前的梁山韩奕坡上，兴建了一座祠庙，这就是汉太史司马迁祠。

司马祠静静坐卧在梁山塬前的韩奕坡上，依山傍水，山水皆阳，静谧安详，古朴端庄。

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向着司马祠走去。风萧萧，水瑟瑟，面前不是高山大河，却觉得步履有些沉重。沿着坎坷的战国古道向上走，似乎步入了时光隧道。清冷的秋风佛面而过，心中隐隐感到，那位满腹经纶，才华横溢，官卑气盛，饱经沧桑的司马迁，似乎就在这静寂的梁山某处默默地伫立着，沐浴在两千多年前西汉时代的烽火狼烟里，凝视着静静流淌着黄河，在给人们的讲述着华夏大地上曾发生过的历史典故，如秋风长吟，娓娓不怠。

深秋时节的芝水并不大，宽约十数步，却是通向黄河的一条史脉。古柏参天的塬坡并不险，高差约百米，却像是一枚民族辉煌史诗的绿色书签。

秀芝古桥，久经风雨，蚀迹斑驳。桥下芝水微漾，从容不迫，并不急于的奔向黄河，缓缓流淌的河水似乎也在聆听着坡上那位老人讲述的古老往事。

过桥走上司马坡，坡不是很陡，约三百米长由巨石铺砌的战国旧道，凹凸不平，古辙深嵌，使你不由得想到了司马迁的坎坷人生，令人浮想联翩，心生感叹。

塬坡不是很高，九十九级台阶之上却是最尊之处。踏着九十九级神道往上走，你会感到一种神圣的“高山仰止”。这种只有封建帝王才能享受的“九九”极数，却被人们用来对一个官卑言微的汉太史司马迁的尊崇。

司马祠不是很宏伟，却在河之北，山之南的“河山之阳”风水佳处。大殿两旁古木森森，石文碑刻，肃穆庄重。大殿里，司马迁塑像侧目而立，目光炯炯，须髯若神。望着司马迁塑像，我心中不只是敬仰，敬仰里更感受着华夏历史的厚重和辉煌。

大殿后面的司马迁衣冠冢，“尚余古柏风霜苦，空对长河日月深”，古柏断砖，老树虬枝。一位汉族史学家被葬入蒙古族敖包样式的坟墓里，历经金、元、清等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多次修缮保护，印证着中华民族大家庭对他的尊重，使前来瞻仰凭吊之人不禁肃然起敬。

目光再从司马迁的墓冢转过向西南方看过去，河川历历，暮色苍茫。看不到远在二百多公里外的，早已湮灭在黄土中的汉城宫阙。也看不到那位令他宠辱加身的汉武大帝的茂陵陵寝。眼前这座蒙古包似的司马迁墓冢，与用当时三分之一税赋兴建的汉武帝茂陵的规模无法相比。一位是臣，一位是君。一位包羞忍耻，一位“冠于百王”。一位是史界太祖，文学泰斗。一位是“威强睿德曰武”。汉武帝带着雄才大略，带着晚年的反省在那边豪华奢侈的茂陵里长眠安息。司马迁则带着满腹经纶，带着完成父愿的《史记》，在家乡的黄土高坡上的孤坟中入土为安。

再沿磨盘路蜿蜒而上，登上梁山之巅，望着悠然南下银光闪亮的黄河，透过河身上蒸腾而起的蔼蔼雾霾，我似乎又看到了两千多年前大汉民族昂然崛起，威震八方的汉武时代。

司马迁和汉武帝虽不是同年生，却疑为同年逝。这两位在华夏历史上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令我对他们的杰出作为在感慨万分之时，又在心中泛起了难以言表的五味杂陈。

汉武帝承袭“文景之治”之盛，文治武功，大展雄才，力推新政，开疆扩土，建立了华夏第一个具有现代含义的“帝国”。正如他自己的表述：“承灵威兮降外国。　涉流沙兮四夷服。”然而，国家的强盛，外族的臣服令他逐渐刚愎自用，独断专行，黩武穷兵。特别是在他晚年期间杀戮过度，引得怨声载道。经“巫蛊之祸”而丧子，后有“大舅哥”庸将李广利的不忠和变节，最终使远征匈奴的大军全军覆没，这才令他痛然醒悟，诚颁“轮台罪己诏”而悔过，息兵养民。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敢于承认自己错误的封建皇帝，但这一切对司马迁来说，已为时已晚。因为早在这10年前，禀性刚直的司马迁为国而计，为并无深交的，且战败于浚稽山而投降匈奴的名将李陵说情喊冤，并隐喻失败的主要责任在于按兵不援的李广利。从而触犯龙颜，被盛怒之下的汉武帝打入大牢，后又恩准赐予腐（宫）刑，断了男人命根。

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乃是奇耻大辱，污及先祖。司马迁自诉：“遭遇此祸，重为乡党所戳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所言切切，痛人肺腑。　

“李陵事件”真相大白后，汉武帝意识到让司马迁担当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便特赦了他，并委任司马迁做中书令，续写史书，却不为他平反昭雪。然而，“以天地为量，不计小耻”的司马迁，认准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人生信条，虽体辱先祖却忍辱苟活，出狱后坚持续完《史记》，为后人留下一部光照千秋的灿灿史书。

汉武帝为后人创建了一个汉民族崛起振兴的庞大基地，真正让我们民族雄踞东方，傲视天下。司马迁则为人们留下一部凝着血汗的《史记》，让人们在回顾过去历史的过程中，看看有多少经验教训可以汲取。

历史有时很奇怪，在人生旅途的逆境里，在“意有所郁结”时，那些不屈伟人往往能痛定思索，“发愤著书”，铸就辉煌巨著。精通历史的司马迁，就曾以众多的类似自己处境的历史典故激励鞭策自己。他曾挥笔急书：“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名垂千秋的《史记》，凝聚的不单是司马迁的大家才华，屈辱血泪，更凝聚着一位伟人的锲而不舍的坚强意志。

一部《史记》，乃鸿篇巨制，上面隐去了司马迁自己的悲愤屈辱，却为我们展现了一副精雕细琢，栩栩如生的我们民族历史进程的壮丽画卷。

我翻不动这部黄土地上的厚重史书，《史记》中的大多数史实，我以前只是从其它渠道得来。前些日子敬阅《史记》，在为我们民族的文明进程感到自豪时，却另有一种困惑，这就是：我们的历史，是由芸芸劳苦大众来创造？还是由显赫之人来把握？

带着这种困惑，我从九十九级之上的尊贵之地一步一步走下来，又回到了弥漫着人间烟火的黄河滩，我默默地祈问着黄河。

伟岸的高山，嵯峨的绝壁，能使奔腾咆哮的黄河“九曲回肠”，但岂能挡住其奔向大海的信念。封建的体制，王权的威严，能使一个人，一个民族荣辱兼并，但绝不能阻止一个伟大民族走向昌盛的步履。

大河奔流的征途可以千曲百折，但她走向辉煌的意志却是百折不挠。高山如体制，峭壁如王权，它们虽然能暂时左右历史的波涛，甚至推波助澜，但绝不能阻止大河的意志，东海的日出。

望着眼前娴静温柔，波澜不惊的黄河，她在晋陕大峡谷里的怒吼咆哮，已成为过去的回声。而我们中华民族，也已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幽深峡谷里，行进了一段相当漫长的旅程。

黄河在这段漫长曲折的前行旅途中，有过在壶口瀑布那里跌宕时雄狮般的狂啸，也有过在延川乾坤湾那里无奈的曲折迂回，但是，黄河奔向滔滔大海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同样，我们民族立志走向辉煌的脚步从来也没有停歇。

司马迁的一部《史记》，为我们叙述了汉武帝以前的三千多年的民族历史。如今，我们正走在《史记》之后的第二个三千年的民族历史的后段。历史如涛，汹涌澎湃，就如面前这滔滔黄河，定会一如既往的向着浩瀚无垠的大洋奔腾而去……

长吟的风中，携来了低沉的河水涛声，似乎在替那位早已作古的司马迁，继续向人们倾述着发黄的历史和静静流逝的沧桑岁月……

斯人已去。司马迁的尊卑荣辱，汉武帝的文才武略，已随历史的硝烟散去而尘埃落定，深驻于黄土高原这本厚大的史书之中。而我们民族的历史，则犹如眼前这义无反顾的黄河之水一样，不会滞留，一直在滔滔前行。

身旁的这座芝川高速公路大桥，与司马祠比肩齐高，气势如虹，直通东方。它在昭示：由我们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驱动的历史车轮，正在朝着我们民族再次崛起的方向，滚滚前进！一部更加辉煌的“史记”，正在我们民族振兴的过程中，呱呱诞生……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