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圣节快到了，父亲离开我们已经33年了，如今我已经是父亲，哥哥们已经是父亲的父亲了，低头看看自己的子孙，抬头想想记忆中的父亲，感慨——父爱如山，缅怀我的父亲。

生我的时候父亲已经接近50岁了，对父亲的印象就是个老头。

他老人家生于1910年的宣统年间，算来已经过百了。父亲从小聪慧，上进努力，在15岁时毕业于北京的法国教会学校（父亲肯定是个天主教徒），毕业后由他的老师（法国人，名字不知道）介绍进入京汉铁路做职员工作，当时月薪——大洋200多块，那时的我们国家的经济状况是1个工人1个月甚至赚不到2块大洋，上好的洋面（面粉）1块多钱1袋（不知多少斤，网上查可能是33-50斤），爷爷用小口袋去领儿子的月银，颠着银子美得合不拢嘴。我想那时父亲的工资就像现在的外企管理人员一样，比一般人高出很多倍。

抗战打响后，父亲怀着“不做亡国奴”的志誓毅然决然辞去工作，投奔当时国家最高首府——重庆。由于父亲会法语，是当时不可多得的人才，被分配到军事机要部门，自然也会“集体加入国民党”，这也是当时比较高的荣誉，肯定也是军统局的人物（我猜的），由于常年在外，父亲不甘心在他乡流离，所以一直没有解决家庭问题，直到抗战胜利，才调回到天津——自己的父母身边，那时父亲年近40，经亲属保媒与我母亲组成家庭。

解放前夕，父亲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在国民党撤退时，竟然能得到2张去台湾的机票，一来父亲在外时间太长，已经厌倦颠沛流离的生活，二来母亲已经怀孕，所以父亲还是决定留下，没有去台湾。

解放后父亲得到保留工资的待遇，在当时已经是高不可“攀”的工资了，　虽然我的姑姑们家境很好，都是旧社会上流人物，伯伯是个公子哥整日游手好闲，只能父亲肩负爷爷奶奶的生活，父亲思想比较守旧，不愿意媳妇出去打工，随着我们兄弟的出世，我家的生活水平急剧下滑，我出生时已经到了生活救济的地步，这时才让母亲出去做事，家务依然由母亲照料。

文革开始，父亲受到“冲击”，但是父亲由于历史清白，在15岁时就已经独立生活（挣工资），算是个没有吃“地主家闲饭”的人，另外父亲的“国民党”“军统”等也是被国家分配的工作，再加上没有迫害过共[chan*]党，才躲过了“史无前例”　的浩劫。

父亲很疼爱我们，母亲常为父亲起小灶（家中的顶梁柱），就是那点少得可怜、几乎算不上精细的饭食，也分给我们你一口他一口的。

那年我很小，父亲得了重病——化脓性肺结核，需要手术，母亲整天以泪洗面，因为哥姐要上学，我常常被母亲带在身边。我记得很清楚——常被母亲哭声惊醒，我很害怕，尽管不知道怕什么，只是知道妈妈哭了，肯定又有什么“坏”事发生了……

父亲肯定是个天主教徒，待人非常谦逊，常检点自己过错。从没见过父亲和别人打架、吵嘴；对我母亲十分恩爱，母亲常为生活抱怨父亲，但是父亲从没和我母亲拌过嘴。所以，我一直以为天下的夫妻都是这样，天下的家庭父母从不吵架，等我长大了才知道，家庭生活不是这样，这样的家庭是一种多么令人羡慕的家庭，我们这代人结婚后也和妻子闹过意见，想到我们的长辈，往往都是我们主动认错或迁就，因为在我们思想中根深蒂固了——夫妻要恩爱。

父亲的法文很好，以至于我们上学时读英语，他都能听懂，但是从不教我们。因为他认为只有老师才是正统“教育”，他要是参与会“误人子弟”。

解放后，特别是文革期间，教会是被“批判”的对象，所以父亲从不向我说宗教的事情，免得节外生枝。

父亲手术后没得到良好的营养和及时恢复，留下了哮喘的病根，1979年发展到肺心病，终年69岁。

父亲死时候，我去听电大课了。中午回家我预感到什么，害怕进家门。进屋后，二哥告诉我“咱爸死了”，我当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也没哭。大哥、二哥和姐姐都听毛主[xi]话“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由于父亲病危，回家看望亲的。记得那天太平间病逝的人很多，我一个一个翻动，没有任何恐惧，一心只想见到父亲，再看看他老人家。终于看到了父亲，我的眼泪“唰”地就下来了，竟然没哭出一点声音。但从太平间到家一路上我的眼泪就没断。那年我正想考大学，我距带工资上大学还有几年，父亲在世我的学费用不是问题，现在父亲的过世了，哥哥姐姐成家的成家，没成家的也该成家了，这件事对我上大学的愿望是一种打击，我如果上大学谁来支付我学费和生活费？也许那泪水中也有哭我自己成分——为什么命运这么苦！上电大不是我初衷，父亲过世我决定要上电大，尽管当时哥哥姐姐都表示——大家负责我的所有费用，我不能因为自己的前途连累哥哥姐姐。

父亲诞辰100周年之际，父亲的骨灰结束了程林庄的存放，我们为父亲在西青寝园选择了墓地，安葬了老人家，终于入土为安！

2010年（农历十月初一）的寒衣节为缅怀逝去的父亲写下一首《送寒衣》：

秋风瑟瑟落叶急，焚币青烟送寒衣。彩纸化作清韵去，天国返鹤可安息。

父亲的文才很好，小时为我们写的假条都是工整的文言，可惜我没留下只言片句，也许哥哥姐姐那里还能找到父亲的零星文字。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