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最感到恐怖也最令我心惊肉跳的就是看敲砂罐。“敲砂罐”这个词中国的各类词书里都没有收录,不过在江南一带凡年龄七.八十岁的人都可能有印象,如果是亲临现场者一定 会留下终生不灭的印象。
曾听大人们讲过许多关于杀人的故事,民国以前秋后处绝采用大劈,劈字下面是把刀,就是把死囚押赴刑场,到了午时三刻,监斩官验明正身,一声令下,挂红披绿的刽子手,两眼一瞪,举起屠刀,一劈一拖 就结果了性命,头没全劈下的就是刽子手收受了死者家属的贿,待了个把。(留点皮没把颈子全割断)。
共和以后社会进步了又有了枪弹,处绝死囚时一般都不用大劈,而是用枪毙,一弹毙命,留下全尸,也算是一种现代的文明吧!抗战结束的第二年那时我六岁在乡下读私塾,秋天,听家兄说;八月八乡公所要开公判大会,枪毙惯匪 首鉄牛,我便偷偷地约了几个小伙伴,赶了十多里山路,跑到马岭场上去看杀人,待我们气喘吁吁的跑到场头,看闹热的人已经散了,有几个人正在收尸,那人不是用刀劈死的,听在场的人说是先用酒饭赏饱了死囚,然后让他跪下,用枪打背心,一弹毙命。看那尸体还是完整的。遗憾,真遗憾,第一次看杀人落了空。但是,晚上那白布裹着的尸体,那地上留下的人血,依旧在梦中缭绕,不知为什么要杀人,也不知为什么有人要被杀。
50年夏天,我的幺舅被土匪杀害了,听姨妈讲;幺舅的全身上下留下了十多个血淋淋的 窟窿,他们摸黑抢回了尸体,用几块木板镶了一副棺材埋葬了舅舅面目全非的尸体。剿匪结束后,县上才派人来慰问,说舅舅是区小队的战士在征粮途中,遭土匪埋伏,认出他是本地人,土匪称“转窝子”,于是用刺刀把他捅死在荒坡上。幺舅死时才20岁,当兵才几个月。活着时,经常和我玩耍,死后也常常在梦里和我做游戏。这是坏人杀好人。 不久,各地就开始清匪反霸,开始杀人了。
51年的春天我在外婆家耍,那时已经快12岁 了。我们那个观音寺三天赶一场,逢三逢六逢九。我记得是四月的初九那天,很早街东头的土操 场里就拉起了黑字标语,周围站了许多持枪的民兵,不多久一 排 军人便押着一大串人都是用箩索捆绑得严严实实的,我们一群孩子跟着看热闹,我清楚地记得那一串有13个,个头都不小,有几个穿的还是黄呢子军装,有穿黄棉大衣的,看上去都是些不非凡的人。这些人都不说话,听外公讲,这帮人是从云南押解下来的,今天就要枪毙在我们观音寺。因为外公也在县大队里呆过。大约10点过,操场下面那片空地用石灰洒出了一道警戒线,周围有民兵站岗。没多久,那群被捆绑着的外地人就被押到操场边上,两个押一个,把囚犯按下去跪成一排,后面一排是端着枪的大兵,只听一声执行令下 便是一排枪响,大都是瞄准头部打的,有一个没有打准,回头看了一眼,见大兵的枪卡壳了,立即往坡下一滚就往水塘里跳,站岗的民兵冲过去抓回来补了两枪,脑壳全被打飞,脑花四溅。这回因为有外公在身边,我的胆子莫名其妙的壮,就挤到操场边看过明白。那群被捆绑的人倒得横七竖八,有几个尸体是完整的,其余的都脑壳开了花,我紧紧拉着外公,看着地上的一滩滩血迹和乌白色的脑髓浆子心里直跳。那些被敲了砂罐的外地人,没有家属来领尸,当天下午就由农会找人,在操场下的竹林边挖了一个大坑,把那伙被敲了砂罐的人,葬在一处,上面只留了一个矮矮的土包包。
此后的几个月逢场天,这操场边就要敲砂罐,夲乡的头面人物,如当过乡长的孙柏举,大地主刘华白,匪首胡少清,还有些记不起名字的,都是在这里敲了砂罐的。听我外公讲一个10来万人的江宋县只有三个区,八个场镇,清匪反霸那年就敲了四百多个砂罐,每敲一个砂罐可以报销一根箩索两发子弹。打那看了敲砂罐后几个晚上做恶梦,以后再也不敢处近去看了。
那年月是非常时期,杀人的事不稀奇,有的地方农会都可以批准杀人,有个区长一个人押送10名犯人到县上去,走到半路上,犯人不想走了,坐地耍赖,区长问;那个不想走?于是一个胖子站起来说;我走不动了。区长拔出手枪,把胖子推到路边,啪!的一枪 就结束了胖子的性命,其余的犯人,赶忙起来往前走,谁也不敢叫苦了。后来区长只作了个口头检讨,县长说;在非常时期你处理果断,还受到表扬。
不知什么时候,枪毙死囚不再敲砂罐了,而是钻背心,从背的左方打进去,便穿过心脏,一弹就可毙命。
时代在进步,杀人要依法程序很严格,枪毙死囚再不准敲砂罐了,把活生生的人的脑壳比喻成砂罐这实在是人类在自己侮辱自己,不过那种残忍而没有法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敲砂罐”是某个特殊年代某些地区枪毙人的一种很残酷的方式,历史上也许没有记载,但确有其事,也应收入词语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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