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隐士文化古已有之，一些修养学识极高的名士因时局动荡，不愿为官，隐遁山林过着悠闲清净的生活。这种虚无淡泊的追求，为世人所仰慕并效仿，这些隐士高贤的事迹也因此而千古传颂。尧舜时的巢父、许由在幽寂的山林中深居简出，过着清苦的生活。汉末魏晋时的竹林七贤更是纵情山水，天马行空，游行自在，追求心灵的自由。　

汉末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悲剧最多的年代，黄巾起义、三国之争、八王之乱、南北朝分裂，酿成社会秩序解体、崩溃，各种思想、信仰冲突，玄学成了这个时期的主旋律。士人们逃离战乱，不愿为官，既享受山林幽境，又不离尘世，潇洒自如，游行自在。“朝隐”的概念从此形成，不遁迹深山，不拘泥与形式，“虽未睹三山，便有使人有凌云意”。士人们面山筑室而居，“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欣赏的是一种意境超然悠远的山水，开创中国文人园林的先河。　

魏晋时期的士人设想中隐居的理想环境是“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此时的隐士摒弃了商、周时伯夷、叔齐之饿死首阳山，舍弃了汉以前的隐士隐居深山与虎狼熊豹同处的方式。从此，文人隐士梦也不是人人想做就可以做的，他们必须以良田为基础，以广宅为条件，才能过起悠闲自在的隐居生活，做着清风朗月、潇洒自在的隐士梦。　

诸葛亮也许是最早过着悠闲自在的隐居生活的隐士之一，陈寿的《三国志》，“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只可惜诸葛亮后来因为刘备的三顾草庐而成了蜀相，从此与隐士无缘。诸葛先生的田园虽良田不多，而且只有草庐而非广宅，但已有了文人园林的雏形了。真正成为隐士鼻祖的人物应该是晋朝的陶渊明，他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毅然辞去彭泽县令，回归故里，隐居田园，以躬耕治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追求“无车马喧”悠闲清净的结庐生活，实现了他的隐士梦。他的《归园田居》诗是这样描写其隐居的田园：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在后来的文士中，除了林和靖、苏东坡外，像诸葛亮、陶渊明这样亲自躬耕者似乎不多见了，因为隐居的文士大都是高官出身，维持生计已不在其考虑的范围，园林越来越不重物质形态的组成，而注重精神风貌的构建。唐时王维隐居的辋川别业景致繁多，有孟城坳、华子冈、文杏馆、斤竹岭、鹿柴、木兰柴、茱萸泮、临湖亭、欹湖、柳浪、栾家濑、金屑泉、白石滩、竹里馆、辛夷坞、漆园、椒园等。其园林的风貌与表现的精神，可从他的描写辋川别业的诗中去领略。《华子冈》：“飞鸟去不穷，连山复秋色。上下华子冈，惆怅情何极！”；《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白石滩》：“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把。家住水东西，浣纱明月下。”；《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鸟鸣涧》：“人间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山幽林深，树木森森，群山环抱的山地园林中，流泉、鸟鸣、人语、琴声、夕阳、月光和谐地构成一个近乎完美清幽的境界。在这里山水与园林主人的心灵、情感已交融于一体，整个环境弥漫着梦幻般的自在无碍、悠远清净的隐士心情。　

北宋的沈括曾描绘其在园林中的隐居生活，“渔于泉，舫于湖，俯仰于茂木美荫之间”，“于心目之所寓者：琴、棋、禅、墨、丹、茶、吟、谈、酒”，此时的文人隐士梦已不满足于山水，除了欣赏山水外，还要有多种艺术追求和享受舒适的生活。北宋画家郭熙更是用“可行、可望、可游、可居”来对园林高度总结。　

随着文人士大夫欣赏品味的变化，文人园林逐渐向注重情韵意趣，以小见大，以诗画的意境来丰富心灵的体验，从此写意式文人园风行。如郑板桥的十笏园，“十笏茅斋，一方天井，修竹数竿，石笋数尺，其地无多，其费亦无多也。而风中雨中有声，日中月中有影，诗中酒中有情，闲中闷中有伴”，此时的文人隐士已融于市，即所谓的“市隐”，因而有“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之说。此时的文人已把目光投向私家庭园，拳石斗水，数竿竹木，让小小的庭园里有山、有水、有声、有树、有竹、有花、有月、有影、有伴，构成悠然自得、澹泊宁静的意境。

园林中的山光水色、鸟语花香可供文人士大夫们留连，特别是给失意的文人以慰藉。宁静秀美的私家庭园，给在污浊的官场、狡诈的世情和纷繁的事务包围中的文人士大夫们，提供了一块可以停靠的无适不可的心灵港湾，这也许是文人的终极隐士梦。

本文已被编辑[轻轻走来]于2005-1-23　14:24:16修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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