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　焕　口述/田世松　整理

官焕，又名官守朴，都江堰市崇义镇人，于1944年参加中国青年远征军驻印军学生教导队二队。

抗战胜利后，就读于成都黄埔军校，毕业后在国民党95军225师任职，1949年12月25日在灌县参加和平起义。

由于时代和历史的原因，老人曾遭受不公正的评判和待遇，80年代才予以彻底平反。

那年，我刚转入成都济川中学本部——1940年秋，我考入设在崇宁县唐昌镇成都济川中学分校——三年来我一直离家在外读初中。　我家在灌县崇义镇，我们官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有一大宅院，人称“官家花园”。

我父亲除有田产外，在崇义街上还开有木器厂，在成都也有木材生意，交给我大哥在经营；我的叔祖是官兴文，时任省水利厅都江堰管理处处长，因主持修筑灌县城内三泊洞至蒲阳镇的环山河渠而扬名川西。

这一利国惠民的水利工程为当时四川省主[xi]赏识，特以他的名字，将该渠命名“兴文堰”。

我们官家各房人皆引以为荣。我揣想，当初我父亲不吝钱财，执意供我上地方上最好的学校，也许就是希望我，日后学成归来，成为像叔祖那样的栋梁人材。可惜那时局，已不允许他存这样的美梦了。

时值1943年末，在大后方抗战史上，有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到四川三台县的国立东北大学，历十余年离乡背井之苦，对日寇仇恨已到忍无可忍地步，该校历史系的三位男生，奋起投笔从戎，报效国家。

这爱国激情牵动全校师生，东大师生派代表专程到重庆，向国民政府递交《东大师生集体从军》宣言书，据报载：蒋委员长亲自接见师生代表，勉励有加，还当场宣布：所有从军师生将被送往印度，接受专门训练后，去滇缅前线同日本侵略者作战。

国民政府乘势号召“十万青年十万军”、“打败日寇，光复中华”。短短几天，大后方的所有大中学校都沸腾了，掀起一个学生从军热潮。

那天，四川大学、华西大学、成华大学，还有私立铭贤学院等院校的学生，在南门外的华西坝集中，组成数千人的游行队伍，沿南大街、红照壁，穿过青石桥，转西御街、盐市口，直奔市政府，在门外高声呼喊：报名从军，赴前方抗日。

市政府有官员出来，答复学生要求：回学校报名，统一去市三医院体检。当时我才15岁，年龄有点小，但我身高已有1.68米，体质也不低于十八、九岁的青年。我通过熟人，从学校开出一份初中五学期的修业证书，这样报上名，体检也顺利通过了。

我满怀喜悦，告诉家住城南二巷的三姐和三姐夫。三姐夫在市机关上班，他没说啥，三姐却心情沉重，她说：不管怎样，应该首先告诉父亲。我说：等入伍后，出国之前我再回家告别，否则我走不了。

谁知还没接到入伍通知，父亲先来了。

我做出一副挨骂的样子，可是父亲没有斥责，还似乎通情达理，对我说：国家有难，从道理上讲，男儿投笔从戎，报效国家，是人之大义；你才15岁，且未成年，何能担当如此重担？况且你大哥又多逆行，家业大有败在他手里的趋势。只有你渐渐懂事成人，可聊慰我心，我已近六旬之人了，能活多少时日且难预料……父亲说着，老泪纵横，咽不成句。我对大哥贪赌败家，也早有所闻。

开学前，我去大哥公司取父亲吩咐他给我准备的学费，他竟输得光光的，付不出来。我多少能理解迈入老年的父亲的苦楚，但我从军的念头坚定不移，我宽慰他说：去不了多久，滇缅公路被打通，中国胜利在望，我就回来了，还可以继续上学呢！——现在大家踊跃报名上战场，我且成贪生怕死的人，日后有啥面目立于人世呢？父亲见说不通，便要我先回家，与母亲见一面后再走。我给一起报名的同学说定：如通知来了，先替我收下，最迟三天，我就返蓉。

谁知回家后，父亲却把我锁在卧室，找了一大堆书放在写字台上，忿然说：好好给我读几天书，再来商量！我一看桌上的书，全是说的什么“父母在，不远游……”、“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子从父，臣忠君”等等旧的说教，气得我绝食两天，以表示反抗；父亲也不进食，以处罚自己教子无能。最终由母亲出面，达成和解。说好明年长大一点，同意我再去参军。我退后一想，这次不走也罢，如硬性离家，留给父母精神上的痛苦也就是捆在我身上的痛苦。的确，我依顺父母后，双老的高兴劲头，给那一年的春节增添了无尽的喜悦。

第二年春，我考上成都南黄高中，这所学校属于战时疏散学校，地址在老西门，校舍简陋，连书桌都不够用，有时为了座位，同学之间争吵不休，甚至打架斗殴，这里根本不是一个求学之地。终于挨到六月，临近暑假时，学生中又发起从军行动，我毅然去了市政府报名参军。吸取上次教训，我正式穿上军装后，才去见三姐。三姐见挽留我已无望，只好又将父亲请来成都，与我这将远征的儿子见面。父亲仍是泪眼模糊，说：你一心要去，我也阻拦不了，只盼你们早日胜利，回家团聚，你要多写信回来……我一边点头答应，一边搂着四岁的四妹，鼻端也酸楚起来了。

我被编入教导二团八连，在北较场开始基本军事训练。训练不到两个月，便接到空运出国的命令。出发的那天，一大早，市民和学生都来欢送。列队送行，锣鼓不息，爆竹连天，口号声此起彼落，直冲云霄。“祝我们的国魂——青年远征军旗开得胜”，“打败日本，光复中华”，“扬我中华国威，灭尔倭寇野心”　……我们这些学生军，心情特别激动，我也暗下决心，一定要多杀鬼子，保家卫国。

在新津机场，我和同行的三十四名同学，登上一架有四个螺旋桨的运输机。飞机发动了，机尾排出的气流，将地面的沙石席卷而去，随着机身摆动，飞机在跑道上滑行，然后离地起飞，徐徐升空。

几分钟后，城市、乡村、公路、河流都非常清晰地呈现在我们足下。正是夏日的晴天，阳光灿烂，白云如絮，令人心旷神怡。

大家都是第一次乘飞机，都贪婪地观看舷窗外的景色，就像饥饿的蚕虫贪馋在桑叶上，不肯将头抬起来一样。

运输机经过昆明，也没停留，径直西飞。时间大约已过中午，我们感到一阵寒冷袭来，每个人都把新发的军毯裹上，但身上也感觉冷。舷窗的玻璃上，先是蔽上灰白的浓雾，随后雾又凝成水珠，最终是结成一条条冰凌。原来飞机正飞越在青藏高原上空。

万米高空之下是称为“世界屋脊”的喜玛拉雅山脉。

飞机时高时低，盘旋航行。下面不时响起高射炮炮声，这是在通过日寇占领区的封锁线。我们明白，在如此高空，飞机不会中弹，可心里还是一阵阵紧张。

飞机一过喜玛拉雅山脉，就是异国领土，气温也逐渐回升，由寒冷最后变为酷热。经过四、五个小时的航行后，飞机终于降落在印度汀江机场。

南亚热带地方风光呈现在我们面前，树的叶特别阔大，树的颜色更绿更深，还像涂上一层油似的闪亮发光。

我们又渴又饥，无心赏景，都疲乏地躺在机场的草坪上，让火一般的太阳，烘暖近乎冻僵的身躯，慢慢恢复肌体活力。

大约等候一个小时，一辆军用大卡车开过来，把我们送到驻印远征军新兵转运兵站。在那里才美美吃一餐晚饭，痛痛快快洗一个澡。最后，一位军士领我们去换新装。

大家开始以为远征军的所有军需品都是美国货，其实并非如此。生活用品，如毛衣毛裤内衣内裤，甚至军便服、军礼服、蚊帐、雨具、餐具等都是英国制造，由英国驻印军拨给。而军械、军装、军靴、军毯等才是美国提供，所谓的美式装备，是指武器、弹药及士兵的外在着装。当然，与国内中国士兵的布衣草鞋和“汉阳造”步枪相比已是天壤之别了。

离开转运兵站那天早晨，谁也不知道将要去什么地方。各人瞎猜：有说要去兰姆伽基地受训，有说赴战况正紧的缅北前线，还有说要去印度加尔各答，加强防守……我是队伍中最小年龄的兵，谈不上什么看法，只是在心里想：管它去什么地方，参加远征军是来打日寇的，哪里是战场都一样。从汀江火车站上车，列车行进一整天，傍晚时分，把我们带到一个大家都没有提到的地方——宜都。这是位于印度北部的一个边陲小镇，它毗邻缅甸西部，背靠荒无人烟的野人山。山麓下有一排排整齐的军用帐篷，一顶接一顶的圆型黄绿色屋顶。像一朵朵硕大无棚的蘑菇，从山脚一直到蜿蜒的江边，这就是我们远征军的训练营地了。

我们这次一起来的一百五十人，编为驻印远征军新六军第十四师学生教导队第二队。队长叫徐骏，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少校军官。看上去挺精明、强干，特别注重仪表美丽。

几天之内，将队员中凡不合身的军装一律剪裁，量身改制。他看着我，年龄虽小，却高大壮实，穿上美式黄咔叽军服，大小正合适。　他称赞我，说我是四川兵中的“尖子”，我也暗自得意。

我所在班的班长名叫王笃，疲高个子，山东人，很会游泳。他这个特点，对我记忆尤深，因为几个月后，他从伊洛瓦底江中要挽救我这个“旱鸭子”一条小命，令我感念至今。

还有一名同班学员叫陶镛，是上海复旦大学一名肄业生，英语很好，比我年长四、五岁。他是“七?七”事变后，与他哥哥一起逃难到四川，因经济拮据，平时生活极俭朴。日后，我与他成为好朋友。临出国前，我父亲曾给我两万元法币，叫我带着备用。在宜都，我以50元兑换一个卢比，带的钱换400卢比。我送五十个卢比给陶镛，他却婉言谢绝。后来，我留下一百个卢比，揣在身上，其余的钱请队部替我保管。

训练生活开始了。操场上从凌晨就开始的操练口令声，跑步声以及枪刺劈杀声，一直到黄昏才沉寂下来。教导队的步兵基本训练，是中美混合式。操场训练按中国的步兵教范，而刺杀和射击则由美国军人主讲和示范。每天下午两小时的战术讲课，是由一位三十多岁的美军少校任教，一名中国中尉作翻译。

美国是“祖国”、“荣誉”、“责任”六字为教育军人的信条。从这位美国教官身上，我们就感觉到，他言行一致，以身作则。他每天亲自驾驶吉普车，提前五分钟到达队部，风雨无阻。

他说，作为一个军人，必须严格遵守时间，要养成习惯。

我们同学中若有上课迟到的，他必须问明原因，追究责任。

讲课时，他每讲一段后，要我们提问题，看是否消化了所授知识，有不懂的地方，他反复讲，直到同学都弄清楚为止。而且他态度和蔼，平等待人，恰与中国军队的一些中下级军官形成鲜明对照。

中国的军官，对下属冷酷、严厉、一副老虎吓人的样子。

比如，教二队有一名朱姓区队长，在队员面前随时都是满脸怒容，就是民间说的，像借他谷子还他糠一样，队员背后称他“恶老虎”。有一次半夜紧急集合，一位姓王的学员忘了将子弹盒系在腰上，被他检查发现后，竟重罚20大板，用竹扁担打屁股，伤者半个月才消肿和去完瘀血。

国民党军队不废除体罚，还自认为是利大于弊，以后在国共两党的战争中，出现国民党军队中许多士兵反戈起义的事例，也不能不说与此行为有关系。

我们的训练营地处于森林和沼泽地带，南亚的夏季炎热且多雨，因此蚂蝗和蚊子是无比厉害的天敌，如不小心被蚂蝗叮上，拨出如棒槌般粗细的蚂蝗后，伤口会流血如涌，如不及时止住，很短时间人就会毙命。

听说有一个士兵巡逻时，去灌木丛中大便，同伴见其半晌未出来，走近草丛中寻找，才见他蜷缩成一具没有血的尸首——几只大蚂蝗叮在他身上，吸饱了鲜血，就像一只只紫色的茄子。而蚊子呢，咬人一口，肌肤肿起一个核桃大的包块，又痒又疼，还会被传染疟疾、脑膜炎等疾病。

所以，我们每每进入森林演习，都在绑腿和胶鞋上浸上敌敌畏药水，以防备蚂蝗；戴上头罩，以避蚊虫叮咬。

一个月后，师部决定从教二队抽调一批同学，去辎汽团学习驾驶技术。我早就有一个渴望：驾驶战车，驰骋战场，杀得日寇人仰马翻。我以为那才是我们青年远征军的真正形象。可是徐骏队长却不让我报名，他要把我留下来，理由是我思想单纯，头脑也机灵，应该培养成步兵骨干，而不只是做一个“车夫”。（当时部队里对驾驶员的蔑视称呼）我被说动了，从此，怀着当一名军官的朦胧幻想，一切都听从徐队长的意见。

三个月的训练完毕后，谁知徐队长却调走了。我们教二队的队长由教一队的黄队长接任，教一队的学员大部份都分下连队，还剩下十来个人并入我们教二队。

我的战车没有开成，而军官梦也破灭了。军队就是这么一个决无半点个人意愿和自由的组织，国民党的军队尤其如此。在自上而下的“一长制”制度下，大到战争胜败、小到个人升衰荣辱，往往都系于你所跟随的有权决定的那一个人而已。以后我在军中的命运会由黄队长决定，将会再一次证明这一点。

留下的教二队继续在原地受训，我们的生活依然紧张而单调，只有星期日，才有些乐趣和闲暇。上午，打扫卫生，收拾内务及检查枪支弹药；下午，到营房附近玩耍，或到溪边洗涤，或到深潭游泳，一扫平常的严肃静穆气氛，将平常的烦闷也忘得一干二净。有一个星期天，我向黄队长请假，去宜都市区买手表和钢笔，并请陶镛随同，便于翻译。获准假后，我们俩象两只快乐的小鹿，蹦跳着往山下公路奔去。看到一辆美国军卡开来，我挥一下手，黑人司机笑嘻嘻地停下，让我们上车。在驾驶室里，我看到陶镛和司机用英语亲热攀谈，我一句也听不懂，心里直懊悔在学校没有好好学外语。

宜都的市容我们还是首次光顾，街上既有高大建筑，也有不少破旧的平房，商店外面有很多地摊，商品出奇地便宜。我喜欢吃香蕉，买七、八十只才花两安钱。我把香蕉拎在手上，有光着脚，穿着褴褛的一群孩子跟在身后，伸手乞讨，我以为要吃的，给他们香蕉却不要。我就去换两个卢比的零钱，一人给一、两安钱。殊不知，这一下麻烦来了，围上来乞讨的，除了小孩，还有老人和妇女也赶过来。陶镛在旁边，见我没法应付的窘态，笑得直不起腰。我好容易躲进一家咖啡店，刚喘口气，忽见乞讨的那些人中，有一个老头携一小女孩，在门口瞧着我又跳又唱，声音动听，舞姿优美。我奇怪地向店主打听，陶镛给我作翻译，从店主人口中才得知原由，原来，印度人几乎都能歌善舞，按当地风俗习惯，乞到钱的人要主动为施主唱歌献舞，以表示感激之意。我听后十分感慨，对陶镛说：印度虽沦为英殖民地，但仍不失文明古国的风雅啊！从咖啡店出来，我与陶镛沿街蹓跶，过去听说，印度女子有穿鼻环、带脚环之类的饰品，总算也在地摊上见识了一番。后来在商店，我花五十卢比买了一块瑞士梅花表，又用五个卢比买了一支英国派克笔。

往回走时，一群学生模样的男女围住我们，我一时惊慌失措，还是陶镛有经验，走上前去用英语交流起来，一会学生们喜笑颜开，纷纷掏出日记本，让陶镛在上面签字留念。

我将新买的钢笔递上，陶镛用中英文在学生们的日记本扉页签上：在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战争中相逢，我们永远是朋友。末尾署上我们俩的姓名。与学生一一握手告别后，我向陶镛打听他们的谈话内容，陶镛如实告诉我。原来他们都是当地的学生抗日宣传队队长，疑心我们是刚参军的学生，便上前打听，得到证实后，向我们表示敬意和欢迎，并希望与我们交朋友。回到驻地后，我的心情却还很激动，心想：天下学生都是一个样：爱国、热情、有正义感。这一天是我出国以来过得最开心的一天。

有一天，全队忽然打乱班排，按高矮列队，原来是挑选三十名同学，选为师仪仗队队员。我幸运地被选中。

几天后，新六军军长廖耀湘前来我师检阅部队。那天上午十点钟，我们仪仗队排列在队伍最前面。

全师万余人，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军官和士兵身着黄色丝光咔叽军礼服，上面缀的五角星和条纹杠闪闪发亮，排列整齐的装甲车、坦克、火炮，还有各种轻重机枪，最新式的火焰喷射器及士兵手握的冲锋枪，半自动步枪等等武器，给人以“铁军”的自豪和必胜的坚定信念。五辆美式吉普急驰而来，廖军长在广场前端下车，后面紧跟着军部人员、美国军官和翻译。

14师师龙天武，下令奏军乐，立刻转身跑到军长面前，立正、敬礼、报告。然后，随军部一行，一起检阅部队。

廖军长走到仪仗队前停下，仔细端详一阵后，笑逐颜开，问：这些是刚来的学生兵吗？师长上前回答：是的。军长接着说：这是我们军的新鲜血液啊！好好培养，师长连连答应“是的”。检阅完列队官兵，军长站上台讲话。内容有：国际国内的战争形势，中国远征军在缅北战场的重任以及当前敌我双方战斗状况等。

整整两个小时，他没喝一口水，没作片刻休息，笔直地站立在太阳下，精神饱满，直到作完报告。我为他标准的军人形象深深感动，仅此一面，却留下难忘的印象。

十月，印度的气候没有秋季，仍然那样炎热。我们的步兵基本训练告一阶段，对特殊地形的森林演习也进行了几次，但是，对缅北沼泽丛林地带的作战演练还是陌生，于是，教二队奉命向缅北孟拱转移，在那里一边训练，一边作预备队待命。

孟拱位于缅北最大的，被日寇侵占的城市——密支那城的南部，距该城约一百公里。与宜都不同的是，孟拱训练地的营房要学生兵自己动手建造。一没有施工员，二没有建筑工人，建房的竹木和盖房的丝茅草，都要从山上砍伐采集。我们分大组承担任务。我分到伐竹组，大组长就是我的班长王笃。

那天我与同组的25名同学，一大清早就上山了，一个上午，我们已砍伐几十根碗口粗的竹，下午就把剔尽枝叶的竹扛到江边。这条江就是缅甸有名的伊洛瓦底江。

在江边，我们用树藤将竹扎成竹筏，以便顺水放到目的地。临近黄昏，才将竹扎成八张竹筏，推入江中。

江面上已映出天空闪烁的星星，忽明忽暗，两岸树林中传来猫头鹰咕噜咕噜叫，我心里又紧张又害怕。王班长知道我不会游泳，他特地挪出中间的竹筏，叫我乘在上面。

谁知行到江水拐弯处时，我那一只竹筏被江中一块巨石撞着，竟然单独卷入江心，我与另一位同学，用一丈多长的撬杆也撑不到底，急得我头冒冷汗。

这时，听见王班长高声喊：不要害怕，你们趴在竹筏上别动！不一会儿，他就从我们竹筏右侧冒出头来，只见他一只手推着竹筏，一只手划水，顺着水流，将竹筏向岸边慢慢靠拢。离江岸还剩下两丈远的距离，竹筏哗啦一声散开，我与那位同学一起掉进江水里，我只觉得“嗡”的一声响，水就漫过头顶，身体像一块石头，直往水底去。忽然，我又觉得自己在往上飘动，一会儿就像圆木似的露出水面了。原来是王笃班长潜在水下，用他有力的双臂，将我的腰托着直向岸边游去。过后我好后怕：如果不是遇上这位好班长，我这“旱鸭子”早就葬身于异国江河了。

经过整整十天的努力，我们14师教导二队的新营房落成了。这些建筑包括：一幢教室、一个饭厅、四间寝室和一处运动场地。早就听说，军人是多面手。

这筑房造屋算是一个面，可是，军人重要的一面应当是驰骋疆场呀！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展示真正的军人风采这一面呢？教二队的同学都在盼着，然而谁也不敢问出声来。

孟拱的训练不及宜都紧张，课余时间相对多些。

每天下午，在太阳的余晖下，同学们三三两两，各自邀约自己的好友，选一处幽静地方，或谈心，或游乐，或讲自己的经历……

于是，我又有机会结识了一位不是同班的学员，并且他不是来自我们学生队伍。

教二队的成员，绝大部份是来自大后方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只有极少数人是来自职员和社会青年，从工人、农民中来的青年人就更是微乎其微。有比较丰富的社会生活经历的学员韩国屏，一经接触，很快就吸引着像我这样从校门到军队的学生兵。

我叫他老大哥，因他比我年长六岁。他高中毕业后，进入成都一家银行，当上一名小职员。他来从军，不是出于青年的热忱，而是情场失意。他说他内心很痛苦，现在向我倾吐，能有一些慰籍。他讲述自己的罗曼史，我觉得如天上彩霞那样美和迷人，我因为还从来没有恋爱过，对女子的心理状态也不甚了解，经他惟妙惟肖的描绘，完整细致的叙述，我都感觉到其中有不少的情趣了。

然而，因女方家庭极力阻扰，而他的恋人——一位16岁的女中学生，也还要继续念书深造，所以他的恋情未果而终。我认为他的失恋，不应是痛苦的折磨，而应当作幸福的回忆，从而鼓励自己前行。他不这么看待，总是在痛苦中沉迷不振。为此，我常与他争论不休。　这时，我才回想起徐骏队长说我单纯的缘由。

我想，人的某些品性可能属于先天秉赋，而非后天培养，比如善良、正直，大抵属此列。

那位韩同学，我以为是缺乏这一天赋品性的人。人啊！不必什么都想占有，对美好的东西曾经拥有，也是一种幸福嘛！

转眼到了中秋节，队上搞一个团圆餐。

平常有戒酒令，难得的过节，有畅饮机会，大家自然十分高兴，正当觥筹交错，举杯对饮时，忽然中队长高呼“立正”口令，大家“哗”地站起来。原来龙师长率师部一行人和几位美军联络官，已经出现在门口。师长笑吟吟地受过礼，率员挨次巡视一圈后则离去。

军队高级军官历来不与士兵同席而食。此次出乎大家意料的“巡视”，据说也是因为美方官员较看重学生军，从而提议前往祝贺节日。与师部人同来的几位美国军人和翻译的确留在餐厅，而且很随和地入座就餐。他们与我们嬉笑颜开，拍肩握手，亲昵戏谑，如同友人。

有一位联络官，还学着用中文吟“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唐诗。

他通过翻译，告诉我们他的心情：他远隔重洋来这儿作战，也想念家人。但是，为和平、为摒除战争，此时此刻他与我们是怀着同样的心情，我们大家是为了共同目标的朋友。

我听了有些感动，上前敬了他一杯酒。老实讲，我对美国人的感情比较复杂。在国内时，看到某些美军飞行员以救世主的态度对待中国人时，的确非常愤怒；但是看见他们的献身精神投身于反法西斯斗争时，又是由衷的尊敬。

中秋后不久是辛亥革命纪念日。

全师召开例行的纪念会，由负责政工作的一位副师长作报告，讲话内容无非就是孙先生的革命活动和武昌起义经过等等。

散会后，在师部谍报科的一位同学，给我们悄悄透过一个军事机密：国内战事吃紧，日军攻占独山，紧逼贵阳，已威慑到重庆国民政府。

果然过不了几天，来了通知：教二队训练结束，立即分下连队。真有点令我们感到迅雷不及掩耳，心情是既紧张又兴奋。最先分走的一大批同学，是到师直属工兵营，由营长亲自来接走；接着是通讯营，去了三十名体力较弱的同学；分配到师辖三个步兵团的人数最多，这批同学分走后，营房内就剩不了多少人了。

看见同学走了一批又一批，还是没有轮到我，心里真有点着慌，但又不敢问负责分配的黄队长，因为看见他紧张而有序的忙碌，加上一副特别凝重、严肃的表情，早已经把我这个幼稚的学生兵镇住了。　其实，过后我才明白，我的远征军生涯就中止在分配的这一天，而改变我命运的人，正是我的这位有权的顶头上司——黄队长。

最后没有分配下连队的同学，连我在内是八个人。黄昏降临，空荡无人的营地格外冷清。黄队长说：你们八个随我走，今晚乘火车到肖团报到。肖团就是14师战斗力最强的团，团长名叫肖豪，常驻密支那前线。我们以为即将上前线，都高兴起来。

好友陶镛还与我在一起，我们整理好行装，随便吃了点东西当晚餐，然后随黄队长匆匆赶到火车站。

夜幕下，一列军到来，不知怎么，只挂着四节车厢。

只停车五分钟，但已足够我们八个人上车了。黄队长与我们一起走进车厢，挨次坐下来。就要告别这儿了，我想看看车窗外的景色，但是一片浓浓的墨色，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只好默默地向远方的森林和大山说声再见。

不一会儿，在颠簸摇晃的夜行军列上，我眼前迷迷糊糊，犹如坠入浓雾中……

硝烟战火裹着的密支那城，呈现在眼前。我跟前黄队长，在一条战壕里穿行，后来是小跑，跑着跑着，撞着迎面来的一位军官，说这儿就是肖团的前沿阵地，他是负责守卫的七连连长。黄队长对我说：你就分在这里。说完他就不见踪影；七连长递给我一个皮挎包，说：“你留在连部当通讯员吧！”。我的行李还没整理完毕，敌人的炮弹就炸响了，雨点般地落在战壕外，硝烟迷住我的视线，什么也看不清，有人递一支冲锋枪来我靠手摸着了。一会儿看见我们的坦克轰鸣着开向敌人阵地，我方的炮弹也从上空掠过，飞向敌方，有人发起冲锋信号弹，我便跟着呐喊的士兵一起，跃出战壕掩体，冲向敌人阵地。忽然我听见七连长在后面吼叫：通讯班回来！我心一急，就跌倒在一个弹坑里，那坑好深好深，我惊出一身冷汗，却睁开了眼睛。原来我仍坐在疾驰的火车上，看见黄队长正与陶镛他们聊着呢！

深夜两点左右，列车才真正到达密支那车站。我们八个人在站台上休息，黄队长一人去电话室，他说打电话联系汽车。路灯下，一队美军巡逻兵走过来，有军官用英语问话：是哪个单位的？

陶镛也用英语回答，告诉对方我们的番号后，那军官竖起大姆指用生硬的中国话说：中国远征军，顶好！顶好！

拂晓时分，开来两部吉普车来接我们。黄队长叫我、陶镛和另外两名同学上第一辆车，把我们四人交给随车来的一位中尉军官，另外四个同学与黄队长则乘第二辆车。

吉普车把我们带到飞机场，另外那一辆车却没有跟着来。我心头疑狐时，中尉叫我们将行李卸在车旁边的一顶军用帐篷内，吉普车离去。就在我们又渴又饿时，中尉又回来了，带来馒头和牛肉罐头，告诉我们吃完东西就在帐篷里休息，大约两小时后就要上飞机。

我问：乘飞机去哪儿？中尉笑笑说：具体着陆地点不清楚，总之是返回中国本土。我大吃一惊，反问：回国？远征军不打仗就回国了？中尉无可奉告地说：这是军事秘密，你们是分配在回国增援的部队。　原来我们四人分在某团直属的迫击炮连，该连队早在一周前已抽调回国，中尉是奉命前来接我们归队的。

我和陶镛都好沮丧。饭后，另外二位在帐篷里休息，我们俩就在机场周围蹓跶。

机场上停有不少运输机，还不时有起落的飞机，在炽热的太阳下，一队队背包挎枪的士兵，拖着斜斜的影子，鱼贯而行进入机舱。载满军队的运输机，一驾驾腾空而去，一会儿就消失在蓝天白云里。想到两小时后，轮到我们，也这样悄然离去，心中不免一阵惆怅。

我虽参加了远征军却未上前线。（昨晚的梦里倒是上了战场）好容易盼到机会，到了密支那——远征军在缅北战场上最大一仗的决战地点，然而战事已结束，我甚至连看看这座已成一片废墟的城市，都没有机会了。在机场附近，我看见遗弃遍野的战利品，除各种毁坏的轻重武器外，别的军用物资，如军毯、蚊帐、钢盔、制服、饭盒、水壶等等，还有罐头、酒瓶=炊事用具，也扔得一蹋糊涂，我苦笑着对陶镛说：若是有人把这些东西搬回国内，不知会获多大一笔横财呢？

延迟到次日晨，才轮到我们上飞机。七点钟，我们进入机舱、坐定。飞机发出震耳的排气声，尔后徐徐滑行在跑道，加速、昂起机头，机身离开地面，腾空，直上云霄，然后往东飞去。我瞑闭双目，心中猜测降落地点：贵阳？长沙？南宁？柳州？……

中午12点左右，飞机逐渐下降，机身穿过云层，扑向大地，地面的景物渐渐清晰起来，那些熟悉的山峦、丛林、村庄、城镇，一一涌入眼底，向我扑面迎来。

祖国呵，你的儿子归来了！

一生都在国土上的同胞，也许很难产生这样浓烈的感情，然而，经历了这微不足道的极其短暂的异国生活的我，真的增添了对祖国的无限爱恋，正像离开过慈母的儿子，对母亲才有不可磨灭的思念一样，这也恰如一位诗人所写：“别离是爱情的维生素”。

飞机离地面更近了，我的心几乎要跳出来，因为我分明看见，那些身穿童子军服装的中小学生们，站成一列列整齐的队伍，手持红色、绿色、黄色的三角小旗，向归来的我欢呼、招手，微笑……那年我在成都读书时，也像今天他们这样，迎接抗战英雄李家裕将军归来——为国捐躯的遗体回归故土。李将军是民族的功臣，受之无愧。可是自己为他们做出什么贡献呢？

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附记：

今年春天的一个上午，我随市政协周中国主任一行，前往郫县安靖养老院，探望原灌县籍的抗战老兵，原中国青年远征军战士官焕。

在简朴的宿舍里，我们见到这位年逾8旬的老人。当他颤巍巍地起身，从周主任手中接过礼品时，他的小儿官羽说：“市政协代表地方政府来看望你。”老人深陷的眼眶内，立刻充盈了泪水，他频频颔首，点头示意，枯瘦的脸颊上肌肉和嘴角不住地抖着，似乎想说点什么话，然而，终究未能出声。……

老人饱经磨难，一生坎坷，风烛残年且体弱多病，患脑梗阻后，留下后遗症，大小便失禁。家人无法照顾，所以寄住养老院。

老人以前无积蓄无收入，晚年又无社保、医保，眼下仅靠低保，远不足支付养老院的费用，这是老人晚年的不安，也是后辈艰难的重负。

今年春节，解放军空政文工团副团长、歌唱家韩红，率一批志愿者，前来看望官焕老人，将老人列入“四川十九名抗战老兵”之一，并在“中国抗战老兵网站”发起援助。截止我们去时，老人已收到自愿捐助款一千余元，还有一位来自韩国的小伙子，寄来的药品，用后对老人的风湿确有疗效，令老人有所慰籍。

在养老院宿舍老人床位的墙壁上，贴有他年轻时的戎装照片。周主任拍下后，告诉老人说，政协准备将他在远征军的经历记录下来，作为历史，存入国家的记忆和教育后代。老人听了，伸出两手，紧紧握住周主任的手，久久不放……

有人说，远征军战士，曾经死过两次：一次在战场上，一次在历史上。

一个哲学家写道：“历史苛求个人，固然是个人的不幸，但是民族苛求个人，就是整个民族的不幸了。”

今天，我们还能苛求官焕吗？我们真的要成为一个不幸的民族吗？

至今难以忘怀的，是官焕那一双热切企盼的眼睛和难言的心情。

2012年6月8日　田世松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