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保那些事儿

“鸟坪田大丘，三年两不收，要吃大米饭，嫁到板坪陆家沟。”

没有人知道这句顺口溜在合兴的鸟坪流传了多久。在聂瑶的记忆深处，对于饥饿的深切感受得追溯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那是一个与同族堂兄聂君相约上学的夏日。那天，天气异常地炎热。聂瑶到聂君家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五点，聂君正在家里吃饭。聂君一家当时吃的饭其实跟现在的猪食差不了多少，是包谷面和着南瓜叶熬制的稀粥。　

“聂瑶！你也吃点！”婶招呼着聂瑶。

“我刚吃过了！”聂瑶说，他没敢说吃不下。

饭局在聂君与其大姐的恶言相向中结束。“我还要呢！”聂君从大姐手里抢过盛了半铲锅巴的锅铲强行把那点锅巴倒进了自己的碗里。

“你个亲爷！你才吃得呀？我也没有饱！”大姐要去抢回锅巴。

“你个烂母狗！老子要去读书呢，要走这么远的路，明天要中午才吃得上饭！”聂君用恶毒的目光紧紧盯着大姐，恨不得喝她的血，剥她的皮。

“你个噶公，你读书倒安逸哟，这点瓜瓜叶稀饭都不让，我还得天天累死累活来养你们！”大姐毫不相让，竭斯底里地喊叫起来。

“舅子噶公婆娘些！把老子熬了它嘛！……”婶的脸上老泪横流，狠狠一巴掌向大姐甩去。大姐一个踉跄跌倒在灶头背后，溅了一身的污水。

“狗噢！快来呦，我拿点白米饭给你吃呦！”这时候，隔壁响起一个清脆的呼唤声，是大儿子在乡里供事的大婶在唤自家喂养的黑狗，声音里明显充满了挑衅、挖苦。在上世纪80年代的黔北山区农村，能喂得起狗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于是一场最经典的国骂对决再一次上演。

那时候，在晨曦的微露中，在淡淡的炊烟里，那些“嘣嘣嘣”宰洋芋或者红苕的声音，那些跳着脚拍大胯或胸脯的对局构成了鸟坪村让人唏嘘的生活图景。很多年后，每每看到洋芋弄成的东西，他就仿佛听见宰洋芋的“嘣嘣嘣”的声音。

在2011年的夏天。聂瑶回到了那熟悉而陌生的地方。说是为工作，或者是为了其他什么，不如说是因为心底那隐密的脆弱，是逃避，或者逃亡，让漂泊的心灵得到暂时的平静？

“我想去鸟坪包村！周书记，你能不能在李书记和吴乡长面前替我说说？”无数次的思想挣扎后，在2011年夏天一个炎热的中午聂瑶最终向副书记周国志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包村？要包村就做工作组组长！”周国志以为聂瑶在开玩笑。

“做组长我包什么村？抛开能不能胜任这个事情不说，那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实在是因为家庭的压力和经济的压力很大，我想我还是去鸟坪村驻村吧！”聂瑶说。

“你还真的想去驻村呀？说实话，高速公路建设刚刚开工，社会维稳等工作需要一个组织能力强的人去开展工作！既然你希望去，我可以和李书记、吴乡长反映一下！”见聂瑶不象是说假话，周国志说。

“希望领导们考虑一下我的想法！”聂瑶说。

“你说的是不是真实的想法？”次日，在政府大院周国志又一次问聂瑶。

“你怎么不相信我说的？”聂瑶说。

接下来的日子，聂瑶找了分管宣传工作的张方副书记说明去驻村的理由，他不想被领导误会。

“我理解你的难处，没什么，不要有过多的想法！”在一次与张方副书记喝酒时，张方说。

接到卢应刚的电话是在德江县城。“聂瑶！在哪里呀？”卢应刚在电话里问。

“在德江，办一点私事！有事情？”聂瑶问。卢应刚很少给聂瑶打电话，此时给他电话应该是工作的调整问题。果然，卢应刚在电话里告诉聂瑶他任鸟坪村工作组组长。

“你也到鸟坪了？”卢应刚说。

“哦，看来领导们同意了？”聂瑶说。

五月。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卢应刚与聂瑶一起赶到鸟坪村办公大楼。支部书记史大林和村主任彭和成都在。寒暄，与前工作组简单的交接，算是新的工作组正式走马上任。

“应刚，这两袋米我拉走了。”告别的时候，前工作组组长说。聂瑶看了看，是两代救济米。为什么把救济米都要拉走？聂瑶想问，但忍住了。

“你拉走吧！”卢应刚说。

是夜，聂瑶给李兵去了一条短信：“李书记：合兴近年在干部培养教育上有新进展，干部作风有新提高！但仍待加强，个别干部的思想素质还有待提高，有人居然心安理得地在离任时把救济米拉走，损坏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

“谢谢你关心我们的工作！我们会加强对干部的教育。”李兵回了个短信。事实上，在后来的日子，聂瑶很为这条短信后悔。

首要的工作是农村低保核查。当一列列名单摆在聂瑶的面前，聂瑶有些愤怒了。

“应刚，你看，鸟坪村在外面工作的人，他们的父母几乎都有低保，除了象我这种没有出息的。”聂瑶说。

“怎么能够这样？怪不得这个村的工作难以开展，群众怎么会没有意见？”卢应刚说。

村支两委及组长会议召开后决定梳理整顿往年农村低保中不合理的现象。先是由村组干部甄别低保名单中不合理人选，然后是根据名单入户调查，最后是依程序召开群众会、民主评困会。

入户调查分四个小组进行，聂瑶、卢应刚、副乡长胥慧、乡长吴飞分别带一个小组。

入户走访了一整天，四人感觉很疲惫。晚饭前，史大林说，“吴乡长，今天晚上我们要分别到中元、彭家、下坝去开群众会，折腾了一整天，你干脆不去了早点休息。”

“那怎么行，做群众工作我不能搞特殊化，哪怕我是去听一下也行！”吴飞说，史大林无可奈何地笑了笑。

在清凉的夜色中，四人带着手电分成四个小组上路，他们的目的地是团校、中元、彭家和下坝。

中元组的群众会是在组长梁胜勇家里召开的。

吴飞与史大林到会场的时候，堂屋里已经坐满了人，抽烟的、喝茶的、唠家常的挤满了一屋。

吴飞用眼睛扫描了一下，来的多数是老年人，男女都有，仅有的四五个中年人，看上去年龄都在四十岁以上。这就是现状，妇女、老人和孩子是维系当下农业生产的最后力量，这是个令人心酸的悖论：青壮年为了他们外出打工，而他们，失去了青壮年的保护，只能脆弱生存。

“中元组三百多口人留在家里的只有六十六个！”梁胜勇说。

二十一点左右，人们才差不多到齐。史大林从肩上取下雷锋包，拿出民情日记本，开始进入正题：“今晚把大家召集起来，主要是传达贯彻上级农村低保扩面的有关政策精神，初选出我们中元组今年低保对象，参加村里的民主评困会。”　

“该考虑一下我们了吧！村里面就是在乱搞，关系好的就享受低保，史支书你们太不合理了，还要我们支持工作不？”

“人家吃低保的怕有儿子在外当官，自家儿女无出息，想吃低保，不如做个好梦。”

“这怎么行啊？共[chan*]党是照顾我们这些无法生活的人，就你们当干部的乱整，有没有良心啊？”

史大林话音未落，堂屋内立即炸开了锅，先前还算安静的人们，此时三三两两地热议起来。

少数几个人更是诉起苦来，他们说得天花乱坠，说得情真意切，好象天低下只有自己最苦最不幸。

一个中年妇女在讲到自己的困难时，声泪俱下，不知道是为了感动自己还是想感动别人。

眼前的场景，让吴飞陷入了深深的忧虑：随着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实施力度的加大，农村低保的补助标准不断提高，覆盖范围连年扩大，为什么农民群众对我们的抱怨反而更多？

是由于我们在管理上还存在监管漏洞，还是一些所谓的“人情保”、“关系保”常有发生？听说个别乡镇有开着轿车吃低保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我们乡是不是也存在？

“好了，大家请安静。农村低保政策执行以来，由于我们在监管上做得不够，不同程度出现少数家庭条件不错、甚至某些干部的亲属公然“吃低保”等现象。相比之下，你们因为家庭的困难或是天灾人祸，想通过这种方式争取党和政府一点基本生活物质帮助，应该可以理解。但现在，我们是在纠正我们以前没有做好的工作，按照政策不能享受低保的坚决纠正，该享受的一户也不能漏。现在，就先请大家一个一个地自我申报，然后集体投票表决。”眼看大家争论得面红耳赤，吴飞用洪亮的嗓音及时纠正了话题。

人声鼎沸的会场渐渐安静下来，有意“角逐”低保的人一一毛遂自荐地介绍自己的家庭现状、问题困难和申请理由，大家都在仔细聆听，气氛紧张而又严肃。

低保候选人开始浮出水面。接下来是投票表决。史大林拿出一沓信纸，用中性笔一一写下姓名，转瞬间，一张张“选票”就这样制成了。“选票”拿在手里，所有的人神色都很凝重，看来，关键时候人们并不那么随随便便。

所有进程比预想的要顺利很多。唱票、计票、监票，一套程序走完，结果也差不多水落石出了。当然，在这时候评选结果可能不是人们所关注的了，他们在乎的是这个过程。入选的人脸上没有过多欣喜，落选的人也没有发出怨叹。

吴飞的心里有点酸酸的感觉，也许在他们中间，需要帮助的不止两人、两户，要是能把这种温暖、这种帮助惠及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也许，这一天不会太遥远。

听说晏山组的叩昌华和花桥的张德亮生活得很难，李兵和吴飞决定实地走访。花桥组不通公路，需要走十几分钟的田间小道。张德亮住在一个半山腰上，在闲谈中，张德亮的家很快就到了。

出来招呼他们的便是张德亮，一位年近70岁的老人，很寒酸的衣着，老人端着半碗没有呛过油的酸菜面急颤颤的招呼他们进屋，李兵注意到，在张德亮住处一边未装修的木房，有几根柱头已经被削去了半截。

“张组长，这是怎么回事？”李兵问花桥组组长。

“他老了，女人和儿女也不管他，弄不来柴，就削柱头。”组长说。

年轻时的张德亮是一个很帅气的小伙，对生活很讲究。结婚后育有一男两女，但张德亮对家庭并不珍惜。据组长说张德亮曾经有过姘头，因为这个姘头，他对自己的女人是又打又骂，甚至对自己的女儿也是不怀好意。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女人离开了他与儿子住到了一起，两个女儿也远嫁他乡。

“张德亮确实生活很难！”组长说，“如果是开群众会评低保，没有人愿意把他评上。”

没有人去责怪张德亮狠心的女人和儿女，当李兵站在这个至今不通公路被叫做花花桥的鬼不下蛋的山腰时，他没有一丝勇气去责怪张德亮女人当年的那份无奈。

但作为党和政府，对困境中的张德亮却不能不管。

当聂瑶从鸟坪赶到乡党政办公室，史明珍的一双孙女还呆呆地坐在沙发上。

“你们在哪里读书？谁把你们扔在这里的？”聂瑶问其中最大的一个孩子。

“我把（方言：奶奶）。她叫我们回我公（爷爷）那里去，走到这里没有车费了。”孩子把脸斜转向了另一边，用肮脏的右手抹了一把满脸的泪水，好半天才说出话来。

“我送你们回鸟坪好不好？”

“好！”两个孩子齐声说。

聂瑶要了一辆长安车，一个小时后将两个小孩送到了鸟坪的晏山组。

县委办的熊文强、乡党委政府李兵和吴飞还在晏山组走访困难群众。这个很高很偏远的山梁上，除了前些年收缴农业税和计划生育突击的时候，很少有乡以上干部上来，这里的老百姓很少见到干部，李兵和吴飞大概是他们几十年来见到的全世界最大的官了。

熊文强、李兵和吴飞此行主要是走访叩昌华。叩昌华住在一个低矮黑暗的土屋里，是不能称作“住房”的家，随时都有被暴雨冲塌的危险，从山下到山上，需要最快1个多小时的路程，要是想翻修房屋，水泥、砖、木料，沙全都要人工托运。

“叩昌华的眼睛很不关火（视力差），他只有一个智障女儿，嫁到丰林后连自己都要靠政府救助，不要说赡养老人了。平时他燃料都是用干牛屎巴！”村民组长史明刚说。

“我没想到叩昌华过的是这种样子，以为他有了低保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史大林自责起来。

熊文强、李兵和吴飞没有敢再问叩昌华的其他情况。

他们不知道是怎样从那个家里出来的，门口有只脏不兮兮的小狗，也只是嗯了一声。

这个组距离山下只有一个小时的路程，从叩昌华的走路姿势看，他是几乎不能下山的，现在全县大旱，周围的水稻全部枯死，再过一月就到收割季节，今年的收成可想而知，让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帮助叩昌华有些勉为其难。

只能找其他办法帮助这个绝境中的老人。

熊文强联系到了县民政局相关领导。决议很快达成，由支部书记和村主任亲自将叩昌华送到县社会福利院。

“哎呀，今天真是难受死了，叩昌华又晕车，吐了我俩满身，到福利院后工作员嫌他脏硬是不给他洗，我们又给他洗澡！……”在回村后，史大林大吐苦水，“不过，解决了一个实际困难，也很欣慰。”

天边，夕阳渐渐地收敛了光芒，变得温和起来，抚慰着受伤的土地。

更大的矛盾是在低保核查结束后。当第一榜低保名单公布后，村办公楼开始热闹起来。

“我八十多岁了，还把我的低保取消了，你们这样做要不得，多少要点良心，……”首先赖上村里的是儿子在县城某单位任副局长的一个老太太，“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儿子才是个小小的副局长就把我的低保下了？”老太太一手用拐杖狠狠地敲打着水泥地面，一手指着村主任彭和成。

“我还怕不想所有的老人都吃低保！问题是不行了嘛！上面喊得太严了，我们怎么敢乱整？”彭和成解释。

“哪个石板底下不藏个鱼？你们村里有困难的时候就去找我儿子帮忙到上面去跑，现在用不到了就忘恩了哈，低保也取消了！你彭和成对得起人不？”老太太的拐杖敲击着地面，发出“嘭嘭嘭”的声音。

“老人家，比你困难的人还有很多，你的儿子也是做我们这一行的，希望你能够理解我们，你看人家聂瑶，父母亲多年生病，大家都是看到的，他们要过低保没有啊？”卢应刚眼看彭和成有些吃不消，忙过来解围。

“哼，一行的，这点光都沾不到，你们说聂瑶，他狗日是没得出息，爹妈造孽成那个样子，低保都搞不到，羞人，欺负我就是不行！”老太太的气焰越来越嚣张，因为是老人，大家也不好发脾气。

“你说不行就不行啊？你去问你家儿子，他说你该吃低保我们给你添上去就是。”史大林说，他实在是忍不住心里的怒气了。

“老子懒得和你们说，没得那点低保饿不死老子的，……”老太太越说越气，最后气咻咻地嚷嚷着走了。

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因为低保被取消讨要说法的来了一拨又一拨，他们或说自己过得很苦，或说自己曾经为党的工作有过贡献享受低保理所应当，……。总之，理由很多，好像也很充分。

在解释工作中，卢应刚始终要耐心一些，聂瑶干脆来一句：“我不想听你的理由，你只要将你的条件跟我父母的条件比一下，你觉得比他们不如，我可以直接把你的名单报上去！”

二十天的时间里，在反反复复的政策解说中，在琐琐碎碎的日常工作里，工作组与村支两委坚守住了低保政策底线。于是，讨“说法”的人大都只能悻悻而去。

卢应刚相信，有时候，让少数人失望就是给更多的人希望。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