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她时，我还是个懵懂少年。在我的印象中，她笑靥如花，透着芬芳馥郁，声音如泉水般甘甜，宛如轻风拂过水面那样的温柔。那一年正值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红旗插遍了村村寨寨；那时候，每个大队部门口，大大小小都有一个戏台。她曾以“映山红”“送郎当红军”《小保管上任》《王四妹的命运》等当地的著名山歌、戏曲演唱而当红，宛如一朵春天盛开的百合，含苞吐艳，馥郁芳香。

再次见到她，那是三十年后的一次“客家山歌研讨会”上，会议的主题就是挖掘并传承故乡客家文化，歌唱百姓新生活。年近六十的她，重新站上美仑美奂的舞台，而我们面对的却不再是当年的王三娇，而是被世纪的风霜染白了青丝的老人。

我看着她，丰满雍容的身姿仍然透着当年的倩影。她一袭传统客家女人的蓝花布衫，笑容可掬的站在舞台的前端，一曲“苏区干部是好作风”在人们的耳廓回旋，声音依旧甜润，容颜在灯光下似乎还显得很年轻。只是昔日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没有当年那样的传神。但依然是那样的沉着，演唱时还是跟当年那样，驾轻就熟的充满着自信。

她就是我们濓河村曾令一代人魂牵梦萦的山歌皇后——王三娇。在那个“轰轰烈烈的年代”，曾因“封资修的代言人”等罪名被驱逐出历史舞台。十几年来，她如一株独立于山崖的杜鹃，没有人知道她的存在，更没有人知道她曾是是九龙山下的一支奇葩。

解放前夕，三娇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她还不到五岁就失去了父亲大手的温暖，父亲挑盐巴担从兴宁回来的路上不幸被劫匪杀害，随后就和奶奶和妈妈相依为命。

为了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妈妈长年在一地主家里做长工，除了替他看孩子，还要负责地主家奇花异草的浇灌、修剪和清洁卫生。心灵手巧的妈妈，每天从地主家回来，尽管已经身心疲惫，但妈妈还要在晚间帮人家做鞋、绣花、订布扣，以此多挣点零钱给奶奶治病和贴补家用。就这样年复一年的直到解放，那一年三娇正好七岁。

三娇曾多次对我讲：妈妈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还是我懂事那年发现的。那时新的人民政府刚刚成立，全县上下都在搞土改，为了唤起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土改的热情，乡政府专门组织以了一支短小精悍的新生活演出队，妈妈就是这支演出队的演员之一。妈妈唱起山歌来音域宽厚而细腻；声情并茂而委婉；字正腔圆而缠绵。最早听到的一支山歌是妈妈在土改工作队组织的“忆苦思甜”大会上唱的《茶农歌》：

哇起茶农好可怜，半碗青菜一撮盐；

食杯苦茶算是酒，一碗豆腐算过年。

制茶郎子汗水流，三更半夜才上楼；

几把禾草搭地铺，拿根杉木做枕头。

听那声音真的美极了……

正是妈妈的基因和那一个个跳动的音符，开启了三娇的音乐之梦。

三娇像一只始啼的夜莺，初绽的明珠。从七岁开始到十三岁圆满的读完了小学。从那时起，她就很喜欢音乐，常常模仿别人学跳舞，跟着妈妈学唱歌。又一次在公社组织的“群众歌咏比赛歌会”上，她演唱了一首《北风吹》竟然获得了一等奖。小小的她当时还不懂得歌词里深意，只是觉得唱到动情处的旋律很忧伤，眼泪禁不住地掉了下来。

她的天赋被文化馆里做事的二舅发现，并尽全力将她选送到赣南戏曲学校学习了两年。对于她后来的艺术展现起到了如虎添翼的作用。

艺校毕业后，三娇回到了家乡，被乡教育办安排在濓江小学作了一名民办教师。

除了给学生上音乐课，她还频繁地出现在各个村落，采集、编写和演唱客家山歌。成为濓河水两岸人民熟悉又喜爱的青年歌手。

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三娇被选调到公社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为该队的主要演员。

据她回忆，“这是我第一次到大山深处的大坝头、潭竹窝、黄帝湖等山村巡演。从县城到大坝头足有三十里的崎岖山道，在村妇女主任的带领下，我和宣传队的姐妹们走了整整五个小时才算顺利到达。村里很重视，听说有县城的宣传队来演戏，村长在前几天就做了准备，不但有香喷喷的糙米饭，演出结束之后还可以吃一餐芭蕉叶裹糯米浆做的点心。在那个晚上演出很成功，我们准备的节目尽管不多，而我们个个都非常投入，表演也非常的认真。”

“去大坝头村要翻过两座高山，就是男子汉要一口气攀上峰顶也很困难，而三娇不但一口气攀登上去了，还在峰顶深情地唱起了采茶（山歌的一种）。亭亭玉立，可爱天真的三娇站在岽脑上唱山歌的情景，我迄今还记忆犹新。”三娇当年的同事回忆说。

“是的，那时候当我看着万顷苍翠的森林，潺潺流淌的溪涧，逶迤叠嶂的峰峦，就唤起我对故乡山水的深深依恋。”三娇她一边回忆，一边轻轻地唱起了那首古老的山歌：

高山岽脑哎一只鹅，盎盎哎哎叫下河；

捱问鹅仔叫什么？叫我哥哥冇老婆。

三娇站在山顶唱着这首山歌时，正好是秋季，她清丽而委婉的歌声竟然能在这广袤的山林迂回轰鸣达数分钟，歌声还深深地吸引着在山下劳动的人们，很多人都停下手中的活计，举目眺望，静静地聆听。

也就在这时此时，山对面的横排上突然响起与她附和的男高音：

高山岽脑哎一只鹅，盎盎哎哎叫下河；

捱问鹅仔叫什么，哥哥想你做老婆。

这首非常古老的情歌是我第一次演唱，也不知怎的，竟然会有男声附和，而且这男声声音高亢，音域浑厚，充满着爱的祈求。我当即和唱到：

哥哥说话如悬河，你哪有铜钱娶老婆？

嫁妆彩礼以万计，猪肉鱼仔要八千箩。

这也是我第一次这样大胆的和一个小伙子对歌，我没有想到对方会这样执着，他回附唱到：

老妹哇话莫吓我，哥哥冇钱歌很多；

纵然十千打一万，照样爱你在心窝。

就在山上对歌之后的第二天，他居然特意到山下的大坝头圩来与我见面，而且一直守候我们到演出结束而一同下山。

“说实在的，在那个年代，如果在正式场合，是绝对不允许演唱这样的爱情山歌的。我那时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因为我喜欢，每当我唱起这首山歌来就有一种情窦初开的感觉。”三娇还有点儿含羞的说。

那时三娇才十九岁，情窦初开的初恋就如同杜鹃花一般悄悄地展开了。她在后来的回忆中表白，“大坝头那次巡演回来，这位与我对歌的小伙就经常地到学校来看我，每当夜晚有演出，他总是伴我左右的陪着我。小伙子姓杜，是我们隔壁石寮下村的民办老师。”

初恋的栀子花只开一季，她的恋情，也如同一个季节的花，匆匆地开，也匆匆地凋谢。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不断深入，从揪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破“四旧立四新”和批判封、资、修，就像狂风暴雨般袭卷着祖国大地，我们这个自古就是闭塞的山区小县城也未能幸免。随着运动烈火的蔓延，三娇也被卷入人生中难以自拔的风潮。

在当时，有些早就妒恨三娇才艺、风情的人，借着手中的权力，以历史尘垢的遗留物，走资派的真实走狗，封资修在岭南山区的代言人等罪名将她打入冷宫。在以后的整整十年，人们再也听不到这只娇柔而瘦弱的百灵鸟吟吟的歌唱，三娇从此也步入她悲惨的人生……

就在那以后，三娇非但没有施展歌喉的舞台，就连民办教师的资格也被取消。

回到高塘隘以后，原来石寮下村的民办老师小杜，也因为她的身份而遭到整个家庭的反对，从而断绝了与三娇联系。心灵受到沉重打击的三娇，从此默默无闻的与母亲相依为命，过着日出而作，日落儿栖的普通山农生活。

随着年龄的增加，三娇个人婚姻的压力愈来愈大。在山里，姑娘超过20岁都嫁不出去就会受到家族的看轻，别人家的嘲笑，不但贬低了自己，还让自己的家人因此蒙羞。

在遗风习俗的双重重压之下，经舅妈说媒，只与那男的在国营饭店见过一面，三娇就认命嫁给了邻村一付姓男人。

她的男人是个大龄青年，没有文化，平素嗜酒好赌，兄弟姐妹尽管很多，但多数都对他敬而远之。没有爱情的婚姻就像人生走进了死胡同。没有情，没有爱就没有共同语言，夫妻之间长年累月的同床异梦，即便男人需要，也是当着一项工作任务来完成。

就在第三年的冬天，三娇为付家生下了一女。在那个缺衣少吃的年代，因为婴儿先天发育不良，这体弱多病孩子还不到周岁就夭折。失去了骨肉的女人比什么打击都重，非但得不到心灵的安慰，还受到老公的谩骂和欺凌。

就在女儿夭折后的第三天，老公醉醺醺的骂道：你这个只会卖弄风情唱小曲的贱货，连个孩子都养不活，你生来就不配做女人。你在，我永远都没有出头之日，我的家也永远都得不到安宁。你给我滚，快点滚！

从那以后，她那个好吃懒做，嗜酒烂赌的老公便长年昼伏夜出，心灵上已经受到巨大创伤的她，常常是孤影伴孤灯，嘤嘤垂泪到天明……

尽管如此，三娇还是怀揣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理念。即便有万千的委屈，依然默默地坚守着这个令她绝望而破碎的家。

也许是上天有意的安排，就在她强忍着心中的痛苦，欲重新挺起腰板，竖起生活的勇气时，这个嗜酒成性的老公，在一次酒后回家的凌晨，不慎跌入鸡济坑水库淹死了。从此她成了寡妇，成了在这个屋场被人唾弃的贱命女人。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四人帮”的垮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三娇终于盼来了人生的第二个春天。她和所有受迫害的干部群众一样，政府为她澄清了历史，摘掉了戴在她头上莫须有的罪名，所有的冤情得到了昭雪，在黑夜里苦苦挣扎了十多年的她，终于重见光明。

在当地政府的关怀下，三娇被重新安排了工作，倍受重用的安排到县城某初中当了一名音乐老师，她再次站上了三尺讲台。

三娇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专心致志的教书育人。十几年不曾接触的乐理知识，几乎忘了个一干二净。她对此并不气馁，她重新翻看了无数遍文艺学校留下的课本，并以惊人的毅力钻研了大量的大学教程，从而使她的教学水平突飞猛进，深受师生们的好评和崇敬。

在随后的教学生涯中，三娇非常注意发掘人才，然后为这些有音乐天赋的学生在家里开“小灶”，有针对性地定向培养，为艺校和师大等学府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学生。

重新参加工作以后，很多好心的同事、好友要为三娇牵线搭桥，劝她趁早重组家庭，但三娇考虑自己所承担的教学任务重，重组家庭势必要分散精力，影响教学，个人的事再大也小，公家的事再小也大。

学校领导考虑到她是教师队伍里的中坚，又是县里的政协委员，专门为她腾出了一个比较宽敞的套间，而校长还专门为此找了她谈，“您年龄也不小了，学校考虑您将来重组家庭的需要，将这个套间安排给你住，学校当前还不宽裕，等到发展了再慢慢的完善吧。”

谢谢组织上给予我的关心！领导上细致又周到安排我就心领了。我现在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虑个人问题，只要能让更多的孩子在音乐的熏陶上脱颖而出，使他们成为国家未来文化艺术领域的精英，我愿意为国家做出点个人的牺牲。

随着教学秩序在“动乱”之后逐渐恢复，各项教学制度的不断完善，三娇的艺术才能也发挥得如火澄清。她除了全心全意做好本职工作，还经常应邀参加县里的各种文艺活动和文化发展方面的座谈研讨，像个不知道疲惫的机器人那样，一切服从教学和当地党政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

进入八十年代末，三娇考虑自己年事已高，干不了多久就要退休了。还没等政府发出《关于资助平困学生通知》的号召，她早已将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悄悄地资助了好几个艺术天赋很好，学习又刻苦，具有培养前途的学生。更加令人感动的，还是后来民政部门发现，她还资助了学校附近的两位孤寡老人，她就像对待自己的母亲那样，春送粮食冬送暖，病榻床前送温馨。一直坚持到两位婆婆安详的离世。

跨入二十一世纪之初，退休下来的三娇显得更忙。找上门来求学请教的学生，社会青年，甚至还有不少跟她一样退了休的老人，每天络绎不绝，连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们都知道王老师家天天都车水马龙。

经过深思熟虑，三娇找来几个曾经的学生商议后，决定办一所音乐知识培训班，由她出钱租场地和添置教学设备，除了收取点工本费以弥补年轻教师的工资等支出，基本上就是免费给音乐爱好者上课。

年届古稀的王三娇老师就像滴答划动的时钟，周而复始的奔走在她所珍爱的事业中，培训着一批又一批热爱音乐的，不同年龄层次学生。

三娇老师如一匹伏枥的老马，不知疲倦地培育着祖国的未来。正如她在家中的一副对联上写的那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愿将余热温暖新苗。”

在外表，没有人知道他是孤寡老人，她本人也从未觉得自己会孤独。正如她自己说的那样：我一点也不孤独，无论生日华诞，还是逢年过节，我的家就很热闹，这些来看望我的老师和学生都是我的亲人。他们爱我，我更爱她们。

王三娇老师的事迹在小小的山城不胫而走，她的爱心宛如那永不干涸的濓河水，为了故乡的希望，总在静静的流淌；她的美丽就像那崇山峻岭里的红杜鹃，尽管历经沧桑，却依然花开不败，点缀着故乡的田园山岗。

茵茵树下行，深深学子情。在王老师身上我们吸取到的不单单是知识，更多的是做人的灵魂；王老师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却有着爱的涓涓溪流。

我们祝福三娇健康长寿！祝愿这朵凄美的莲花在夕阳的余辉下再放异彩。

——壬辰年秋作于故乡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