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学过的一篇古文，题目叫“唐雎不辱使命”，说的是秦国在消灭了韩国和魏国后，对安陵国虎视眈眈。安陵国是魏国的封国，方圆不过五十里，这样小小的弹丸之地，秦国就会按死一个跳蚤一样消灭安陵国。这篇文章内容如下：

秦王派使者对安陵君说：“我想用方圆五百里的土地换取安陵，安陵君可要答应我!”安陵君说：“大王施加恩惠，以大换小，这非常好。但是我从先王那里继承了这块土地，愿意始终守着它，不敢换掉。”秦王很不高兴。安陵君因此派唐雎出使秦国。　

秦王对唐雎说：“我拿五百里的土地换取安陵，安陵君不答应我，这是为什么?秦国消灭了韩国和魏国，只有安陵君凭着五十里的土地生存下来，那是因为我认为他是忠厚长者，所以没有把他放在心上。如今我拿十倍的土地希望同安陵君交换，他却违抗我，不是看不起我吗?”唐雎说：“不，不是这样的。安陵君从先王手里继承了封地并保有它，即使一千里也是不敢换掉的，何况只是五百里?”　

秦王勃然大怒，对唐雎说：“您可听说过天子的发怒吗?”唐雎说：“我没听说过。”秦王说：“天子发怒，伏尸一百万，流血一千里!”唐雎说：“大王听说过平民的发怒吗?”秦王说：“平民的发怒，不过是摘下帽子，光着脚，拿脑袋撞地罢了。”唐雎说：“这是庸人的发怒，不是士人的发怒。当专诸刺杀王僚时，慧星遮盖了月亮；聂政刺杀韩傀时，白虹穿过了太阳；要离刺杀庆忌时，苍鹰在宫殿上扑击。这三个人，都是平民中的士人，满腔的怒气还没有发泄出来，预兆就从天而降，加上我就是四个人了。所以士人要发怒，两具尸首就要倒下，五步之内鲜血四溅，天下人穿白戴孝，今天就要这样了。”说着便拔出剑站了起来。　秦王脸色大变，挺起身跪着向唐雎道歉说：“先生坐下!何至于这样呢?我明白了：韩国、魏国灭亡，可是安陵凭着五十里土地安然无事，只是因为有先生在啊。”

《唐睢不辱使命》一文向我们讲述了唐睢这位安陵国的使者出使秦国，不畏秦王的淫威，以死相搏，使安陵国避过了一劫的事。他没有辜负安陵君给他的使命，其凛然正气使我们震撼。虽说唐睢的布衣之怒，流传千古，其实如果不是安陵君态度鲜明，慧眼识人才，任用唐雎，大约唐雎也不会留名青史，这需要君臣的密切合作，才能成为一段佳话。

布衣是古时对百姓的统称，百姓们只能穿麻、棉类衣物，不能穿绫、罗、绸、缎，而实际上也是穿不起的；秦朝甚至规定，即使有钱的商人，也不能穿绸缎，只能穿棉麻衣物；这就是布衣称呼的来历。朝廷的官员是有资格穿绸缎的，唐雎是安陵君任命的全权大使，是朝廷官员，严格讲他不属于布衣阶层，唐雎之所以向秦王自称布衣，不外乎表示你是大人物，我是小人物，我在你这样的君王面前太渺小了，咱俩是两个阶层。

在唐雎时代之前，普通百姓造成的大事件确实不多，这就是唐雎说的，除专诸、聂政、要离外，他将要成为第四人。这些人都是靠个人的勇气力量，完成了震惊世人的大事件而留名青史；他们都是“伏尸二人，流血五步”，范围是有局限的。所以秦王对布衣之怒甚为蔑视，认为布衣之怒不过是以卵击石，没法和天子之怒相提并论。在这种狂妄、唯我独大思想的支配下，突然遇到唐雎的以死相搏，秦王立马慌乱不知所措。其实，个体的布衣之怒，也确实如秦王说的那样，也不过是“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事实也是这样的，只能付出血的代价。但众怒难犯，如果众多“布衣”联合起来，有组织的“怒”，这样的怒实际要比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更有过之，能让天子为之发抖，这就是农民起义，农民起义才是实实在在的布衣之怒。

最早的农民起义发生在秦朝末年，也就是陈涉吴广的大泽乡起义。秦始皇死在东巡的路上，秦始皇当时并没有立太子，因此被阴谋家赵高胁迫丞相李斯，拥立了秦始皇最小的儿子胡亥当了皇帝，这就是秦二世；当时秦二世才二十一岁，被赵高架空，只知道吃喝玩乐，声色狗马。赵高出身卑贱，大臣不服；赵高就阴谋搅乱朝政、社会，搞乱人的思想，“贱者贵之，贫者富之”；更是“指鹿为马”，把不顺从自己的人全都赶尽杀绝。不到三年，秦朝就被秦二世和赵高搞得乱成一团，陈涉吴广振臂一呼，斩木为兵，揭竿而起，全国各地起义军风起云涌，强大的秦帝国顷刻之间土崩瓦解，秦朝就这样灭亡了，这难道不是布衣之怒的结果？

农民起义客观上为改朝换代创造了条件，因为它削弱了现政权的力量。如果把朝廷的更替看作是社会的发展，那么农民起义起了积极的作用，成了改朝换代的工具。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特别是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战争，对社会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自从陈胜吴广起义以来，历朝历代都有农民起义，成功的农民起义甚至推翻了腐败的朝廷，让统治者领略了这些布衣之怒的力量，验证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话最早是孔子说的：“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可知也。”唐朝魏征在给唐太宗上书时也引用了这句话；《旧唐书?魏征》记载：“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孔子把君王比喻成“舟”，而“水”是他的臣民，形象的说明了“舟与水”的关系。唐太宗从农民战争中看到群众的力量，也深知布衣之怒的力量；吸取隋亡教训，他不仅将君臣关系处理得当，对君民关系也有很深刻的认识，这就有了大唐盛世的“贞观之治”。　

历朝历代统治者其实都知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但也不是每个统治者都能深刻领悟，绝大多数的统治者都和秦王有一样的思想，根本就没把布衣们看在眼里；往往为了统治者的利益，横征暴敛，对人民残酷镇压，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血腥的镇压并不能阻止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千万个布衣之怒，就不是伏尸二人，流血五步了，千万个布衣怒了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朝廷垮台的时候。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