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童年时代的高岭街

在我童年的时候，故乡就有高岭小街，没有吵闹，没有喧嚣，只看到，安宁和和谐；在我童年的时候，爸妈带我上高岭街，没有烦恼，没有忧伤，只觉得，好奇和欢乐。

有的人一生没离开家乡；有的人一生都在他乡；有的人直到现也还没有确定安家的地方。如果只在家乡生活，则故园情怀就很淡；如果都在他乡生活，那么他的思乡之情就很重。

我十九岁离开家乡，就一直住省城，如果不计较那些探亲的日子，离开故园就有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来，我居住在繁华的城市，可以说什么世面没见过。但是，在漫长的时间长河里的生活经历和生活印像，在我的记忆里却是逐年模糊了。然而童年的那条小街的那些形形色色，反而是历历在目的。

人们说，人将变老，就会出现“远事记得清楚，近事一过就忘”的情况。也许，我之将老矣。

人们说，母鸭从来不孵蛋，也从来不带小鸭子。鸭蛋须由人工孵化，小鸭子一出壳，它第一眼看到什么，就认什么做妈妈。也许是这样的道理，一个小孩子，他会把第一次感觉美好的事物，永远地收藏在心底。

我的出生地，是在大石山区的峒场里。童年时代的我，活动范围和眼界都受到很大的限制。在童年，我能看到“最热闹”“最繁华”的世界是峒场外面小平原地区的“高岭街”。

“高岭街”，也是我童年唯一的上街之地。

“高岭街”是一条古老的街道，它有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以前。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它的规模也只是一条长街而已。

在我童年的时代，我所认识的这条长街，以南北方向拉开，北方称街头，南方称街尾，全长大约八百米。街道的路面只有一丈来宽，街道两边都是一间紧挨一间的瓦房。那些房子一般都是单间三进式，中间有天井。临街的门面一间房子，大多数是骑楼式，最高的也只有三层。解放前这条街上最富有的覃姓人家，其房是独有的双间四进式，门面的骑楼，四根砖柱及柱脚的基石，都有艺术的装饰线条和花纹图案，显得气派和雅致。

走进街道里，每隔一段就会看见一条窄长幽深的胡同，那是街道通往外面的通道。通道很小，最多只能容一头水牛通过。通道里路面的石板，经过多少辈人脚板的打磨，光滑得如同镜面一般。

那时的高岭街，很讲究清洁和整齐，没有乱搭乱盖，没有占道经营，没有推货游卖。街上的人家，门楣都钉上统制的门牌，门板上都贴着印有“清洁”二字的统制标签。

那时的高岭街，很少有私营的商店，那些“百货商店”、“花纱门市部”、“副食品商店”、“新华书店”、“理发店”、“镶牙店”、“粉店”、“客栈”等等，都是国营的和集体的。

街上有几家中医诊所，如“保元堂”、“保济堂”、“保和堂”，是私人的还是公家的，我就不知道了。我极少进这些地方去，因为里面总是有一股浓浓的药味，那是我很不喜欢闻到的气味。

高岭街当然设有私人交易的场所，有肉行、米行和菜行。那些比较污浊和比较榔槺的货物，如牲口、家禽、柴火，木材、农具等等的交易场所，就设在那条长街之外附近的地方。

据老人说，在解放前，高岭街头和街尾，有两个大戏台，还有几家祠堂，解放后这些老建筑被拆掉了。这些，我小时候是看不到的，也是毫不关心的，所以，直到现在，它们的遗址在哪，我也不知道。

那时的高岭街，那些原始的街道居民，他们世世代代在街上生活，他们都被称为“非农业人口”。在那个年代，他们的生活，大多数人家也并不富裕，跟乡下农村的人家好不了多少。因为他们没有山林土地，没有种养的条件，每一根柴火，每一把青菜都得花钱买的。街道的居民，青年人和壮年人由政府安排，在当地的商业或手工业单位工作，工资也是不高的。少数未被安排的人则允许他们从事个体小商贩，同时还允许老年人在自家门口摆些小摊儿，随便搞些小修理或卖些小玩意。老爷子们一般是搞些小修理和小手艺，如修钟表、修灯具、修锁头、刻私章等等。老奶奶们一般是摆小摊。那些小摊真是小得可怜，一般情况是这样：他们在门口放一只方凳，方凳上放一个簸箕，那就算是摊子了。他们簸箕里摆卖的货物，其种类和数量都少得可怜，简直是微不足道，他们各自的簸箕里摆着的真是五花八门：一两斤水果糖；十几只“小狗饼”；十几粒“姜糖”；一盒针和几只车线；一碟“洋红”和几片蜂腊；十来盒火柴；一些鱼钩和钓线，等等。反正是杂七杂八，什么东西都有。

虽然买卖那么小，但那些老太太们很执着，很有耐心，坚持天天在门口摆卖那些小东西。就算有人一下子把她的东西全买了，也不过是两三角钱的收入。然而两三角钱也不很小，依当时的物价，一斤猪肉七角六。一斤干玉米九分五厘，一个鸡蛋三分钱。

有的摊主实在没什么东西可卖，一两米花线、十几粒旧扣子、几把自造的锥子也摆出来了，甚至两三本旧杂志、几张老照片都会摆出来。所以当地人夸张地说，“在高岭街，什么没有卖，只要你有钱，哪怕“凤毛龙角”都是可以买到的。”

那时的高岭街，每隔三日即逢街日子。街上走动着的人绝大多数是农民，而在商店里坐着的绝大多数是“非农业人口”。不论是走着还是坐着，只要是穿着中山装，衣服口袋插着钢笔的一定是干部，如果手上还带着手表的话，那一定是大干部。不过在街上闲逛的干部是很少的，因为那时的干部讲究群众观念，不兴招摇和显摆的。

那时的高岭街比较安静，没有汽车的轰鸣和喇叭的刺耳，甚至单车的铃声都极少听到；没有音响的震撼和广告播音的喧嚣；没有打架斗殴和吵嘴漫骂的嘈杂，只听到人们正常的说话声。高岭街人做买卖不习惯吆喝，买卖也不太热衷于讨价还价，所以很少有人高声说话。如果说时有高声的话，那是有人挑重担过街，当他走到人多的地方时，就会发出“碰着了罗！碰着了罗！”预告声。那时的高岭街，到处呈现平静、祥和、有序、合谐的景像。

在我童年的时候，高岭街是我最为向往的地方。每当父母让我上街的时候，我都高兴得蹦蹦跳跳，嘴里反复唱着：“欧啊欧，我得上街喽！”。我每次上街，我都目不暇顾，街上的一切，都使我感觉好奇和新鲜。那时候，高岭街上有三个地方是我最喜欢去的：米粉店、连环画摊、凉茶摊。

那时高岭街上有三家米粉店，都有烫粉和酸粉卖。三家之中的街头的一家做的最好吃，引得要吃粉的人都想去那儿挤着，只有心急事忙的人才不去那里排队，所以那家粉店生意特别好。

那时代，物价是十几二十年都不变的，不论哪一家，米粉一律一角三分钱一碗，每碗的生粉量是三两，都是当众过秤的。

二十多年来，我经常回高岭老家，久不久我又去尝一尝高岭街的米粉，但是再也吃不到当年的美味了。为什么吃不到当年的美味了呢，原因是材料和工艺完全不同了。

在我童年的时代，我到米粉店吃粉，我一边吃一边看着店员制作米粉的过程，因为米粉的加工作坊，就在米粉店的旁边，吃粉的顾客对米粉的生产过程都能看得清楚，质量、工艺和卫生状况一目了然，没有掺假，没有偷工减料，吃得开心，吃得放心，吃出好味道来。

我看到他们是用当年新收的大米，放在缸里浸泡着，旁边架着石磨，将泡软了的大米舀进石磨里，有一人专门推磨磨浆。磨边架一口大锅，锅下不断地燃着火，锅里的水不断的沸腾。大锅里架着用石板做成的长方形蒸盘。石制的蒸盘热惯性大，保持着高温。见顾客一到，立即舀一瓢米浆摊匀在蒸盘里，盖上竹制的大锅盖，两分钟过后粉被蒸熟了，用竹片沿着蒸盘内四条边划一圈，用一竹筒将蒸熟了的粉片的一端卷了卷带出锅来。那粉片呈乳白色，厚约两毫米，富有纫性。将粉片放在大砧板上，用长长的切粉刀很讲究刀法、很麻利地将粉片切成粉条，做到条条均匀，不乱不断。将粉片过秤之后，交给烫粉人。烫粉人将米粉放进铁丝网制成的烫粉瓢里，并放进一直沸腾的烫粉锅中，用长筷子搅五七下即起瓢，将烫过的粉条倒进大碗里，然后加上肉汤，再加入鲜肉片、叉烧、玻璃肉、油炸面包肝各少许，还要撒些葱花、香菜、炸花生，淋些芝麻油和少许酱油，于是一碗香喷喷的美味可口的“高岭米粉”就可以递给顾客了。

旧时的“高岭米粉”之所以美味可口，是因为它的原料是新米，临时加工临时卖，用的烫是鲜肉煮的，因而鲜；加入叉烧、玻璃肉、油炸面包肝，因而脆；加入葱花、香菜、花生米，因而香。并且是现做现卖的，色香味俱佳，那当然是好吃的了。

现在不论到哪里吃米粉，吃的都是大工厂生产的粉条。那些粉条用机器生产，工厂用的是旧米，有时又掺入一定量的玉米、土豆等杂粮，粉条以就没有纫性，制造之后又经过运输、库存和积压，粉条都有些发酵变味了，本来材质就不纯正，加工又无法讲究细节，品位就上不来了。

再说高岭“酸粉”，那又是别具特色和别有风味的。“酸粉”的用料和加工与上述所说的一样，只是切的粉条比较宽，吃时不用再下汤锅烫了，切好粉条之后就装在碗里，然后舀入一种精心特制的“酸汁”就成了。“酸汁”是用秘方配制的，只有粉店老板知道，从不外传。“酸汁”的颜色像现在的“可口可乐”，味道既酸又甜，微微散发出红糖和甜酒的香味。“酸粉”的味道好极了，人人都爱吃，特别是夏天，吃“酸粉”那是最爽最享受的了。

使我印像深刻的还有“高岭凉茶”。“高岭凉茶”并非都是凉的，而是有冷的，也有热的。所谓凉茶，是因为这种茶能解暑，喝的时候感觉有一丝丝凉气从杯子出来，进入人的鼻孔，喝了之后觉得五脏六腑都通透凉爽。

那时的凉茶摊就在稍近街头的地方。摊主是一位大汉，浓眉大眼，虎背熊腰。他每个街日子都在那摆摊。他支起一把很大的遮阳伞，伞下一张八仙桌，桌上安一只“风炉”。炉中有炭火慢然，炉上架着一个大铜壶，近壶底的位置安装水龙头，壶嘴时时喷出热气。炉边放着一只铝桶，桶中蓄着冷开水。桌上还摆着四五只大小和形状与南瓜相似的玻璃缸，缸中分别泡着白茅根、甘草、菊花、金银花、银耳、薄荷。透过缸壁可见它们泡出的颜色，色调和深浅各不相同，煞是可爱。桌面上有一搪瓷茶盘，盘上倒扣着五六只玻璃杯，那是为顾客喝茶准备的。八仙桌下有两桶水，一桶是备用净水，另一桶是洗杯子用的。桌边还摆放两只长条凳，是供喝茶的顾客使用的。

更有趣的是，摊主在桌上最显眼的地方陈设着一些艺术品，其上有两件最引人注目：一只紫铜铸的“文昌塔”；一尊石膏质的“维纳斯”女神断臂塑像。“文昌塔”高约六七寸，十一层，空心，里面冒出一缕缕衰弱的青烟。“维纳斯”塑像雪白而干净，高度与“文昌塔”相当。这两样摆设不但使这凉茶摊平添几分雅气，而且还能引起街人喝茶的兴趣，所以他的生意一直很好。

街人来喝凉茶时，他们自觉地放一分硬币在桌上。这时摊主会意地拿起一只玻璃杯，用小汤匙从那些小玻璃缸里，分别舀出一些汁液来，并射进杯子里，他的动作很麻利，快速而准确，就像晴蜓点水一般。然后，他问顾客：“您是要喝凉的还是热的？”如果是要喝热的，摊主就将调好汁液的杯子，放在大铜壶的水龙头之下，扭开龙头冲入热开水；如果是要喝凉的，他就冲入冷开水。然后，他打开“万金油”（清凉油）盒，用牙签挑出半粒芝麻的一点儿，放进调好的茶杯里搅几下，就将茶杯递给顾客。那些顾客一边喝，一边欣赏“维纳斯”和“文昌塔”，喝完茶就走了。摊主将顾客用过的杯子，在桌下的水桶里搅了搅，又倒扣着放到桌上的茶盘里。

高岭街尾也有另一家的凉茶摊，不过那一摊没有艺术品，没有“维纳斯”和“文昌塔”。摊主手里拿着一只乒乓球，不停地扣在台面上，发出“嗒嗒嗒”的声响。到那里喝茶的人很少，他的生意差多了。

小时候，夏天我每上高岭街都要喝一杯凉茶的。那时我认为，世界上再也没有比高岭街的凉茶好喝的了。

另外，使我很是怀念的，还有当年高岭街的连环画摊。

那时候高岭街还有个新华书店，从那里可以卖到小说和连环画。街上设有“宣传栏”和“读报栏”。那时候的高岭街，似乎比现在更有些文化气氛。

记得那时高岭街头有一家连环画摊，摊主是一位中年妇女。这位中年妇女大概是位寡妇，她那时风韵犹存，但在端庄秀丽的脸上却隐约带着忧伤。她的连环画摊就设在她家的门口，地上铺着一张竹席，席上摆有一百多本新旧不一的各种各样的连环画，竹席旁边摆着七八只矮脚板凳。每到街日子，连环画摊就坐满了人。他们将一分钱丢进摊边地上的小木盒子里，就从摊里选出一本连环画，然后在那儿坐着静静地看，不准大声说话，不准离开摊子。那些看连环画的大多是小孩，大多是六七岁到十一二岁的小学生。偶尔也见有青年人和老年人，中年人则是极其少见的。

摊主有一个儿子，那时他大概十三四岁，比我大四五岁。他长得有些像他妈，他身材苗条，五官端正，面皮白净，看上去很文雅。他经常替他妈妈看摊子。在他看摊时，他对小朋友的监视和约束就放松了一些，小朋友们可以多次挑选连环画。若是他妈看摊，她要求看准了再拿，拿在手上就不能再换了，若要换，每换一本就要再交一分钱的。摊主的家好像还有库存着的连环画，他们并不全都摆出来。每个街日都有一些新书目出现，同时又有一些旧书目不见了。这是他们的经营策略，这一招高明着呢。

我每次上街都要在那里看一本连环画，因而摊主的儿子与我都相熟了。曾记得有一次，我在高岭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名叫《夜闯珊瑚潭》的连环画，那本连环画新新的，我看了一遍，觉得其内容与我家现有那本叫《珊瑚潭歼敌记》的内容是一样的，心中便有些后悔起来。后来我想出了一个办法——去跟高岭街的连环画摊的小哥儿们谈一谈，看看能否交换一本别的，哪怕旧一点也行。于是我去跟那位小哥商量。

“当然可以，”那位小哥说，“但是不能让你随便挑的。”

“我想换你名为《寻太阳》的那本行吗？”我央求说。

“不行，那不行，”小哥说，“你只能换我这一本。”小可拿出一本厚厚的十分陈旧的没有封面的给了我，然后收了我那本新的。

我当时也没有什么意见，换就换了呗。当我到街上东家休息时翻看了一会儿，觉得里面所讲的故事我看不懂，又不想换了。于是，我又到那个连环画摊找那小哥谈。

“我不想换了，”我说，“你将我的那本还给我吧！”

“为什么不换呢？”小哥说，“你怎能说话不算数呢？”

“你这本太旧了，我那本却是刚买的，新新的。”我说。

“我的那本比你的多厚一半，还不抵得吗？”小哥说。

“因为你那本连封面都没了，我不知道它叫什么书名呢，”我说，“前面又少了十多页。”

小哥听我这么说，一时语塞，他沉思了一会说：“我想起来了，它的书名叫《卧薪尝胆》。”

“我不懂得这个书名怎么写，”我说。

小哥拿出铅笔，在那本连环画的最前一页写了“卧薪尝胆”四个字，并说：“这本应该是很好看的。”

“我不知道‘卧薪尝胆’是什么故事，”我坚决地说，“我还是想要回我的那本《夜闯珊瑚潭》。”

那小哥没办法，只好扑到书摊里到处翻着，找到了我的那一本，还给了我。他并没有说我什么，也没有不高兴的表情。

后来我渐渐长大了，才渐渐觉得我对不起那小哥，心中便生起一丝内疚来。过了三四年，文化大革命来了，他家和他的连环画摊一同消失了，而且再也看不到他们了。

几十年过去了，这一丝内疚却永在我心中。他妈妈和他的形像，我还记得呢。

过去的一切，永远地过去了！……

现在的高岭街，已从原来的一条街发展到现在的十几条，街上的商店鳞次栉比，漂亮的小洋楼和高档的小轿车亦不鲜见，显得空前的繁荣。然而，如今街上到处停满了汽车、摩托车、和自行车，尤其是客运的面包车，塞得公路寸步维艰。汽车日夜经过，喇叭声此起彼伏，广告播音十分嘈杂，高级音响震得地动心慌，这又显得空前的喧嚣。

现在的高岭街好像缺乏了些什么。现在的高岭街没有新华书店，只有一家私人开的小书店。这家小书店里充塞着风水地理和算命的书充塞着六*采资料。只是年关到了才卖些年画、门神和黄历，除此之外，别无他物了。

过去的事物和过去的景象，永远都属于过去，任何人和任何办法都是找不回来的。

我想，如果我要回到童年的高岭街，我只有两个办法，一是闭上眼晴静静地回忆，二是坐上超光速火箭，以每秘50万公里的速度追踪29年，才能见到48年前的景像，但是，这只是爱因斯坦的理论幻想。我知道，哪怕用更高的超光速和追踪更长的时间，也不会追踪得到的，因为旧日景像的光信息，早已衰减得干干净净了。所以，童年的高岭街，童年高岭街的那些旧事，就像东逝的江水，一去不复返了。

依我现在的工资，连超光速火箭的一个零件也是买不起的。再说，就是有钱也无处买去。我只好闭上眼晴，静静地回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