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知识分子？抛开现代社会不谈，在古代和近代社会中，能称之为是知识分子的必是文人，而所谓真正的文人，必是掌握文、哲、史的人，象数学、天文、物理等方面的人才人们往往称之为术士而不是文人。但一个文人其历史责任又是什么呢？

不管是李白还是苏东坡，他们的人生理想决不仅限于写一首《静夜诗》或是《念奴娇．赤壁怀古》这等千古绝句，而是要成为类似诸葛亮、王安石等如此的人物，走进政坛，以自己的学识去为人民服务。对文人来说，吟诗作赋是有其必然的局限性，受益面不大，而走入政坛则不同，不但能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谋福人民，也能更完美地展现自己的理想。何况从自身角度来说，对一个文人来说，仅限于吟诗作赋者必是小文人，而作为人类来说，不管其人生取向是如何，都要成为行业优秀者，都要做大。对文人来说，小文人不管其作品再出色，必受制于人，成为如普通老百姓一样的混社会；而如能晋升为大文人，必是走入政坛之人，必是入相成为人上之人的人，这样的人必不是混社会的人，而是实实在在玩社会的人，他们会利用自己的才华，利用自己内心多年描写的蓝图，玩好这个社会，让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受益。

因此，在古代和近代的中国社会中，一名优秀的文人不但是吟诗作赋的高手，也是杂文大家，他会牢牢地掌控这个社会的点点滴滴，把其当作自己手掌中的纹路，一旦有机会能进入政坛开始玩起社会来，必能熟练自如地对待这个社会中的任何一处角落，有如其自身一样。对于鲁迅来说，他弃医从文不是不想成为中国的相，而是很想，但他的性格过于清明、过于计较、过于固执等这一切又深深地困扰着他，因此无奈地他只好言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其意就是鲁迅明白自己的缺点是永不可能成为中国的明相，那么他就做一个中国的民相，民间之相，人民之相，用他的敏锐、用他的才华去做一个为人民说话的勇士。因此鲁迅他是不进为进，先把自己置于政坛之外，成为中国政坛的评委和人民的话事人。

而胡适呢，他同样也好政，因此后人以此为由，批评他不该玩政治，说他是政治上的幼稚儿，如能老老实实玩文学，必能光芒万丈。首先有这种认识之人必是不了解何为文人，文人如不玩社会而甘愿如普通人一样地去混社会，那么日子是好混，但他那种十年寒窗之寂寞岂不是毫无意义了？一个文人千辛万苦地去坚持却仅只为了个人的生存，这样的文人对历史对世界有什么价值呢？

胡适是温文尔雅，胡适是一个终身反对暴力之人，但他同样却是一个极为骄傲之人，也是一个舍我求谁之人，他这一生穷尽一切去钻研思想，去认识这个世界的规则，去理清人世间物竟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性，因此他鼓吹自由主义，他认同小政府大人民的制度。他一生反对暴力，不认同阶级斗争理论，他几十年来孜孜不倦致力于鼓吹自由主义与民主政治，讲宽容、道人权，强调建立健康、健全的个人主义，认为一个健康的国家、社会，必是由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而绝不是由奴才造成的。只有个人造成独立的自由人格，并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我才能，成为人人对社会都是极有用的人，那么在这样的体制下，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才是符合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学说。但胡适的这种政治观点在中国却遭受到了强硬的反对，不管是执行共产主义的共[chan*]党还是执行资本主义的国民党都一致认为胡适的观点是幼稚、可笑的。

而胡适本人也对中国的这两种主义持质疑态度，他认为不管是共[chan*]党的共产主义还是国民党的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建立在集体专政主义的思想上，而这种集体专政主义往往强调铁的纪律，含有零容忍的态度，决不容许出现异己的思想。由此可见，他认为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chan*]党都是法西斯，只不过国民党是法西斯的右派，共[chan*]党是法西斯的左派，本质上还是相同的，都以压制个人解放和思想解放为执政基础的，对国人来说，毫无益处。

回过头来，再去展望历史，就会发现胡适的观点对于保守的国民党来说就是个异端，对激进的共[chan*]党来说又不够刺激，搞得人人都不喜欢他，认为他根本没有政治头脑，缺乏政治家所应拥有的手腕和眼光。应该说在当时，这种评价胡适的说法还是准确无误的，以当时中国之现状，国人如此愚昧无知，要实行胡适所提倡地个人健全主义，是不太现实的。也就是说，不是胡适玩不了政治，而是他的政治观点领先中国的实际情况太多，胡适的政治理念对中国来说，超前了好几百年，必为当时的时代所不容。

所以很多对的东西还需要一个对的时代、对的背景，以胡适的观点就是从现在来看，还是太超前，谁和他接近？那就是北欧的几个国家，如瑞士。瑞士的政治体制几乎和胡适的观点一样，小国家，大社会；小政府，大人民。国家和政府不负责蕴藏财富，而是让财富集中到老百姓的手中，因此财政困难的政府想做任何事，都以必须先得到人民的支持为准绳，否则一切都免谈。因此中央的权力有限，他只负责日常的内政、外交事务和依法办事，其它的一切他都做不了主，更别想制订什么惊天动地的庞大计划，无为而治使各级政府和官员彻底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公务机关和公务员，这样不但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官僚主义，也杜绝了人格化，偶像化和盲目崇拜现象，使一切都以科学来说话，一切的生活方式都建立在民主之上。

北欧国家的政治理念适不适合中国，或者说当下的中国有没有实行这一理念的基础，看来在相当的一段时期内是不可能的，何况还是旧中国时代。因此，在那个时代的胡适在世人眼中只是一个文学大师，政治上的幼稚儿，国共二党争取他，更看重的是他在文学领域的地位和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身份，而不是他的思想和政治理念。但这二党的作法在胡适眼中则更显幼稚和落后，对胡适来说，这二党的区别是仅限于纸面上的差异，本质是相同的，一切地游戏规则仍如封建主义一样，只有搞掂了当官的才有行动的通畅性、合法性，长官意志仍是决定着一切，而人民却根本没有一点自主的权力。因此胡适拒绝了当年一直以他学生自居的毛泽东的邀请，成为了新中国政府眼中发动战争暴行的战犯，也逼死了胡适的次子胡思杜。而与共[chan*]党同步相映的是在蒋介石多次笼络胡适未果后，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在特字“99”号《特种批示》中称胡适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并受到国民党当局长期地监管，直到胡适逝世，其所有的个人文件全部被当局没收。

鲁迅先生曾在《彷徨》一诗中写道：“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并在《彷徨》书扉上引用了屈原的《离骚》之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以此表达自己在这场新旧时代的变革中徘徊、彷徨。那么作为他一生的敌人胡适来说同样也在求索，只不过胡适先生用自己的一生的宽容独自适应了不容于天下，左右为难的局面，向世人展现了“荷戟独适之”的独立人格和处世哲学！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