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长江、汉水、东湖、南湖以及星罗棋布的湖泊看成是连绵的水域的话，城市陆地则是点缀在水面上的浮岛，武汉就是一座漂浮在水上的城市。在这个壮阔的水面上，江城被一分为三，在武昌有一条中脊显得格外突出。从西向东，依次分布着蛇山、洪山、珞珈山，这一连串的山脊宛如巨龙卧波，蛇山为头，珞珈山为尾，这就是武昌的地理龙脉。洪山恰好位于巨龙的腰上，骑龙在天，乘势而为，宝通禅寺的这种选址似乎透露出某种玄机。

在武汉的武昌，从临江崛起的蛇山延伸段的道家的长春观，经过座落在洪山南麓的佛家的宝通寺，步行约半小时，就是武大的珞珈山。蛇山是道教之山、洪山是佛教之山、珞珈山是文化名山，三山在城中遥遥相望，儒佛道三家就在武昌城内汇齐了。这种在特大城市的政治文化中心，三山分立三教，如此相近并存、靠着一条武珞路相互贯通的现象十分罕见。

位于风景秀丽的武昌洪山脚下的宝通禅寺至今已有1500余年历史。据《宝通寺志》记载：“黄鹤山（即今蛇山）之东十里许有山，名东山（即今洪山），乃三楚第一雄峰。上有亭，相传刘宋时期始建寺。唐贞观年间，额曰弥陀寺，面南，山门西向。”由此可见，洪山于南北朝的刘宋时期已建有寺院，即东山寺。

唐代宝历二年，洪州（也就是今江西南昌市）开元寺善庆和尚云游到随州大洪山修建了灵峰寺。九年后，善庆和尚圆寂前，毅然割了自己的双足留在寺内，表示升天之后也要为乡人利益奔走，这双“佛足”成为灵峰寺历代相传的镇寺之宝。皇帝为此赐给善庆“慈忍大师”的法号，还御书了“幽济禅院”的匾额送给灵峰寺。　

北宋末年，金兵南进，当时随州一带成了战场。荆湖官吏撤离随州时，把大洪山的灵峰寺连同佛足一起迁到了武昌以东十里的东山。将东山的弥陀寺加以扩建，改名为崇宁万寿禅寺，并改东山为洪山，以纪念随州大洪山，至此声名俱增，香火日盛。到了元世祖忽必烈南征驻军武昌时，对善庆和尚舍身割足的精神十分佩服，命人取来“佛足”随军征战，以鼓舞士气。他登基后派钦差大臣专程将“佛足”护送回江城，万寿禅寺更是名声大振。

万寿禅寺后来毁于元末的年年战火，后来先后由住持筹资再建、大兴土木，夷山填壑，历经二年，cause、才复兴该寺。不料又毁于战乱；经明太祖朱元璋之子楚昭王朱桢在武昌建藩时重建，后楚靖王朱均大修大雄宝殿，顿显气度不凡；谁知又再次毁于战火；到了明朝宪宗成化二十一年，皇家再一次重建时，除了大兴土木，还改万寿禅寺为宝通禅寺，名称沿袭至今，可寺院还是被战乱毁于一旦。

到了清康熙十五年，大司马张朝珍、布政使徐惺先后增修，使得殿宇宏伟，为“武昌诸刹第一”；乾隆五十七年再次进行修葺，可惜咸丰年间又遭太平天国兵燹毁圯；到了清同治四年至光绪五年再次进行修复，又有了些起色，以至于辛亥（1911年）起义时，革命军就曾将司令部设于该寺。民国年间，程潜出资进行维修，未及竣工即被驻军野蛮破坏。

直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备受信徒们之拥戴的持松法师和问贤法师号召当时的军政要员支持和援助该寺的复产重建工作，使得宝通寺不仅重现辉煌，而且所失去的全部房产都得以全部收回。当时该寺范围甚大，山门设于岳王台（今傅家坡附近），并在城内龙神庙（今古楼洞民主路附近）设立下院，作为宝通寺行馆，专供进城办事的僧人食宿。此时可能是该寺的鼎盛时期，香火十分旺盛，僧侣众多。　

后来历经日寇入侵和占领、以及连年战乱，宝通寺日渐败落，僧人四散而去。直到1952年，武汉新政府拨款修建，使得宝通寺面貌焕然一新；到了1983年更是将宝通寺列为全国重点寺庙之一，翌年由国家拨款进行全面维修，并召回原有的僧众，恢复了佛事活动，开始接待海内外僧俗各界人士。更为重要的是，自从本世纪以来，宝通寺依靠自身力量，不仅翻新了残破不堪的大雄宝殿，重建了法界宫，新建了玉佛寺，恢复了钟楼和鼓楼一系列的原有建筑，就又是一番繁荣景象。

宝通寺殿宇亭楼，依山就势，层峦叠起，直入云霄，宏伟壮丽，从来就是荆楚名刹。在历史上曾得到唐文宗等十位皇帝和六位王侯的大力护持，是最具典范的皇家寺院，在建筑上都很大气的显示出皇家气派，这与汉阳的归元寺的民间身份截然不同。现有殿宇多系清同治四年至光绪五年那一次大型翻修时所建，为江城四大丛林之一。

宝通禅寺当然是武汉现存最古老的名刹，其规模之大、殿堂之宏伟不仅为武汉诸刹之首，也因为这座寺院占地11万平方米，当之无愧的是中南地区城市中占地面积最大的寺院。这里不仅具有丰富的佛教文化底蕴和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不仅因为皇家寺院的身份，还因为净土宗、禅宗、密宗，多宗会聚、相辅相存，也是一大奇观。更随着中国近代佛教泰斗太虚大师创办的佛学院1994年在本寺复办，就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僧侣教育基地；这里同时不仅是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全国重点佛教寺院。

宝通寺规模之大、装饰考究，自然是中南诸刹之首。殿宇建筑依山就势，最前面为山门，如今的山门面向车水马龙的武珞路，两旁屏墙高耸，布瓦铺脊，门楣上有“宝通禅寺”四个醒目的大字，为已经仙逝的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题写。门前有一对石狮，为明代雕刻，形体高大，生动威严，经常有善男信女给石狮披红结彩，十分醒目。

进入山门，里面有一大院落，石板铺地、绿荫点点，中有放生池，有一观音坐像屹立池上，池水中红鱼点点，不少放生乌龟出没其中。池上横跨一桥，名“圣僧桥”，原为木桥，相传无念祖师云游到此后才改建为石桥。钟楼和鼓楼就在两侧，楼上自然是晨钟暮鼓，楼下卖的是香烛和纪念品之类的东西。　

过桥数十步为弥勒殿，又称天王殿或接引殿。殿前左右各立石狮一只，身高丈余，一戏绣球，一抱幼狮，神态可掬，生动活泼。殿左侧有一口大铁钟，清咸丰年间铸造，由城内铁佛寺迁来。殿内主尊为弥勒佛，金光夺目；佛寺的守护神韦驮也供奉在此殿内，背向弥勒而立，造像威严。左右有观音、地藏王塑像，两壁立有高大的四大天王。　

由弥勒殿后拾级而上，即可达大雄宝殿。殿内一口有七百多年历史的大铁钟还是1240年（嘉熙四年）孟珙迁寺时铸造的，铁身铜边，形体庞大，重约万斤，号称万斤钟，其声雄浑，可传数里之外。大雄宝殿为正殿，供三位主尊，佛教缔造者释迦牟尼居中，身后左右为文殊、普贤两菩萨，两厢有十八罗汉。殿中有昌明法师所书的楹联一副：古今来宗教几何自由平等无如我佛；东西国文明进化言行高尚独让法王。

步出大雄宝殿，其后是祖师殿和藏经楼。左有禅堂，右有方太堂。在接引殿两边，有东、西花厅，其西偏僻处还有普同塔院，为存放和掩埋僧人骨骸之处。大雄宝殿以东，有念佛堂、僧寮（佛教用语：僧侣宿舍）、斋堂（佛教用语：集体食堂）；大殿以西，有伽兰殿、西客堂、班首寮（佛教用语：寺庙首领住处）；在祖师殿之上为五佛楼，其东为禅堂，禅堂之上为藏经楼，此外，还有僧人治病之处的如意寮、夜餐之处的放参寮、方丈室、观音堂，当然还有那个数栋楼房组成的佛学院等。整座寺庙布局严谨有序，群落而不松散。

最令宝通禅寺僧侣为之自豪的就是他们举全寺之力修复了法界宫。

在宝通寺正院的后面有一座佛教密宗的坛城——法界宫，这一密教建筑是1924年持松法师任宝通寺方丈时所建。按照《中国密教史》记载：那个在日本学会了密宗的持松法师归国之后，“备受信徒们之拥戴，初于沪杭传法，后又被迎至江武汉，住持洪山宝通寺。在洪山宝通寺期间，他以开设法界宫，建瑜伽堂，购置法器，绘诸曼荼罗，开坛灌顶等活动，广与信徒结缘，并有意将该寺发展成为密宗的根本道场。当时，湖北各地的僧俗信徒纷纷前来求授灌顶，其中湖北的一些社会名流，如萧耀南、陈元白、赵南山、杜汉三等亦相继入坛受法，无不倾心于密宗。”

那一年持松法师31岁。史料记载的很清楚，那一年的3月，湖北督军兼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以及李馥庭、汤乡铭、李开先、陈元白（曾任桂军司令）诸居士，迎接持松法师担任洪山宝通寺住持。于是，他在寺内建起了密宗坛场，自此，修法、讲经、传戒、灌顶，忙得不亦乐乎。受灌顶者达数万之众，几无虚日。史料中称：“密法大兴，实为五代以来未有。”　

有趣的是，那一年入夏，全省遭受到大旱，应众人之请，持松法师设孔雀明王坛禳雨，修法到第三天时，就听到天空里雷声隆隆，继而大雨倾盆，众人莫不欢呼雀跃，前来结缘灌顶者更是络绎不绝。萧耀南看到持松法师祈雨成功，开始对密教产生兴趣，请持松法师建大法会为他本人禳解，兼授结缘灌顶，法会后果然安然无事，因之这位督军就对持松法师大为敬服，决心皈依密教，捐出巨资在宝通寺内建造法界宫、瑜祗堂、五轮塔等等。

在法界宫内建成的真言宗道场，仿照唐朝密宗金刚部的“五曼荼罗”形式建造，殿内设木质密宗坛城，雕刻镂空，十分别致。屋面覆以黄琉璃瓦，并以五亭结顶，借以表示东西南北中五佛方位。各亭均为镂空大屋脊，飞檐蟠爪，富有民族特色。殿前廊柱，刻有法轮十字羯摩杵，殿基四周刻有双层莲瓣，殿前阶下为三孔拱桥，桥外双亭侍立，殿亭相映，景色别致。没有谁见过如此庄严宏华的密坛，尤其是金、胎两界曼荼罗绘像，色彩斑斓绚丽，绘有十方三世诸圣千持师尊佛象，看上去蔚为壮观，摄人魂魄。　

在武汉期间，佛教泰斗太虚法师曾专门邀请持师去武昌佛学院开坛传密；那位直系军阀首领、两湖巡阅使吴佩孚特地派副官到宝通寺邀请持松法师前去他当时所在的岳州的军舰上给他讲解《金刚经》大意。位于珞珈山的武汉大学校长陈叔蕴也曾经邀请持松法师到该校进行演讲，法师就以《缘经》为题，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结合密教六大缘起的原则，阐述了宇宙万有实质问题，并详为解析，因而颇得师生们的信服。　

1925年秋，因赴日本出席东亚佛教大会，持松法师离开武汉东渡。1927年春回到国内时，宝通寺以及法界宫已经在炮击中被完全毁坏，密法坛场已无法恢复，他只好应其他居士所请前去上海，此后一段时间里，持松法师还是不断应邀到全国各地讲经、传戒、修法、灌顶，极一时之盛。不过宝通寺在整整等了八十年以后，法界宫才在全寺之力下得以被修复，不过那个大殿已经改叫海岛罗汉堂了，密宗也只在藏人居住的地区存在了。

宝通禅寺之所以闻名遐迩，除了本身是皇家寺院、规模宏大和那个精彩绝伦的法界宫以外，就是因为那座位于武昌洪山的南坡、宝通寺的东北面的洪山宝塔。

通常寺庙和宝塔建在一起，这很正常，宝塔常常建在寺庙的西面，取佛祖西来之意，这也很正常。而宝通寺和洪山宝塔却一反常规，是塔在东寺在西。造成这一违反常规的现象，是因为宝通寺在历史上屡毁屡建、原址不够用而不得不逐步西移的缘故。就这一点来说，就是举世罕见。而且古称灵济塔，后称宝通塔，明改洪山塔也是三易其名，实为少见。

洪山宝塔相传为唐朝贞观中尉迟恭监造，但无资料可考。显存的宝塔建于元代，是为纪念开山祖师灵济慈忍大师所建，故称灵济塔。建塔共花了11年时间。塔身为砖石砌成，仿木结构，八面七级，身高十三丈三尺，基宽十一丈二尺，顶高一丈三尺。之后宝塔随寺改名为宝通塔。因坐落在洪山，后人又称洪山宝塔。

据《宝通寺塔碑记》记载：“清咸丰年间，罗忠节、李忠武等驻军山上，撤去塔顶，渐就倾圯。同治十二年重修，翌年告成，遂复旧观。”原来的建筑每层外围均有木质飞檐和护栏，塔下周围为砖木结构的围廊，每层八角飞檐上坠以风铃，设计之精巧，工程之浩大，实为鄂中第一。在这一次大规模的重修中，为了长久保留，将原木质飞檐改为石据，易木栏为铁栏，塔下的围廊改为八方石阶。塔顶照原样增高了五尺，且用文笔峰式铸铜一万三千斤结顶，以求永固。

那是一次永垂青史的重修，其后在清朝光绪年间、民国时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八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先后数次对洪山宝塔进行了多次维修，都是在同治大修和不改变原有结构的基础上进行的。塔高45.6米，层层拔高，塔顶高出洪山主峰，虽是砖石建筑，但仿木结构极为成功。1923年出版的《武昌要览》极力推崇洪山宝塔“可眺远”。

宝塔就在宝通寺的后方、洪山的中部，一塔兀立、高接云天，绿树掩映、塔呈赭红，近处瞻仰、光彩照人。清人胡祖毅曾经有一首《寺塔题壁》为证：“野阔浓荫绿满畔，无边风景傍招提。城连山色武昌近，鸟渡江烟夏口低。芳草老依灵塔立，游人身共白云齐。欲教天半留名胜，醉倚斜阳自在题。”

沿着塔基圆门内的石阶盘旋而上，必须手脚并用，方可气喘吁吁的直达顶层，有“数峰天外塔上塔”之誉。登塔远眺，两山对峙，二水分流，三镇英姿尽收眼底。东湖似镜，长江若练；武钢高炉，喷吐红云，九峰层峦，堆青叠翠；长江大桥飞架龟山蛇山之间，江汉关的钟楼矗立，黄鹤楼的黄鹤翱翔，鳞次相比的现代建筑，一望无际。洪山公园、烈士陵墓，还有那烟波浩翰的长江，真是“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洪山宝塔在塔外壁尚嵌有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的塔记8方。塔身由下而上，逐层内收，威武挺拔，势欲遏云，十里之外，均能看到。故有“数峰天外洪山塔”的赞诗。塔后的山峰上，有洪山八景中的栖霞、云肩等摩崖石刻；塔下有华严洞、华严亭等名胜，都为壮丽的宝塔增添景色。后山多古树，相传是岳飞在该地驻军时植过松树，名“岳松”，明末被砍伐，清同治年间在原地重植松树，长成后仍称“岳松”，现尚存八株，可谓古木参天。

宝通寺和洪山宝塔对于笔者意义非凡。因为武汉曾经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的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有很多时间都是在这座城市度过的。那个时候，我就住在与宝通寺一墙之隔的原武汉军区总医院、现广州军区陆军总医院的里面，隔三岔五，就会呼朋唤友去逛宝通寺、去爬洪山宝塔，简直就是家常便饭，没甚稀奇。工作以后，因公因私也经常路过江城，自然也经常去重游故地，也就见证了将近大半个世纪宝通寺与洪山宝塔的变迁，写此一文，以作纪念，仅此而已。（2012-08-14）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