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四十年代一个寒冬的夜晚，天空飘着鹅毛大雪。

山庄田野银装素裹，一片苍茫。

在一个寂静的小山村，在一户煹火燃烧的农户家，在一间破旧的土坯房里，一位年轻的妇女躺在一张木板床上撕心裂肺地挣扎、叫喊……

寒风呼呼地从破烂的油纸窗里灌进来，煤油灯火被吹得摇曳不止……

“哇……”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划破了静谧的夜空。一个小生命诞生了，她就是我的母亲。

母亲是伴随着辛劳、贫穷、汗水而长大。作为长女，不足六七岁的母亲就开始帮家里干农活，打野草、劈柴火、洗衣服，照看弟弟妹妹。母亲喜欢读书，但那时家贫如洗，直到十一岁，外婆实在经不起母亲几番泪眼婆娑的哭诉，才勉强同意将母亲送入学校。母亲说她们那时读书不像我们这代人那么安逸、舒适。她们为了读书，每天早上得五、六点钟起床，打好野菜，喂好猪食，劈好柴火，弄好早饭，然后带上中午吃的饭菜，步行十几里去上学。

母亲读到五年级时，外公因病去世，整个家庭突然陷入困境。因家中缺少劳动力，作为长女的母亲只能无奈挥别了学校，回到家里与外婆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担当着家里的顶梁柱。白天，母亲在山间田地里挥汗如雨劳动，晚上回到家还得照看几位年幼的弟弟妹妹。

母亲强悍的劳动能力令女人称奇、男人汗颜。别人扛一袋米，母亲常要扛两袋；别人栽了一垅禾苗时，母亲却已栽了三垅，且栽得又好又快；别人走路一二一，母亲走路如箭飞。母亲的出色能干很快闻名于远近村庄，被大家称为“铁娘子”。直到今天，跟母亲一起逛街，她依然脚底生风，如追风马似的，一不留神，就把我远远落在身后。她常打趣我们姐妹仨，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走起路来如弱柳扶桑似的，连个七十来岁的老太婆都比不过。

母亲年轻时，颇有姿色，虽然天天在外面风吹日晒，但她的肌肤依然细腻白皙，挽起裤腿，两条小腿如莲藕似的，分外耀眼。她的头发弯曲带着点微黄，眉如弯月，双眸似珠，长长的睫毛下扑闪着一双美丽的大眼睛。母亲的这些优点在二姐身上得到了全部继承和发扬，以至我时常打趣母亲偏心眼，把优点全给了二姐，一点也不在我身上落痕。能干而秀气的母亲，自然惹得提亲的媒人踏破门槛。

十八岁那年，外婆在千挑万选中，最后看中了邻村一位忠厚老实的小伙子（我的父亲）。听母亲讲，那时他们处对象可不像现在能自由接触，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与父亲结婚前，母亲从未与父亲说过一句话，纵然对面遇见，她也会立即低头羞涩地跑开，根本不敢正眼瞅父亲一眼。母亲的婚姻打上了那个年代农村婚姻的显著符号。

母亲与父亲个性上的差异，在婚后不久就突显出来。母亲性格外向，待人热情，做事利索，嗓门也大；而父亲喜静，性格内敛，嗜好书酒，行事仔细。因为个性、行事上的差异，母亲与父亲隔三差五就得上演一出音量贝分较高的“交响乐”。至今，他们也会为丁点小事拉会“小提琴曲”。　

母亲是一位很有主见的女人，不甘于一辈子务农的她，毅然说服了父亲，一起到村外闯世界。几经波折，他们来到了一个林场里。在那个林场里，母亲一开始种过田、养过猪、做过饭。

1972年，场领导见母亲很能吃苦，便将她调入制作线轴的车木小厂。为了不耽误工作，母亲带着刚满月的二姐一起到厂里做事。由于那时条件艰苦，母亲也请不起保姆，只好将二姐装进一个自己做的摇篮中，一起放到厂车间，二姐的哭声时常淹没在隆隆的机器声中。时间久了，二姐竟然听着那嘈杂的机器声成了习惯，以至于后来只要机器声一停下，二姐就哭起来，机器声一响，二姐立刻不哭了，眼睛还骨碌碌地盯着机器，很是好奇。每当我们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说起这事来，二姐就会自我揶揄：“难怪我个子矮小，敢情是那会儿受到噪音的骚扰，以至于影响了身高啊！老妈真是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牺牲了自己的子女啊！”母亲总是轻笑道：“胡说，是你那会儿总是不肯吃饭，每天吃那么一丁点饭，能长高吗？”

后来，那个林场又新建了松香厂，场领导又将母亲安排到松香厂做事。母亲刚进新厂特别兴奋，做事更是积极主动，很多连男人都难以承担的苦力活，母亲做起来竟然得心应手，丝毫不觉得苦和累。一天中午，骄阳似火，大家都在家休息。二姐突然一脸煞白地从外面冲进来，并惊恐叫喊道：“妈，不好了，后面松香厂着火了。”母亲一听，拔腿就向松香厂冲去，嘴里大叫着：“松香厂着火了，大家快去救火。”原来，装松脂的炉门没有盖紧，火苗将溢出的松脂点燃。那松脂一见着火苗，特别兴奋，不断从炉子里涌出来，顿时，一丈多高的火苗夹杂着滚滚黑烟直冲云霄。这松香厂到处都粘附着松油，且堆放着一箱箱提炼出来的油脂。松香厂后面是大大的松油库，周边还有不少民房。这些松油和油脂都是易燃品，再让火势漫延下去，很有可能会引起松香厂大爆炸，后果则不堪设想。望着火光冲天、浓烟滚滚的场面，许多员工吓得脸色煞白，拼命往外跑，没有一个人敢上前扑火。那火苗越蹿越高，肆意地叫嚣，似乎在嘲笑着人们的胆小懦弱。而这种火偏偏又不能用水去浇灭，只能用沙子或尘土去扑灭。说时迟，那时快，母亲毅然拿起簸箕，装满了两簸箕沙子，冒着逼热的空气，顶着滚滚的浓烟，勇敢地冲过去，将沙子倒在失火炉门口上，炉门口处的火势立即减弱了些。母亲又继续来回了好几次，浓浓烟火才被彻底扑灭，筋疲力尽的母亲最后又使出浑身力气将那个笨重的炉门盖好。这时，厂长气喘吁吁跑来，顾不得擦拭满头的大汗，一把握住母亲的手：“幸好，幸好，真是谢谢啊！”

母亲的勤劳勇敢自然赢得领导的赏识和同事的尊敬，不久，母亲就调到了总场任妇女主任。由于那时林场人手紧缺，母亲又主动承担了招待所的工作。母亲一忙起来，就没日没夜，一日三餐也顾不上，我们给她取了个绰号，叫“拼命三郎”。母亲在那个岗位上一干就是几十年，一直干到了退休年龄。

母亲刚退休在家，闲不住，就在离县城近十里路程的工业园区找了份扫地的差事。尽管薪水低廉，300元每月，但母亲却干得不亦乐乎。她每天六点钟就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吱嘎吱嘎赶去工业园，直到中午一点，才顶着烈日回到家。我们每次看到她，都是灰尘满面、汗水涔涔。考虑到离家太远，且工作量又这么大，所以，我们极力劝阻母亲出去做事。听说母亲要辞工，园区管事干部很遗憾，并一再苦口婆心挽留母亲。

母亲辞职后，有一次遇见了那位管事，他无不遗憾地告诉母亲，自母亲辞工后，那单位一度找不到人愿意接替母亲这份活。后来没办法，他们不得不通过增请人员、加工资的条件，才总算找到了接班人。母亲听了，很是愧疚，回到家里还感觉自己挺对不住那位管事的关怀和器重。为了打消母亲这种愧疚之心，我于是开玩笑道：“那是，像妈妈你这么吃苦能干女人哪里找呀，一个人做下了两个人的事情，且不嫌工资这么低廉，这才是真正的共[chan*]党员呀。”母亲听了，笑了。其实，我知道，在母亲心里，任何金钱都无法与情感相比。母亲常念叨的一句话，她说钱是小事，关键是园区领导和管事干部这份浓浓的恩情无法用钱来衡量。

母亲是家里的主心骨，家里不管谁有什么事情，都喜欢向母亲倾诉，母亲也非常乐意倾听，并一一为我们排忧解难。不仅如此，三姑六婆的亲戚一有事情，第一个想到的也是找母亲商量。东家吵架了，找母亲调解，西家娶媳妇了，也找母亲把关，连亲戚家买房、装修之事都会征求母亲的意见。每次看到母亲乐此不疲接打亲戚的“热线”电话时，我总会一旁打趣：“妈妈真可以做这个家族的族长了”，姐姐们也笑着应和。

母亲生育了四个子女，两个姐姐、哥哥和我，我最小，但母亲深切地爱着我们每一个人。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母亲白天忙工作，夜晚挑灯熬夜为我们姐妹几个缝制新衣服。母亲辛苦地养育我们，并用微薄的薪水供养我们四个子女上学。她不仅抚养大了我们四个儿女，在年近七十岁的今天，本该享受清福的时候，却还在全力抚养着孙子、孙女、外甥及外甥女。大姐和姐夫因为在林场工作，小孩一直由母亲照看，直到考入大学。哥哥和嫂子一起在外地打工数年，两个年幼的侄子和侄女也是母亲一把屎一把尿地抚养长大。母亲照顾几个年幼小孩本已够艰辛劳累，尤其是侄子当时还不到三岁，调皮且患上了自闭症，三岁时还不会开口说话。就是在这种艰难的状况下，母亲又将我一岁的女儿从偏远的山村接了过来，由她照看。而那时，俩小孩都很娇气且不懂事，但母亲却总是那么耐心细致地做好一切，早上一一为他们穿好衣服，洗好脸，弄好饭菜，然后就是马拉松似的喂饭，每次喂完饭都要一个多小时。寒冬腊月，当母亲端起饭碗时，米饭都已冰凉了，菜盘上也蒙上了一层白白的霜雪。吃完饭，母亲就用自行车推着两小孩去幼儿园，到了放学，又再接回来，不管严寒酷暑，每天周而复始。最辛苦的是，夜里，母亲还要起身数次，为他们把屎把尿，没得一个安宁觉睡。想到此，我至今仍愧疚不已。

母亲是世上最好的母亲，为他人，为子女付出所有，却从不求回报，每次，我们拿出点钱想孝敬她时，她又总是变着法子给我们塞回来。从黑发飘飘到如今银丝缕缕，母亲倾其一生为我们的成长、安家、工作打下了一个坚实基础，为我们人生铺平一条通畅之路。想到母亲，我就会想到她忙碌的身影，想到她期盼我们回家的眼神，母亲呀母亲，她的全部世界就剩下我们，需要我们适时的回家，听听我们的诉说。　

多少言语也无法表达母亲那份深沉的爱，内心深处我只想轻轻地叫一声：妈妈，我爱您！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