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发生的学生运动在近代中国一直赋予他神奇的色彩，标榜他杰出的历史意义，认为他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直接影响了中国共[chan*]党的诞生和发展。在这场由群众自发性组织起来的运动规模是空前的，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的转折点，他让后来的中国共[chan*]党领导人认识到人民群众所蕴藏的力量一旦得到解放，那必是惊天动地、无坚不摧的，在这样的力量面前，上层建筑则显得是何等的微不足道。

但就在这一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中，一些中国的大师、精英，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选择了以旁观者的心态看待国事，而不愿率先投入，因此不参加这一运动的不仅仅只有鲁迅兄弟，还有其他。周家兄弟是忙于买房、搬家，胡适同样以个人要务的原因，去了上海，和他那导师杜威聊天去了。而陈独秀这位中共的创始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一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当然，在那一段日子，陈独秀的日子混地相当难堪，嫖妓门事件轰动全国，上上下下都发声要给予严惩，仕途严重受挫，茫然不知所措，也不知明天在何方，北大校长蔡元培则整天思索着如何给陈独秀一个体面的下台方式。而毛泽东这位建立新中国的伟人，在当时则响应比大他二岁的胡适之号召，少谈主义，到湖南研究问题去了，整天想的是如何让湖南独立于中国，建立湖南共和国。

因此，在这场学潮风暴中，每个人都放大且演绎了自己的个性，所谓地鲁胡之争，也更能从这件事上，得到完美地体现。中国对于鲁迅来说，已是不可救药，他认为什么方式都已无可挽回的能去拯救中国，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牺牲。因此他反对自由反对民主，反对在当时世界颇为流行并代表着先进思想的代议制度，那么鲁迅要什么？他的思想中处处展示出“痛打落水狗”、“一个也不宽恕”之类地要把一切通通都推倒，从新再来的精神，不能说鲁迅这种思想就是狭义的、激进的，但这实是绝望、悲观主义的体现。而胡适的态度则是要冷静，要能任重道远，要乐观地去思考问题，因此他本人并不主张学生搞罢课游行地大运动。５月７日，人在上海的胡适收到了陈独秀有关五四运动的报告信，胡适也公开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希望学生们回去上课，要他们少谈主义，多潜心研究问题。

通过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鲁迅与胡适这两位大师在性格上的差异，但却又有共同之处。相同之处就是两个人都搞小文学的，对这样的运动远没有毛泽东、周恩来等后来者们的敏感和认知，他们忽略了群众的力量，而把眼光一直盯在上层建筑及国家精英上。但同样都搞小文学，两者的小却又有不同，鲁迅之小看上去有如他的作品中的人物“祥林嫂”，小家子气十足，不但对事物的看法悲观绝望，而且还十分固执己见。而胡适之小则是另一种味道，他就如江南的小家碧玉，温文尔雅，不激愤，不冒进，力求事事用道理说话，反对任何的暴力，哪怕是用暴力来对抗暴力。

正是由于双方存在性格上的差异，导致会有鲁胡之争，更导致两位大师在其文学之路上所选取的目标也并不相同。鲁迅由于其性格因素，他知他玩不了政治，因此他对任何党派都不感兴趣，潜心创文，坚定的走文学道路。而胡适也因其性格上豁达大度的成分，更愿意采取在思想上包容兼并，成为博采众长的思想家，并希望通过自己思想上的认识，对问题的研究，从而能改变执政者的思想观，达到振兴国家之命运的做法。

而胡适的观点，在当时的主流精英中，又是广泛得到认同的，胡适的这种想法影响了许多人，如李大钊、陈独秀，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等，还有在当时一直称胡适为老师的毛泽东。这让鲁迅十分恼火，鲁迅敏锐地指出这种观点就是异想天开，是与权贵们玩与虎谋皮的游戏，是一种萌发走政治捷径地幼稚行为。

因此，鲁迅不时地挖苦讽刺胡适，说其是体制下的奴性代表人物，也造就了鲁迅的文章不断抨击所谓地奴化现象，决绝地高喊“真的猛士，敢于直历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两者的人生态度是如此的相悖，一个是要不惜代价与旧体制划清界限，一个是豁达宽容的研究问题，用自己的思想向体制内的当权者启蒙和献策，从而达到改革的目的。

所以，相比鲁迅，胡适就如其名，更好地适应了社会，也正如前文所说的那种区别，胡适虽不认同鲁迅的决绝，但还是很开明地做到不争不压，只是不给精华；而鲁迅则完全否定胡适这种体制内的妥协式改革，不看其也是大师的面子，恐胡适的文章鲁迅全都要枪毙掉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