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要问你一个问题，那就是敌人的敌人是你的什么人？你会如何回答？通常世人都会回答是朋友，非左即右好象是每个人的宿命。只要少数人是个例外，他们不盲从这个道理，他们评价一个人决不会以其所处的位置来说事，何况，在他们的思想中除了左与右，还有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地中庸之道。

胡适就属于这种人，共[chan*]党把胡适当敌人来对待，但共[chan*]党的敌人国民党却依然还是胡适的敌人，胡适只认同思想而决不会为其所站的位置而妥协之人。也正因于此，十分狂傲不羁的李敖瞧不起很多人，却对胡适情有独钟，不但以胡适弟子自居，还高度评价胡适是最稳健、最优秀、最高瞻远嘱、最具潜德幽光的哲人智者。

但人世间有人喜欢你就同样会有人讨厌你，鲁迅就是一个极度讨厌胡适之人，在鲁迅短暂的一生中，花费了许多的时间和精力用来对付胡适，其主要原因就是俩者杂文上的差异。

对文人来说，小说、散文、诗歌可以说基本不存在争议，因为这些都是以描写为主，着重的是生活底子和雄厚的文学基本功，区别只在于个人风格上的展现。而杂文却不同，他代表了一个文人其思想、信仰、入世态度等等，而就在杂文这一点上，胡适与鲁迅相互不待见，都瞧不起对方，认为对方是没资格写杂文的文人。

假如说鲁迅是烟雨杂文编辑，那么胡适的文章基本上最多只是通过，连推荐都没有；如果说胡适是烟雨杂文编辑，那么鲁迅的文章最多也仅是推荐，想要精华是根本不可能的。在那一个时代，谁的文字能得到精华，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毛泽东。毛泽东与鲁迅和胡适相比或与大众文人相比的确是有所不同的，鲁迅与胡适等是搞小文学，而毛泽东则是搞大文学，他对中国文化钻研之深，其文学角度之广，论说点之大都是无人能及的。所以毛泽东的文字不但得到共[chan*]党内部的夸赞，也深受蒋介石夫妇的好评，国民党四大家族可以不喜欢毛泽东这个人，却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文章的厉害是无人能及的，可以这样说，共[chan*]党领导下的解放军还没统一中国之前，毛泽东就靠他的文章已经一统江湖了，足让当时中国无论执政党还是各大在野党的大佬们都叹为观止。这一点鲁迅做不到、胡适同样也做不到，搞小文学的文人是不可能做到的。

那么这俩位搞小文学的大师为何会如此这样瞧不上对方，就是因为他们在杂文上的态度不同。杂文如古诗歌，一直是属于中国民族文化最宝贵的遗产，自古就有之。但在鲁迅时代，以鲁迅为代表的杂文家开创了新的杂文体，那就是艺术体杂文，鲁迅尤其是这方面的行家。他会在这样的杂文中嬉笑怒骂、冷嘲热讽说你病了，但却从不说如何医治，好比鲁迅只是诊断一个人是否有病，而不负责医治的医生。而中国古式杂文却并不是这样的，他们是实用性很强的论述文，如《曹刿论战》，不但论述了一个国家如何从战略上建造打胜的基石，也从战术上谋划打胜的技能，既要诊断出毛病出在哪，也要开出药方来医治。因此，胡适认为鲁迅的杂文毫无意义，是光有战斗的勇气和态度，却没有战斗的能力。所以他劝鲁迅多研究一些问题，少谈一些主义，一个杂文家要力求去解决问题，为国家为世人开出良方，而不要一味的责骂，一个真正的杂文家不仅要知道问题出在哪儿，而且也要知道，如何解决问题。

那么，鲁胡之争到底是谁对谁错？恐到现在也仍是很难说的清楚。时代在发展，在以前，文章是只有少数人才能触碰的，而领略杂文者更是凤毛麟角。在当时杂文是智者的经略，是重臣的谏书，是皇帝的诏文，是秀才成为天子门生的敲门砖，是政治集团行业内部的高级文凭，正是因为玩杂文者都是此道的行家里手，孰高孰低不难分辨，因此，以一篇杂文而从布衣直接进入庙堂者世代相出，如商鞅、李斯、诸葛亮等。但随着科技的进步，纸业的迅速发展，玩起文章的人也越来越多，尤其是选拔官员制度从面试改成了笔试，造就了文人竞争相当激烈，图捷径、早成名的想法遍布天下，一生成一文的心态越来过时。而更重要的是五千年的中国一直处于动荡不安中，今日之问题几乎还和千年前一样。《曹刿论战》的思想，同样完美地适用当下，而且今之情况还要比鲁庄公更恶劣，今日之“曹刿”，恐更难找出中国可有一战之基石，这也是日本人怕天怕地，独不怕中国人的主要原因。

因此，五千年下来的中国，不是新问题层出不穷，而是老问题不断地去重复再重复，不断地在取笑古人的同时，继续古人的荒唐。总总因素的累积，才造就了以鲁迅为代表的艺术体杂文，这样的杂文其作者不求能改变什么，只是一种无奈下的彷徨，阿q式地自嘲，悲观主义地泄愤，对一个已经病入膏肓的人来说，他还需要药方吗？还不如利用还有一口气的时间，尖酸刻薄地调侃开心一下。正是因为有这种心态，成就了鲁迅的杂文，造就了鲁迅的思想，1919年的“五四学潮”事件，鲁迅根本不关心，他在忙什么？找新房子，忙搬家，小家远比国家要重要的多！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