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言欺世”不是一句成语，但确常常用它来痛斥哪些爱说大话的人。因为，自古以来都有不少人爱说大话，而且这大话“大”得欺世害人。所以，这种“大言”，不是一般的“大言不渐”和吹牛说谎，而大都是有地位、有名声的大人物说的。所以，这“大言”不仅是欺骗世人，更严重的还伤害社会、伤害人民，伤害国家。

不信，先讲个故事。明太祖朱元璋传位给了太孙子朱允炆，儿子燕王朱棣不服，起兵谋篡了小侄子的皇位，但朱棣总想讨个说法以服天下。有人便献计说，只要老皇重臣方孝孺臣服了，众臣必服，天下也服。朱棣便亲临方家拜授重任，要其臣服，可方不仅不服，还当朱棣面直书四个大字；“燕曲篡位”。　朱棣大怒；“难道你就不怕诛灭九族？”方孝孺更是一怒犯天颜：“灭十族又何方？”结果这“大言”一出，不仅方家九族诛灭，连带和他有“十族”关联的众多门下也冤受其灾。可见，说大话是要付出代价的。

所以，大言欺世不仅害世于人，更有甚者害世误国，殃祸国人。这绝不是笔者在这里“大言欺世”，而是于史于今，都有例可据。先说大宋王朝的那个王安石，他是唐宋八大散文家之一，诗文光焰后人，他的变法却是事与愿违，害苦了百姓。后人不少名家说他是个“大言欺世”之人。最严厉斥之的是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他在他的《宋论》中，直斥王安石“大言震神宗”，是奸相表现。这是因一事而起，宋神宗在一次王安石觐见时问他先朝唐太宗等人如何，王安石不作正面回答而“大言”一句：“陛下当以尧舜为法”，王夫之认为王安石说的这大话，连宋神宗自己听了也深感震惊！史家多有对王安石生平考研，发现其一生都处在“大言欺世”中，特别是掌权为相后，更是出言冲天，他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本是为推进变法破除陈旧观念而言的，但他以这“大话”欺世，一意孤行、刚愎自用、信重酷吏。在变法的执行中，他不听众谏，不察民意，结果适得其反，不仅不如其说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相反的是，地方层层加税，酷吏乘机盘剥，尽管也使得中央财政大大充实，但却导致全国农民不堪重负、民生凋敝，变法只得以失败告终。

更有甚者，清代大学问家、历官多省巡抚的吴大澂因“言大而夸”，奏请领兵征战，结果大败，招致清王朝失去议和机会，而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段史实发生在甲午战争爆发时，清兵败局连连、大势已去，只得放弃抵抗，派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赴日求和。可吴大澂却一连两奏愿领兵出征，获得钦准后，又要张“缓俟二月东渡，以候佳音”，让他在前线征战获胜提高议和筹码。吴，“好人难做”成了风尚。放言两个月可以击败日军。结果，他力战而败，溃不成军。日本据此虎口大开，逼迫赴日谈判的李鸿章割地赔赏、签下了《马关条约》，铸成了中国百年耻辱。

可见，大言欺世，也必然害世。如果说大言者，只是一个人因一时痛快、冲动、好胜，而失去冷静、失去理性而放言的，其害世的危害性再大也只不过是酿成一件禍世害人的事件。但是，如果一个时代祟向说大话、放高论，那欺世、害世可就是一个历史时代。大家记忆犹新的上个世纪的“大跃进”和“文革十年”，那可是“大言盛世”的年代！1958年全国上下，什么“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什么“三年赶英国，五年赶美国”等大话云云，结果是行行大跃进，全国放“卫星”，粮食亩产竞放出十六万斤的“大卫星”！大跃进这些大话带来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上下遍地饿浮，饿死人竞达几千余万之多！其“大言害世”之深，怕是史载少有。

“文革十年”，“大言”欺世与害世，更是登峰造极：“造反有理，革命无罪”造成全国派性林立，武斗遍地；“砸烂一个旧世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带来全国性打砸抢、破坏之甚无价可计；“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苗”使得全国只闹革命，不抓生产，经济频临崩溃

任何教训都是深刻的，但要真正能吸取教训又是很难的。历史不会有重复的一页，但“历史现象”的重现却不能不警惕。不是吗？云南出了个全国出名的“吸毒州长”，他不仅贪婪、吸毒和滛乱女性出了名，而且还追求政绩的狂热也出了名。什么投资150亿元建没“万国总统府”；什么投资120亿元建设云南旅游产业；什么投资百亿元建设葡萄酒城，这些甚为荒唐的“夫方夜潭”项目竞为上级表彰、媒体吹棒，真乃欺世盗名、祸害楚州。由此又想到当今到处都是什么“百亿投资项目开工”、“商贸洽谈签订项目总投资数百亿”等等，我真又有“大言欺世”之虑，更有“大言害世”之怕！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