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诗歌：我们只能深刻，或者什么都不是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食指、北岛、芒克、顾城、舒婷、梁小斌、江河、杨炼、王小妮等一批年轻诗人伴随着文学全面复苏而崛起于诗坛，他们的诗歌形成了一个新的诗歌艺术潮流，而他们被归纳为“朦胧诗”代表人物。

我们都知道，“朦胧诗”以其“叛逆”的精神，打破了当时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一统诗坛的局面，为诗歌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同时也给新时期文学带来了一次意义深远的变革。他们在诗作中以现实意识思考人的本质，肯定人的自我价值和尊严，注重创作主体内心情感的抒发，在艺术上大量运用隐喻、暗示、通感等手法，丰富了诗的内涵，增强了诗歌的想象空间。“朦胧诗”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形式，也未曾发表宣言，然而却以各自独立又呈现出共性的艺术主张和创作实绩，构成了一个“崛起的诗群”。

当时这些年轻诗人都怀有一种模糊而又强烈的情绪，其文字就决定了主导情绪和情感基调。食指写于1968年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就是这种情绪的最初宣泄：“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就在母亲的手中。/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因为这是我的北京，/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朦胧诗”又称新诗潮诗歌，是新诗潮诗歌运动的产物，因其在艺术形式上多用总体象征的手法，具有不透明性和多义性，比其他流派的诗歌始终更为极端、晦涩。多年之后的现在，“朦胧诗”早已去掉曾经引以傍身的标签，以更加纯粹的诗句面向世界。

1986年，我出生于无锡，2004年9月到上海交通大学就读，从此，我的人生第一次被灌输了“诗歌”这个文学概念。2008年大学毕业，这四年里，我经历过爱情的失落和迷惘，经历过心灵的痛苦、迷茫与失落，同时也在反思过程中孕育新的希望和理想。当我怀着这种情绪走近诗歌时，就不期然地与“朦胧诗”达成了某种程度的默契和汇通。

2005年10月，初恋的我写下第一首诗《血色》：“明媚的季节，我把寂静减少到原谅//减少到闲适。在身体里均匀流过的喘息//如此湍急，如此就轻易地原谅//我思忖，血是否从你身体流入我身体//　//一切都与脉搏有关。天愈加黑了//我微微地闭上了眼睛//聆听到那个正在饮酒的汉子，他用孤独来饮尽黄昏//　//如果，把落日从天空铺到我的心//当我再次思忖，是否能将夕阳迁移到//我的血液中？或许，夕阳很美//但爱也是如此，爱比夕阳更美……”

“不是直接去赞美生活，而是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后来3年的时间里，我的诗歌在学校虽不算轰动一时，但却生存于我个人的世界里，以异常细腻深刻的伤情诗小有名气。可以说，大学时期的爱情在我的记忆里蒙上了一层纯净优美但却忧伤的色彩，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现在的诗情与风格。如果再度回忆起那些场景，我必然是一脸专注与桀骜，又那么平静而隽永。

（二）诗歌就是在寻找一种极端的语言经验，把极端的人生经验写清

“和文字沾上边的人都不会有简单的快乐。至少在文字里不会有。他们用笔尖触及的就是心底最最软弱的地方。刻出的，虽不是伤却能伤着一些无关紧要的人。而最能伤的到就是写那些语言时的自己。”——这是我一位朋友关于文字的说法，严格说来不重要。

作为一个诗歌爱好者（或者一名写手），在新的挑战面前，寻找一种极端的语言经验，以不拘一格的形式，把极端的人生经验写清，这情景实在让人兴奋！这样的文字无疑给诗歌的探索赋予了某种合理性或美学原则。我觉得有深度或美学的文学作品在全球化语境下，在对人生处境的理解上也必然更接近了。

或许，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经历似乎都有些复杂，问题是我们是否具有探索精神。诗歌也一样，总是在论争与探索中不断取得成就。

我曾经不止一次的问过自己：我该如何命名自己？我的诗歌属于什么诗歌？我用了几年的时间一直在尝试解答这个问题。可以说，到现在还没有确定答案。也可以说，我非常失败。

也曾经有这样一个想法：最初自认是“朦胧诗”的写作手法，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根本性。这是毕业之后在上海漂流的途中，我和一些老师交流时，我们思考的问题、对人生处境的理解都是那么的极其相似。当每一个游子写作与朗诵诗歌时，我一直聆听他们文字里的人生经验，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的根本之处。但是我又觉得“朦胧诗”的概念过于狭窄。后来，我写完系列诗《血色》和《暗色》，朋友们说它太极端太晦涩。我就想，那种全而统知的文字或许根本就不存在。最后，我就趋于封闭地认为诗歌本身就是在寻找一种极端的语言经验，把极端的人生经验写清。

人生本来就没有一个节点，自从我2004年离开无锡的那一刻，生活就撕下伪装，它粗暴、毫无隐晦地呈现在我的眼前。现在回忆起来，文字，作为一个灵魂的存在意义就凸显出来了。那年，我刚满18岁，那场初离父母的告别，几乎瞬间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我第一次用自己的舌头品尝到背井离乡的生活，之后才有了语言上、思想上、学识上的理解与进步。

（三）真正深刻敏锐的创作只能、必须从绝境出发

初写文字，年轻的我根本不属于任何一个文学圈，诗歌对于我来说纯粹就是一个人的业余爱好。值得一提的是，从最初坚持诗歌的写作，到现在诗歌语言生命的试验，我都在不约而同做着同一件事：把一些传统的直白浅露的抒情模式删除掉，换上夕阳、月华、土地、湖水、黑暗等表达自己感同身受的词。

这种采用象征、隐喻、暗示的写作手法，有很多朋友认为晦涩、难懂。他们甚至怀疑和否定了这种不屈精神以及悲情意识，他们都说我的诗承载着过重的焦虑之后的风平浪静。

只是，我自己觉得诗歌必须有一种沉静的情调出现，它可以由生活转向一片情感的空地。我们可以讲究节奏韵律，讲究情绪变化层次分明，让这样的理性力量与伤感的情调结合得恰到好处。或者以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风格：情感丰富细腻，而又始终保持一种清纯明净的气息。

一直到现在，我都保留着若干年前极不成熟的练笔之作，包括被认为晦涩、难懂的作品。但是现在我不这么想了，我把早期的诗歌归成“牙牙学语”——而这对于一个人的写作过程其实非常重要。所以我现在不会质疑自己了，也不会质疑或反对自我痛苦了。

这些自我痛苦来源于哪里呢？如果我们读屈原的诗《天问》，就明白诗歌包含着作者的深层思想结晶，与诗歌中问天地、日月、山川、灵异之外，它所涉及的人事，大多有当时的现实意义。还有1993年10月8日在新西兰激流岛，顾城自杀的那一天，我们是否感觉到诗人的还乡梦已破碎，漂泊之旅无尽头？顾城临终前的最后一首诗《鬼进城》，就把人生的破碎感表达到极致。再者，1989年3月26日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他最后的诗《春天，十个海子》像锐利的冬风搜刮过冻疮的伤口，这篇诗歌用疼痛的文字把悲伤，无奈，凄凉码在我们面前，也让我们感受到海子的执着与清醒，以及海子把世事看得太透。

这一瞬间，我非常清晰的想到在这种绝对无奈之中，如何做一个幸存者？一种哀愁的存在，就是绝对的孤独与无奈，这也让我们认可了真正深刻敏锐的创作只能、必须从绝境出发。

（四）以诗歌告别诗歌

众所周知，在我们熟悉的文学作品中，有很多只是触及到文字表面。这是一种非自觉的、粗糙的状态。这样的文字只注重粗糙的表面描述，与文学无关。但是要如何突破呢？

每一篇优美的“朦胧诗”都讲究精练、暗示、含蓄，讲究意象的经营。即使是理性的思考，观念的传达，也往往借助意象的运作而完成。就也自然而然地构成了人的美学反抗，这种反抗也是全方位的。所以，每当写完一个系列，我都会停留上一段时间，这个空间就留给自己一个问题：我还有写诗的能力吗？

我不否认，我在诗歌创作上的野心。因为每一篇文字我都对人与人的关系作出全新剖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得尤为深刻。注重诗的观念省略和诗的主题暗示，使作品的主题具隐约性和多义性。另外，我对传统的约定俗成内涵绝对不会肤浅地浅尝辄止。

然而，现实无情。我虽然在一个系列与一个系列中交流，即使我的用词极度考究，但是不难想象出我抒写的诗歌的命运——那些永远都是一行一行还没记住便被缩小、遗忘、埋进履历表的黑点。

迄今7年的诗歌写作和在一些网络杂志上发表的文字，涵盖了我以象征手法为中心的创作方法与思想。这可能会让有些朋友不安，因为我不但对自己苛刻，对别人也是，那些文字（诗歌）以外的附加的东西，在我的心中不占任何位置。

文学是严谨的。这就要求任何一篇作品都强调一种艺术的能力：走出群体化、情绪化、本质上反独立思考的思维定式，纯粹靠作品的价值安身立命。我今天说的“以诗歌告别诗歌”，只是希望自己能够在漫漫红尘中寻找静止的生命与灵魂，由物我两忘进到物我同一的境界。

亲爱的朋友们，请等着我。当我回来的那一天，我一定会追求社会的尊重和人的价值而进入对抽象内涵和事件本质的剖析。也一定会在诗歌的某些领域重新开拓、扩展！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