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奥运比赛，等同大千世界。有失意就有得意，有狂喜就有绝望。辛苦努力自不必说，不公委屈也在所避免。王侯贼寇就在闪念之间，荣誉金钱只在玻璃那侧。大度也好，悲戚也罢，运动员和裁判员斗只能是弱势。就算加上整个国家的力量又能如何？重赛也好，坐地也罢，自认倒霉是最后的选择。有多少机会能挑战规则并获胜？究竟公正也只是个可见却不可摸的渐近线。

英国人自行车上摔倒可以重赛，羽毛球输球以图不自残则被出局，都说是利用了规则。女乒的眼泪终究换来了一声道歉，这歉意如何能与金牌和钞票对等？体操赛场上陈一冰认了，多少委屈已经与次裁判无关。而柔道赛场一波四折，观众是该为裁判的知错就改欢呼，还是该为结果翻来覆去的折腾而遗憾？究竟谁有权判定自行车的摔倒纯属偶然，羽毛球的输球铁定故意？一句道歉实在太轻，谁又来断定这是过失伤害还是故意杀人？

虽说奥运是场游戏，可游戏有了太多铜臭，玩起来也难免沉重。游戏结束再想想，究竟是规则重要，还是裁判重要？赛场上是该更尊重规则，还是该更尊重裁判？如何让规则变成赛场和训练场统一的尺码？如何让裁判变成不辨人脸只看动作的标准机器？这些的确是难题，正像奥运口号那样，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其实类似的疑问并非局限在赛场上。所谓赛场小社会，社会大赛场。就说现在很时髦的话题：天下真的有公正吗？规则真的有尊严吗？是规则大还是权力大？谁有权制定规则？谁来忠诚执行规则？如何避免和尚长歪嘴？是先要有一帮精英来制定顶层设计，还是先有一帮教练要不断突破限制？宪法究竟有多大的效力？经文是不是也要与时俱进？这就又成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车轱辘话。

或者说，从下到上才是硬道理。君不见几个农民冒死单干，居然促成了中国社会改革的开端。要说这当然违背当时的规则，只是掌握当时规则的人突然大度，容忍了这种突破，并进而让局部的“无法无天”变成了推广的标准“法”和“天”，冒死的罪犯成了改革的功臣，世事就这么蹊跷。

反过来，再看国企转制、医改教改，下岗上市，圈地建楼，这些当然都是上层的旨意，一如当年的合作社人民公社。几十年过去，耗子倒是逮了不少，可多数人吃肉的梦想仍停留在梦呓。更可怕的惊醒过来却发现猫们已把社会主义墙角快挖倒了。

更难办的，究竟是该民众上访，还是该官员下基层？前者多是不得已而为，后者则只是无约束的道德倡议。村口盼不到青天老爷，只好到京城跪拜。上下折腾几个来回，看看走过的路，无非是遣送了几次，拘留了几天，学习几个来回，最后才看清上上下下接待的都是一伙人，那就是舞台上的演员，区别只在于红脸白脸不一样。而只有你才是唯一的观众。

都说猫鼠是天敌，可如今他们也学会了共存共荣。深圳的城管下班后就成了黑社会的老大，所以小贩们只有乖乖孝敬的份儿。铁道部早就是刘丁家的天下，你想分杯羹只有割肉路一条。刘卓志卖官13次，每一个65万当然不能自己掏腰包。巢湖6名处长被免，其实并非座位花钱买只因双脚站错队。谁能说清从副科到副省多少官儿不用花钱？谁能分辨从局长到打字员血管里有多少基因裙带？2011一年就有　5098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受处分，他们没准昨天还是你的父母官。这么多人的大团体，早就享受着批发的优惠：犯了事法律给优惠，进了牢照样领工资，再出来依然是好汉。所谓“让卖官者身败名裂”不过是个吓唬鸟的稻草人，所谓“让买官者赔了夫人再折兵”不过是尊看起来很恐惧的泥胎王。

究竟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设计师说“国家的民主化首先要实行党的民主化否则一切都是空的；党的民主化又首先要从中央做起，各级要从一把手做起。否则一切都是空的。”可惜这只鸡也光叫不下蛋。

但毕竟人民已经觉醒，正如理解了运动员也有权抗议。规则不完善，那就召集教练运动员一起来修改。运动员要撒泼，不违规则的就尽量去容忍。裁判员发了昏，太出格的那就卷铺盖卷回家别客气。毕竟在这世界上除了圣经一切都不尽善尽美，除了上帝没有谁可以永远被跪拜！

规则永远都不会完美，裁判永远都不会终生。过去的已经成为过去，下一次改了就会更好。或者修改规则，或者培训裁判，只要规则不是权力的附庸，只要裁判还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只要科技还在不断进步不断应用，那可以断言，规则只会更刚性，裁判只会更理性，公正也会更有期待性，这是不可阻挡的必然规律。从这个角度看，奥运成绩无极限，对公正的追求也无终点，这正是奥运的魅力所在。

至于已经发生了的，该如何弥补？自然该有裁判员，运动员，奥委会一起协商谈判。不必你死我活，只是讨价还价。做到双赢很难，起码合情合理。重赛也许不必，可事关荣誉和金钱总该有个说法。或者金牌奖金对半分，或者你要牌我要钱，姐妹之间总好办。只是此刻那裁判已不再是裁判，却成了被告，也该来承担一份责任，从腰包里掏一份，让歉意更诚实。

于木鱼宅

2012-8-7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