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腐败，人们总是咬牙切齿，然而，什么是腐败？腐败的核心及表现是什么？怎样才能杜绝腐败？人们为此做了哪些努力？这却是一串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问题，远不是凭借意气或义愤可以解决。需要我们理性地穷根究底，溯本探源，才可能求解祛除之道。

在所有的腐败中离不开权力的魅惑。

权力，一定社会赋予社会中具体个体或群体（集团）的义务和责任的结合体，本质上是社会公权力的特定政治形式，在我国应该表现为“权力是人民给予的”，掌握权力者“是人民的公仆”。而实践中，权力的这一本质一旦被忽视或淡化，权力个体（对权力拥有行使职能的具体行为人）和权力群体（一定空间内对权力拥有行使职能的行为集团或部分行为人）受内外因素的影响利用权力谋取私利，由权力利用而衍生的腐败便应运而生。

权力腐败主要有两种形式：

权力个体利用“权力寻租”，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为实现一己目的渎权滥权的犯罪行为，是为权力个体腐败。

权力群体腐败，本质上与权力个体腐败一致，但在表现形式上较前者具有隐蔽性。权力群体中的个体私欲，借助一定的组织形式以群体意志的方式表现，掩盖了权力个体的具体动机和行为，使可能由个体承担的风险分解或消弭。

我国当前两种权力腐败形式的差异：

表象上，权力个体腐败突出。主要表现为，发案率在整个腐败案件中的比重居高和惩治力度较强。据公开的材料，近年来，贪污贿赂5万元以上、挪用公款10万元以上的大案共侦破7万多件，占立案总数的近50%，其中犯罪金额在100万元以上的5700多件，1万多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受到查处。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由于，一方面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期，原有道德体系和价值体系衰微，新的道德体系和价值体系尚未构建成熟，权力个体腐化堕落者众，几乎遍布权力体系的各个层次；另一方面，权力个体腐败直接表现为触犯国家刑律的犯罪行为，相对容易识别、界定和量刑。

权力群体腐败广受社会关注，在惩治上却难有作为。权力群体腐败主要表现为权力群体亵渎公权，但在司法介入的腐败案件中权力群体腐败案件数量有限。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权力群体腐败相对权力个体腐败，在如前所述具有隐蔽性的同时，还具有体制内的相对“合理性”，如“三项制度”中，干部选拔任用和钱物行政审批权力运用上出现的问题。在此，有两个典型的公开案例，据此前公开的报道，陕西省一个40万人口的贫困县，原县委书记在其升任某市副市长前的13个月内，提拔调整科级干部800多人，超编307人。其中仅在一次常委会上就提拔480多名科级干部。另据国家审计署披露的专项审计，查出决策失误损失和违法违纪金额每年更是高达千亿元计！诸如此类的腐败案例，及更为普遍的公务标准超标等有关权力运用的重大问题，已不在仅仅是权力个体腐败，而是一定范围内权力群体腐败的问题。但对此类问题的处理，多数被限定于党纪、政纪的范畴，内部处理，除个别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例情况外，极少纳入司法惩治的范畴。

认清了权力腐败的形式，我们还需认清权力腐败的一般特点和危害。

权力腐败的特点：一则顽固性。根据经典权力理论的分析，权力先天具有腐败属性，一旦外部因素许可或纵容必然以某种方式表现出来。二则阶段性。不同社会形态或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发展阶段，权力腐败表现的程度不同。权力内在的腐败因素转化成现实的腐败行为，需要外部因素的诱导，反之要受外部因素的制约。政治体制、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等，都对其产生或强或弱的限制作用，权力腐败会随着外部制约因素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三则无限性。权力腐败是权力在内外因作用下的非理性膨胀，它所衍生出的腐败行为在社会空间范围上难以限定，存在着伴随权力蔓延至社会各个层面的可能。

权力腐败的特点，决定权力腐败的危害性非比寻常。权力腐败对社会的危害远较其他腐败行为严重，而权力群体腐败更甚于权力个体腐败，是权力个体腐败的温床，不仅兼具权力个体腐败的一般危害，同时，还具有权力个体腐败所不具有的危害，典型的表现是一定社会空间内的政治昏庸。历史教训和经验证明，社会动荡和政权交替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就是权力腐败，尤其是权力群体腐败达到社会所容忍的极限。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再强调，腐败问题“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根本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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