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信手翻看地图册时，青海省一页中的“大通”这个地名一下子跃入我眼睑的同时，“刘志珍”这个名字又跳进了我的脑中。

刘志珍是我三年前在一家酒店打工时认识的一位来自青海省贫困地区的只有十六岁的小伙子，按时下时髦的叫法应该说叫“小男孩”。不管叫什么，他给人的印象却是一种磨砺出来的成熟。

他是老板从兰州街头捡来的。他说他在一家小饭馆里打工，晚上就睡在那里的桌子上，到了月底他要工资时，老板却把他给赶了出来，并且扣下了他身上唯一的证件——一张初中毕业证。于是他就在街头流浪、讨饭，后来遇见了我现在待的这家山庄酒店的老板，把他带到了这个山沟里，让他搞酒店外部的卫生，每月给二百元工资（实际分文未给）。

他刚来的时候，一句话也不说，见了别人总是怯生生的躲到一边，只眨着两只白眼睛看着你，让人有时怀疑他是个傻子。直到后来，有一天他向我借钢笔时我才改变了这种看法。那天我正伏案处理帐表时，他敲门了，紧接着怯怯地探进半个身子来，一手握着门把手，一手扶着门框。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说：“周秘书，你有钢笔吗，借给我用一下，我想给家里写封信。”我连忙一边说“有的有的”，一边问他：“你不是说你是孤儿么，怎么又……”他便不说话了，但脸却一下子红到了耳根，嗫嚅着说：“我想给我妈写封信。”也许是“妈”这个字眼触动了我的心弦，我忍不住鼻子有点酸酸的。是啊，妈妈就是一个避风的港湾啊，谁能没有妈妈啊，“儿行千里母担忧”，早就应该写信了，向自己的母亲报个平安了！可是我却不能，因为我的母亲早在八年前就去世了。他见我陷入了沉思，以为我不借给他钢笔了，便又怯怯地掩上门走了。我这才感到我冷落了他，于是急忙叫他，他又是那样怯怯地拧开门，，一言不发地用两只白多黑少的眼睛盯着我。

我把一沓稿纸和钢笔、信封塞到了他手里，叹了口气，语重心长地说：“早就该写了！”而这时他仍没反映，只是怔怔地望着我。待到他写好信，来给我还剩下的稿纸和钢笔时，他已不再那么拘谨了，话也多了起来。不过口音已不在是刚才的那种别扭的普通话了，而改为乡音。我听到这种口音时吃了一惊，因为我母亲也讲这种口音。于是我问他家在哪里，家里都有些什么人。他只说家在大通，至于家里有什么人他不肯说。我递给他一只烟，他接过去点燃后很自然地吸起来。我问他想家吗，他突然停止了抽烟，不好意思地说：“我正在写信呢。”

三个月后，由于酒店效益不好，老板开始无故拖欠员工工资，我看已没有必要再呆下去便提出辞职。谁知我一提出辞职，大部分员工都提出辞职，于是老板来了个缓兵之计，再三挽留我，并许诺给我加薪，言辞之恳切，令人动容，于是我又干了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那些提出辞职的员工都被老板以各种手段慢慢打发走了，谁也没拿到足额工资。小刘也在内。在欢送他们的那天晚宴上，大家都哭了，就他没哭，相反，他还劝勉大家，出去后好好珍惜自己，出来混不容易，不能让别人看不起了。那晚他不但抽烟，还喝了不少酒，半醉半醒中，他一手夹着香烟，一手半掩着耳朵，为我们唱地道的“青海花儿”，唱得大家收住了泪水，不禁连连为他叫好，也更加痛饮起来。

第二天，大家都只拿到了返乡的路费后离开了那个酒店。

现在不知道他在哪儿，他的生活是否会好一点儿了？那次痛哭相别后，他还会想起我们吗？他的“青海花儿”还能否在我们半醉的怂恿下，呼唤着他“老县长”的外号，在几杯烈酒下肚后唱起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