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我毕业了。学校给了我们两个选择，一就是在宗申公司上班，不过还得等上十多天，二就是去广州，立即出发。经过再三考量，我决定南下广州。因为我们那里很多人都是在广州打工，听他们说每月都有八百块，而且广州天气好，人多，热闹，大城市。就这样，我们全班有十五个学友一起乘车南下了。那是一辆非常烂的车，烂得连座椅上的皮都是千疮百孔，里面充满了说不出的怪味儿。经过两天的癫簸，我们在东莞的桥头镇下车了。

下车的时间大概是六点多，很快，我们就被安排到了一个很简陋的房屋里去，里面只有七八张两层的铁架床，上面只有木板，其它什么也没有。地上垃圾一大堆，我们自己动手清洁了一下房间，取出自己的被盖，就这样匆匆就休息了，因为，我们实在太累了。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吃了点早餐，坐在房间里等安排。很快，我们这十几个人分别被黄云（安排工作的那位老师）分到了不同的地方去了，原因很简单，一个厂要不到那么多人。我和杨春峰一起，坐上一辆电三轮，被送到了一个工艺品厂。黄云很快把我们安排了下去，匆匆地就离开了。哇，明天我们就要上班了，所以，今天，我们得好好玩一下，于是，我们就出去疯了，打桌球，坐在太阳伞下喝饮料，抽着广州的羊城烟……一天，很快过去了。第二天，该上班了。据说这是台湾老板，制度很严，违反厂规一律严惩。我们两个被分去打砂，就是拿着一片砂子，把做出来像桃子，玉米一样的东西，打磨得十分光滑，整天手都要泡在水里面。我的妈呀，学校居然给我们分配这样的工作？就这样，我们做了三天，手被泡烂了，我很想家，有种想哭的感觉。于是，我和杨春峰决定，问问学校怎么为我们这样安排的。厂规很严，不能出去，全封闭式的。到了晚上要加班的时候，我们躲进了厕所，等上班了，感觉没人了，我们两个从厕所的小窗爬了出去，沿着围墙边一直走，再爬上一颗树，然后依靠树枝翻出那堵围墙。那一刻，有种得到释放的感觉。我们给学校打了电话，主任也觉得事情可能不是他想象的那么好，于是说，我们马上派老师过来看看。我们认为得救了。于是，我们很高兴，买了一包羊城烟，躺在草地上，足足把那包烟享受完，才又沿原路返回。回厂时，已经十点多了，快下班了。就这样，又过了三天，我们一直期盼老师来接我们，却一直没有了消息。我们感觉那一定是假的，学校不可能来接我们的。最后，我们决定出厂，回家，走路回家，因为我们在厂里听说过，有人用半个月的时间从广州走回湖南衡阳，我们就用最多三个月走回重庆。就这样，在8月1日那天，我们自动离厂了，走路回家去。

第一天，我们从厚街的三屯出发，一直往西方走，这一切，都只是凭直觉，凭在车站大至看了一下的地图。很快一天过去了，我们乘夜路一直赶。到半夜两点多，我们才找一个僻静的地方，睡了。很快就天亮。广州的天亮得可真早，五点多，我们又继续赶路。就这样，走了两天。

第三天，我们的麻烦开始来了，遇到了珠江，过不去，我们徘徊。我们着急，因为身上的钱用光了，只剩下二元，从出厂时的四十元，用来只有了二元，怎么办？我说去买四个包子，吃了还会撑一阵，杨春峰说，买包烟，可以抽两天。你看他求样，牙都秋黑了，还要抽。钱在他手上，我只好同意了。口渴了，看见水，就喝个饱。到了下午，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我说，我们报警吧，让警察把我们送回去！杨春峰同意了，我们来到警察局，没门卫，我们直入，一看，吓了一大跳，这里关了很多人。杨春峰说，快走！我们急忙跑了出来，我不知何意？他说，这里关的都是流浪者。和我们差不多的人，我们这样不是自投罗网。我很怕！真不知怎么办才好！！不管怎样，一定要先去广州，到火车站就好了，那样，我们吊火车回去。可是走了三天，还在东莞的地头上。于是，我们想了个办法，坐霸王车。我们招停了一辆从深圳开过来的汽车，上了车，不一会儿，汽车上了高速路。车上没几个人，我们坐到了车的最后，车跑得很快，坐在后面几乎听不到前面人说话的声音。就这样，车开了二十多分钟，前面的售票员在喊我们，我们假装没听见，又过了十多分钟，售票员走了过来，我们开始紧张。我们只好坦白，对售票员说明情况，我们被骗了，没钱回家。售票员叫停了车，在一个十字路口，把我们推了下去。我们一看，广州市天河区，我们很高兴。问了一下到火车站的路怎么走，那人瞧了一下我们，说，远得很，就不清楚？我们无语。沿高速路一直走，我们相信沿这条路一定能到。到了傍晚，我们饿极了，肚子饿得简直就能贴到背了。我样一直走，突然，一个人扔下了两个吃剩的饭盒，我们没停下，等走了十几步远，我们两个不约而同地停下脚步，往回走，拾起那两个饭盒，吃了起来。我们彼此没有说话，静静地吃着。等吃完后，我们的脸都很难看，想哭，想死。但我们都知道，这不可能，我们一定能回到家。于是，又一直走，到了半夜，又该歇歇了，很快，我们睡着了。当我在不经意间醒来时，看见前面站着两个人，潜意识地摸了一摸我的裤包，因为那里装着有钱包，钱包里虽然没有钱，但有我的身份证，一看，一条大大的口子，里面什么也没有，再看行礼袋，也不见了，什么都没有了，我很气，坐了起来，怒道：“我的包呢？”“我的包呢？”那人抬起脚就给我蹬了过了，眼前一黑，晕了过去。等我醒来后，杨春峰坐在我身边，我想是他摇醒了我，我们开始打着火机到处找我们的包，却什么也没找到。夜，很漫长，我们坐在那里等天亮。

第四天，我们终于来到了火车站。火车站人很拥挤。我们被一个人拦住了。“两位，是要找工作吗？”我们忙点头，“是的。”还是先混口饭吃吧！“那你跟我们来吧。”我们随他去了，他带我们进了一个房间，里面有几台电脑。“请问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呢？”我们说“随便。”“先填表吧。”|我们一人一张表，填好后。“我们有个电子厂招工，我看你们两个行，这样吧，交150元钱吧！”“哦，我们没钱。”“没钱肯定就是不行的。”“我们是被骗的，没钱回家了。”“你是哪里人啊？”“重庆沙坪坝。”“哦，老乡，帮我们一下吧，我们很饿。”杨春峰说，“老乡，我们跟你混，能有口饭吃，挣点钱回家就可以了。”那人听后，答应了，带我们去吃了一碗抄手。饭后发给我们每人一叠名片，对我们说，你们到火车站去拉客，把他们介绍过来就可以了。我们拿着名片去了，不一会儿，一列从达州开过来的列车停了，下来很多人，我们见一个就问，老乡，找工作吗？终于，一位老头上当了，我们把他带了过去，就这样，一个下午我们就完成了三宗生意。我们的“老板”很高兴。晚上，我和杨春峰在一个不足五平米的光地上睡了，至少，这里比睡大街要好得多。

第五天，我们继续在火车站转悠。到下午两点多，来了一辆车，下来两个警察，看了一下我们，叫我们出示身份证，我没有，我说被人偷了，又叫我们把衣袋里的东西全拿出来。我把口袋翻个口朝天，什么也没有。叫把鞋脱了，一股臭气。警察二话没说，手招了一招，示意，上车吧。我们明白，上了车，车门咣一下关了，不一会儿，门又一开，又上来几个……就这样，很快车就满了。车子转了几个圈，停了。我们从车上下来，原来是流花派出所。为什么来这儿呢？我们又没犯法。下车后报头蹲下，一个个登记。轮到我们了，我们说，我们是学生，被骗了的。警官没甩我们，通通关进了“笼子”。到下午五点多，很多人都被带走了，据说，有亲戚的被亲人领走，没人认领的，全部被送往樟木头去做劳改。这种叫收容所，不需要你犯法，你影响了整个城市的容貌，所以也要被“定罪”。人走光了，只剩下我和杨春峰两人，管事的那个警察说，叫我留下打扫卫生，我的同伴去拿证件证明我们是学生。就这样，我就拿着托把托了起来，十来分钟后，杨春峰拿着我们的学生证回来了，好家伙，真够义气，这种情况都不一个人跳跑。警察看后，放我们走了。我们回到“老板”那里，这个不能再干了，如果再抓到一定死，我们决定马上离开。我们打听到了晚上有一班广州到重庆的列车。可是没票从正门进不去，经多方打听后，才知道，火车要换头，我们可以吊火车头进站。于是，我们的确依法进了站，可是情报有误，回重庆的那趟车7点多就开走了，我们9点才去。没办法，只好随行人出站。在出站口，检票的地方，有人把我们挡住了，出示车票，我们哪里会有车票呢？逃票，补票，又被抓了进去。进去后，翻遍了周身，没有一分钱。同样，有钱的补票就出去了，到了晚上十二点，那些人要休息了，总共有三道门，有两道上了锁，这个我注意了，我走到没上锁的门边，用手轻轻摸了一下门闩，确实没锁，我叫了一下杨春峰，他不明，旁边一女人似乎明白，我眼一瞪，她坐下，我又叫杨春峰，这下他明了，拿起包，走过来，我一下拉开门，冲了出去，随后一群人也冲了出去，这个地方我熟，很快，我们就消失在黑暗中！夜里，巡逻队的车来来去去，像电视里日本鬼子进村，我怕急了，再不离开一定死！！于是，我们沿原先知道的火车线路走，很快，我们就离开了广州。

第六天，我们沿火车路一边走，一边偷着路边的香蕉。看到有好的，我们就跳进香蕉林，把杨春峰那个背包塞得满满的，为此，他还扔掉了几件衣服。我们来到一个工地，那里有水，我们脱下自己早已臭得不能再臭的衣服，冼了，中午的太阳很大，空空的墙没有挡的，就这样，我们luo体晒了二十多分钟，再穿上衣服。在这里，我们遇到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妇人，她看见我们这种情况，问我们是怎么回事，我们如实说了，她很同情我们，把给那些工人煮的鸭子，分给我们满满的一碗，我们吃着这鸭肉，这是我们来这广州吃得最好的一顿，居然是在这种情况下。等太阳稍温和一点，我们告别了那位老妇人，我们很感激她。她简直就是我们的大恩人。我们看见有列广州至贵州的货车停在那里，我们高兴极了，是放集装箱的那种，有两节没有装东西，平板的，我们爬了上去。到了晚上，火车终于起动了，我们很高兴，夜里，风很凉爽，特别特别的。不过，这车开到茂名就停下了，我们的希望又失去了。我们下了车，等待新的希望。在这里，我们又认识了两个拣垃圾的。他们听说我们的经历，他们很同情我们，给了我们方便面，对我们说，广州至达州的列车明晚要从这里过，我们可以想办法上去。

第七天，晚上9点多，列车终于来了。我们躲在列车下面，等列车开动后，我们从下面钻出来，踩在上车的梯上，抓住扶手。这时，被铁道兵看见了，拿着手电追赶着，大呼着。车上和旅客也探出头一看，外面巴着两个人。这时，列车也越来越快。列车员马上跑过来，为我们开了门，一把把我们拉了进去，对我们说，你晓不晓得这样有多危险？！我无语。过一会儿，列车长过来了，问清情况后，给我们送上了饭菜，把我们安排到了餐车住下，就这样，过了两天多，回到了重庆。

第十天早上六点多，我们下车了。我拿出银行卡，把上面仅有的十元钱都取了出来，一个人吃了一碗三块的面，再用剩下的每个两元钱坐车回到了巴南区岔路口工商行政管理干部学校。回到学校，校长蒋四介和谢主任都傻眼了，人安全就好！人安全就好！原来，黄云的确去找我们了，我们8月1号早上出的厂，他们下午就到了，后来听说两人不见了，联系了我们所有的亲戚，都说没见到我们，两条人命，不是小事。只见黄云拿着一堆税收的票，手不停地抖。原来，除了我们两个，还有几位同学也失踪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