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杂文，你一定就会想到鲁迅，好像杂文就是鲁迅的标志。有人说杂文这种文体是鲁迅创立的，其实这是在睁眼说瞎话，说这种话的人是在有意抬高鲁迅。五四时期的文化先驱其实很早就在写杂文，比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他们都是写杂感的高手。胡适于1910年留学美国，七年之后的1917年学成归国，看到中国的乱象，写了一篇《归国杂感》，他写这篇杂文的时候，鲁迅还没有出道。

胡适从留学到归国的七年里，中国的社会虽然发生了几次革命，但只是改换了“行头”，一个集团推翻了另一个集团，变了一个花样的戏法，没有什么实质逇变化，作者在文章里说道：“你看这二十年前的旧古董在二十世纪的大舞台上做戏；装上了二十世纪的新布景，却偏要做那二十年前的旧手脚！这不是一副绝妙的中国现势图吗？”作者敏锐的眼光，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那些“革命”的真正实质。

说起胡适，人们只知道他的散文。如果你说胡适写杂文，人们一定会感到很奇怪，因为在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里，人们只知道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并且也只知道他是写散文的。他的文集也只是以“胡适散文”名之，从来还没见过一本“胡适杂文”之类的著作，因为杂文本身就是散文的一个分支，你说胡适的这些“杂感”是散文也没有错。但其实他的这些“杂感”就是正儿八经的“杂文”。为什么人们都不提胡适的杂文？包括那些研究胡适的学者与教授，可能是因为胡适与鲁迅分别是两个意识形态里的人，各自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在中国这个反对自由主义的社会里，大家都尊崇鲁迅，所以就要丑化或者是歪曲胡适，他的成就不是抹杀就是故意遮盖，目的都是为了突出鲁迅的“伟大”，突出“左”的正确。比如北大教授孔庆东在他的“现代文学史”课堂上，就明显地扬鲁而贬胡，大肆夸大鲁迅的“成就”，大肆弱化胡适的“功绩”。当然鲁迅有鲁迅的成就，胡适也有胡适的功绩，两者都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健将，抹杀谁的作用都是不对的。

胡适写了很多杂文，最著名的一篇当数《文学改良刍议》，他对文学改良提出了八点建议：一是须言之有物；二是不摹仿古人；三是须讲求文法；四是不作无病之*吟；五是务去烂调套语；六是不用典；七是不讲对仗；八是不避俗字俗语。这“八大主张”无疑是对那些“老八股”一记沉重的打击，在新文学运动时期就如一记惊雷，使僵化的“文坛”掀起一股“惊涛骇浪”。胡适的这些主张令那些“新青年”耳目一新，但也使那些“遗老遗少”们如坐针毡，纷纷对其发起激烈地猛攻。他的这八点建议，在当时所起的作用是无法形容的，这也是白话文运动的号角，就是拿到当代来说，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胡适还有一篇名作《差不多先生传》，刻画出了中国人的“劣根性”，办什么事都马马马虎虎，差不多就行，这跟鲁迅笔下的阿q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作者深入观察而发现中国人的人性的弱点，阿q的劣根是“精神胜利法”，而差不多先生的劣根却是“马马虎虎就好”。当然他们发现这些中国人的“劣根性”并不是在嘲笑中国底层社会的人们，他们是以一种“大爱”的精神来刻画他们的，是要警醒国人改变这种“不良的习性”，学习一些好的习惯，积极上进。

胡适还有一篇杂文《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这也是很多人诟病胡适“全盘西化”的靶子，其实这些人根本就没有搞懂胡适的思想就胡乱发言。胡适其实在文章里已经说得清楚明白：“所有我现在很诚恳的向各位文化讨论者提议：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充分"在数量上即是"尽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那些说胡适主张“全盘西化”的人根本就没有脑子，或者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去认真读胡适的著作，而是在那里睁眼说瞎话。

除此之外，胡适还“三论信心与反省”，还有著名的《人权与约法》、《名教》、《不朽——我的宗教》、《贞操问题》、《易卜生主义》等脍炙人口的杂文名篇，其在杂文领域的成就比鲁迅不会差。所以我们在谈杂文的时候，不要就知道鲁迅，其实胡适也是一代杂文大家，在鲁迅还没出道的时候，他已是名噪大江南北的杂文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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