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世界上比金刚石还硬的东西，那一定是法律。这玩意有着冰冷的面孔，刚硬的条款，六亲不认四六不懂，就是神仙也莫可奈何。然而，这只是理想国的情况。很多时候，很多地方，这玩意却柔软的绕指。随便说几个你都知道。例如当法官眼花的时候，在书记激情的时刻，当主[xi]雄心勃发的刹那。

就说1966年的夏天，炮打司令部一声令下，有产阶级就带着无产阶级要革资产阶级的命了。究竟你是哪个阶级还没搞清楚，国家主[xi]就成了叛徒，建国功臣就被抓捕了，数千位名人就不再明白，数十万国民就死无葬身。在无法无天的狂欢中，没有公民，没有理智，公检法被砸烂，国家机构被砸瘫，偌大的中国只剩下红色的语录和高举的拳头，只剩下眼下还活着的我和可能就要死的你。

十年过去后，十年光阴只浓缩成简单的四个字“十年动乱”，十年罪魁就归罪于林彪四人帮五个倒霉蛋，十年结论只是轻飘飘一句话：文革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错误发动的一起严重违宪事件。而任何对十年的非官方回忆，则仍是莫测高深的禁区，胆大的徜徉一下捡回几片法律的尸骨，初生的则啃几口变成僵尸的法律的腊肉。

说实话，五十年过去，任何鲜活的东西也无非这样的下场。所谓不辩论不争论，也就是说要等一千年以后留给考古学家做的后事。五十年前的事不让提，20年前的事不敢提，十几年前的事没人提，这些并没影响到人们照样的吃喝拉撒生老病死。

然而并非所有的事情过去了都能变成美好的回忆。一年前圆满解决了的一件大好事，或许正因为有了个圆满的结局，现在居然有些细节被重新提起了。这就是2011年9月的乌坎。尽管一年不到，却也一样恐惧。

第一个细节是披露的2011年11月19日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的讲话：

我认为事情在9月21号上访，递交上访信，由蔡森副书记接信并承诺一定时间内给予大家答复，到这里为止，是一个很正常的、合理的东西。第二天升级为警民冲突，警察去维护秩序，警察干嘛要打村民啊？没听说警察主动打村民的，都是为了维护秩序。万不得已了，我才出手。……出现这种情况政府没办法，对不起，只能抓人。因为法纪是不讲究原因的，你什么原因去砸人家东西，违法了，那就得抓人，最后是怎么判的问题。第三个违法行为，就是煽动对抗政府，就哪怕他没有动手打人，没有动手砸车，这也是违法的。你上诉就上诉、你上访就上访，你去买那些管制器械，买那些凶器，在那里准备干什么？拿着钢管去对付武警啊？……这个事情发生了怎么办？政府，无论哪个国家的政府，都必须抓人，伸张正义、以正纲纪。不管我心里面多么不愿意，哎呀，这是一个群体事件！开始他们的愿望是好的！这是有人造谣、煽动！但是我还必须得抓人。我要是再不抓人，第二场的打砸行为就会来，第三场也会来，第四场就会来，就会有更多的人犯罪违法，最后不得不抓更多的人。警察现在比我聪明多了，我叫他去抓人，勇敢一点，他都有点唯唯诺诺，不存在这个主观故意。……9号我们开始抓了人，村里面很紧张，怕警察进村抓人，想办法把一些路口堵一堵。你以为请武警不用开销啊？好几百个武警、警察住在这里，我们邱市长的钱包一天天地瘪下来了。”

书记说的义正词严，但听着却听到了不少的画外音。好一个法纪不讲究原因！措辞多么霸道又轻狂！究竟什么是法？其实就是书记一句话！违是否违法也是书记一言定乾坤！民众胆敢和官府和警察作对，自然只有一个手段镇压：抓谁、抓多少，全凭书记一句话！而警察只是书记手里的棋子，书记下令，哪个警察敢不听？而棋子们自然不白干，一场维稳就花光了一个城市百姓的血汗！而维稳的对象却是百姓花钱雇来的警察！书记不打自招的回答了这些疑问：谁是使用武力的决定者！谁是命令抓人的指挥者！谁是激起民众愤怒的责任人和肇事者！　

第二个细节是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的讲话。2011年12月26日在全省经验交流会上，朱明国讲话说：“如果早一点解决这些诉求，用得着闹这么大的事吗？我认为，群众利益真无小事，我们也看到，群众最可爱、群众最可敬、群众最可亲、群众最可怜，但是群众也最有力量。群众已经被激怒起来了，你才知道什么叫力量。……”　

朱明国最后总算明白了被激怒的群众的力量，但到底是什么把民众激怒造成了种种力量？书记却没有回答。其实这答案已经被他的下属市委书记回答过了：民众的合理诉求不能解决，就武力强行抓打关死！滥用的武力相对于合理的诉求，导致的结果只能是被激怒。

第三个细节是2012年3月7日林祖恋接受记者专访时的话。林说：最初我不想参与。9月22日警民发生摩擦，我听说群众受伤，我就打电话到医院让受伤村民到医院治疗。这样才迈出了第一脚。

这里林祖恋回答得十分清楚：是他看见警察抓民众、摩擦和冲突导致流血死人的紧要关头，他迈出民众与武力抗争的第一步！　

综合三个细节可以确定：把乌坎彻底弄糟弄砸、导致官民对立、你死我活的根本原因是：官方滥用武力，对民众的合理维权抗争，实施敌对式的打击和压制！在这场诉求和打击的过程中，虽然最后弱者获胜了，但其实只是一次偶然的意外。因为在整个冲突升级和缓解过程中，人们还是只看到了权力的苟且，没有找到一点法律的威严。或者说领导随时随地提到的法律，其实只是书记身上可随时更换的马甲而已。市委书记说村民违法就抓，省委书记说村民合理就放。政府让村民推选代表就说过程合法，代表们按政府规定选了政府不同意的人选就说违法。政府同意的合法的过程导致了政府不同意的违法的结果，事情就这样蹊跷。至于作为标的物的土地，宪法说是村民的，书记说是国家的，到底是谁的，省委一个意思，市委一个意思，县委一个意思，最后还是听钞票的，没有法律说话的地方。

看了一篇《王立军如何折腾重庆》的文章，知道了公安局长的权力到底有多大。看了乌坎事件知道了法律到底有多弱。应该说相对于那么多的个人悲剧和群体事件，乌坎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然而就在这幸里还是深深感到了深藏的悲哀。文革不争论了，广场不敢提了，圈圈功藏地下了，小小的乌坎倒成了撼动大树的蚂蚁。这只能是一次偶然的意外。在讲团结讲政治围绕一个中心的大前提下，哪里有法的位子？就算有，也不过是一些人用来垫脚防寒或遮羞的道具而已，不管扮演什么角色，它都没法硬起来。谁见过哪个法官断案时说依据宪法的第几款第几条？宪法都如此尴尬，它的儿孙们能奈几何？

依法治国只是个口号，以德治国只是个愿望，在特色的阴d**里，人人都向往的“法”，其实早成了小学课本里被文学家阉割了的g点---谁都觉得应该有，却谁都没法找到了。

于木鱼宅

2012-7-3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