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夜深人静，如水般柔情消退时，心被思想揪住，她逼我思考民主和独裁、自由与禁锢、身边的腐败与制度的弊病。

当余杰如鲁迅般发出无力的呐喊，敲响我生命的钟，回应如空谷的余音渐渐渺茫时，我感到现实的苍白和无奈。

当一首首如泉水般流淌着的诗重复诉说爱恋时，我知道那是躺在虚幻的象牙塔里，吞噬着精神的迷茫，早已无视苦难的生灵在艰难地挣扎。

我无力做一个建设者，也不肖作为一个破坏者，我最多不过是指出房子存在的隙缝，以期唤起世人的注意。

二

初到机关，处处感到权力的存在。从签到的名单到饭局的座次，从领导交办到工作质量考核，从说话尾音的长短甚至到脸面的胖瘦……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不管是方的还是圆的，人都不是了他自己。托马斯是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主人翁，是颇有名气的外科医生，因发表文章而被秘密警察询问，并强迫他签署效忠当局反对知识分子的声名，托马斯拒绝了，他坚持了自己的立场，并“自愿”地把自己降到社会的最低层，成了一名窗户擦洗工。托马斯既不是方的也不是圆的，他是他自己。

我是什么呢？我是我小时候玩泥巴泡时手中的泥巴吗？

在机关待久了，才真切地感受到上物理课时，老师说的压力与抗力的关系，能秤出这一力的是弹簧秤。同事们有意无意的插浑打科、指桑骂槐，竟象圆一样，将所有的力分解了。

于是又想到第三种状态。躲到中南山上的萁子、夷子和退到桃花源的五柳先生，算不算是第三种种状态呢？屈原和鲁迅显然不是。我算什么状态呢？

朋友，你呢？

三

上午，手上没有相关资料，凭记忆写了一两个典故，竟出了错，把叔齐说成“萁子”，其实萁子是个大坏蛋，把首阳山说成是“中南山”。看来记忆也不可靠了，一开始感到有点惭愧，有点汗颜，但转念一想也就释然了，毕竟你们大家不认识我。

这就使我想到了许多人在省局局长信箱可以随便发表自己的观点，有的还可以骂人，但不可以在自己的局里发表“高论”。为什么呢？因为在单位说高雅的，怕人耻笑，怕人说“就你能”，　还怕人说你头脑有问题，太脱离现实了，或者别人什么都不说，就只笑笑，让你摸不着头脑。说粗鄙的吧，又怕别人说自己没水平，何况自己还不至于那么下流。说具体的人和事吧，更不能了，保不定什么时候就传到局长耳朵里了。于是为了保留那么一点可怜的自尊，或者说保全自己吧，便什么都不说了。

在不涉及到自己利益的地方便可以随便说了，骂美国政府没事的，骂历史上的某某人也没事的。听朋友介绍《随笔》杂志挺好的，就买了几期，一看都是不敢直接骂的，全是转弯抹角骂的。当然这比什么都不说的要好。

前不久，一位同学才买的新房子地板开裂，以为仅自己一家，大怒，后来听说别人家也是的，心态就平衡了许多，果如此，我想医生的心态该总是平衡的吧……后来几家决定联合起来找物业。因为怕诉讼费太大，又怕时间拖得太久，更怕开发商有足够的资金搞掂各方面关系，就不敢打官司。采取了让老奶奶们整天到公司骂，总公司来了一位副总，这下大家以为能解决赔偿问题了，可大家忽略了一个大问题，该老总来这里就是听骂的，老奶奶们把该老总骂了个狗血喷头，该老总静静地听着，垂着头就是一言不发。老奶奶们骂久了，也觉得无趣，就渐渐地散了，看来骂也是一种很好的发泄方式。

我更佩服老总的定力，当然该老总不独开发商有，别的地方似乎也不少。你们单位有吗？我们单位有吗？

四

中午打开电脑，看到老余（余秋雨）和小余（余杰）和解了，又看了几篇关于他们的评价文章。我是不敢也没有那水平评价的，我在看老余的文章时觉得老余写得好，及至看到小余的文章时又觉得小余的好。小余敢揭钱穆的“皮”，他就敢揭你老余的“底”，揭到最后就又有人要揭小余的“皮”，真是何苦来呢!

其实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美国有美国的好处，中国也有中国的优势，我们可以学习别人的好处来弥补自己的不足，我们不能因为美国有吸毒、犯罪、霸权就说别人不行，我们也不能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了就沾沾自喜而忽视人们自身的权益。

但是历史的底是要揭的，因为它是大家的，自己的底也是要揭的，因为它是自己的。

五

一天苏轼问佛印：你看我象什么？佛印说：我看你象佛，那么你看我又象什么呢？苏轼说：我看你象狗屎。佛印大笑，阿弥陀佛！苏轼一开始乐滋滋的，以为自己讨了便宜，后一想，不对呀，和尚为何发笑？懵懂不解，回家问小妹，小妹说：哥哥，你被和尚涮了，和尚的意思是，他心中有佛看你才象佛，哥哥你看和尚象狗屎，说明你心中有狗屎呀。

一日与朋友聊天，朋友说，对某些事物的热爱，心态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心里有花儿，眼里就有花，心里有爱，眼里就有爱。

我说朋友是典型的唯心主义。于是我就想，相对于一个人短暂的一生来说，应该是唯心的，而历史则是唯物的。我被我的想法吓了一大跳，难怪周围有那么多人主张及时享乐，我到现在才知道，原来是唯心主义在作怪。

可把朋友的话反过来说，眼里有花，心里就有花，眼里有爱，心里就有爱。这也没有错，无疑是唯物的。可这又成了问题，我看到了物质，心里就有物质，我眼里有钱，心里就有钱。这不是让我们相信金钱万能吗？

我该相信什么呢？我到佛教里求解：

一日，天气很好，秋高气爽，独坐在办公室，无所事事，无聊之极，心似浮云流水。于是看禅书，弘忍知道大限已到，召集众弟子以一首偈来概括禅宗信仰要义，体认最好为其衣钵传人，弟子神秀的诗偈说：

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

弟子惠能针对神秀的诗偈，写了以下这首诗偈：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

于是惠能为禅宗六主，神秀强调的是宇宙心即佛性，惠能则强调的是：“无”

又一日，秋雨如丝，心静，乃看修禅的方法。《古尊宿语录》卷一记载，马祖在成为怀让禅师的弟子之前，住在湖南衡山，独处一庵，惟习坐禅，怀让一日将砖在庵前磨，马坐亦不顾，时既久，乃问曰，作什么？曰：磨作镜。祖曰：磨砖岂能成镜？对曰：磨砖既不能成镜，坐禅岂能成佛？马祖由此而悟，乃拜怀让为师。

有人说中国没有人格神，这是中国的悲哀，因为中国的人的内心缺少了敬畏，所以什么坏事都敢做。那么有了人格神，就什么坏事都不敢做了吗？尼采不是说：“上帝死了”吗？　

又是一个侼论。

我想我还是相信从小学老师就教导的马克思主义吧，可有谁能回答我的几个形而上的困惑吗？

马克思为什么不以最基本的生产力为标准来把历史划分为各个阶段，却以生产关系把历史划分为不同的阶级社会？他自己不是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吗？如果以生产力为标准把历史划分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手工劳作时代、大机器生产时代、电器时代、信息时代等等，并因此来决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那会是什么样子呢？

马克思是在特定的历史时代传人中国，并被中国所接受，可时代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吸收了中国儒家文化　得到了发展，还是儒家文化再一次象历史上同化其他外来文化那样早已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当然不管怎么说，它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化。但是如果从政治层面来说，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要是从哲学思想上来说，又会得到另外的一种结果，即：在新时代哪一种思想占主流，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的精髓相结合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这种思想的产生会对社会的各个层面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以人为本”是具体地反映了儒家思想在吸收马克思主义精髓后儒家思想的发展，还是二者结合而产生的什么新的理念？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它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却没有很强的说服力，因为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是集体主义，是以“大机器为本”而产生出剩余价值来阐述生产关系的。中国共[chan*]党是因为自身的历史原因而不愿放弃马克思主义，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吗？。

为此我只能认为，现在无论是在哲学思想还是政治层面抑或是从历史的角度都只能算是一个过度。如果非要突破的话，那必需得明确放弃现在所谓的主流意识形态而重新确立一种新的哲学思想，以带动社会各个层面的变革。

这一变革的直接推动力就是经济的发展而带来的社会生活的改变。儒家思想能在这一重大的历史变革面前吸收外来文化的精髓、扬弃自身的不足而得以发展吗？我们有理由相信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能够顺应这一历史的发展而重放异彩吗？

．．．．．．．．．．．．？

六

无聊人在做无聊事，我又坠入另一个循环。

我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呢？又为什么要把它放到该网上呢？我在拷问自己。我知道渴望别人理解的人是软弱的，我软弱吗？

应该说最初的动因是我们网上一位叫“阿宝”的朋友，我全部查看了他的留贴，很好，很富有思辩性，可我在一次跟贴中竟有点责难他不该把我们叫醒，当然这位朋友不会或者也不屑怪我。

其实也许大家都是醒的，只有我这傻瓜才是睡着的。故此，写一些破东西说明我还是醒的。或许正因为写了这些破东西反而证明自己已睡着了，因为它太脱离了我的本职工作了。

如果还有什么理由，那就是逼自己别太懒了吧。

这么说我还是要写下去了。

我得记住今天是2004年11月1日，星期一，晴。

七

天渐渐地凉了，局长信箱也没以前那么热闹了，有人说这是因为大家理智了，我倒觉得不尽然。敏感三十五的文章也变的老气横秋起来了，开始有一点霸道的味了。

鸟语者和诸葛皮匠也来到了这里，这才符合逻辑。

我不知道一滴血的诞生要经过怎样的孕育，但我知道一项制度的出台，是要经过大量的调查和广泛地征求民意的，而当制度已经制订好了之后，任你们大喊大叫都无济于事了。至于再对制度的解释，那更显得画蛇添足了，因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早已教会了人们怎么去回答问题，谁又会去较真呢？

我又一次想起早年看过的美国黑色幽默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第二十二条军规究竟是什么？它是一种无形的，令人窒息的，捉弄和折磨人的，象梦魇般地使人无法摆脱的根本莫须有却又无所不在的一条“军规”。这条军规是朦胧的、模糊和不确定的。但是一旦当你落入它的圈套时，你又能够感受到它的非常确定性，而且还具有椭园形般的精确。

书中主人翁尤索林厌倦了飞行联队的生活，希望尽快脱离这里回国。基地有一条规定，只要执行完25次飞行任务既可以回国，后来回国的条件又被不断地增加直至50次。可满了50次，尤索林还是回不去，因为上司根据根本不存在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不同意。尤索林又了解到基地还有一条规定，就是如果一个人神经不健康，精神状态不适宜飞行了，也可以由医生出具证明提前回国。飞行员不在状态是很可怕的，会造成机毁人亡的重大事故。要以精神状态不佳的理由回国，就必须由本人提出申请。可是一个人能对对自身安全表示关注而且还能提出申请，就证明他不是不在状态的精神病患者。于是尤索林遇到了一个逻辑悖论：如果你疯了，可以允许停止飞行回国，只要你提出请求就行；可是你既然能提出请求，就证明你已不是疯子了。

这又使我想到话语权的力量。据说89年学潮的时候，什么“外自联”、“高自联”、“北自联”他们内部就在天安门广场抢夺起高音广播喇叭来了，因为这在当时是唯一的传媒。

八

又快要到发工资的日子了吧，不少人已经在盼着了，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并不是在等着这个月工资用。我也是，不过能拿到工资的日子真好！能在国税局上班真好！

只是我们真的爱税收这份工作吗？是爱工作、爱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还是爱税收这份事业？如果爱这份事业，那么有多大程度的爱？或者说我们曾经爱，现在不那么爱了？那么又是什么让我们不爱或不那么爱了呢？

是年龄吗？还是什么别的？

还有一点热情写一点文章的，那么至少说明他或她心中还有爱。

星期天在街上闲逛，虽然已是深秋了，可街上人们穿的衣服却依然是多姿多彩，只是面部表情和目光几乎都是一样的。深邃，遥远．．．．．．

九

这里有一个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一日，领导a驱车来到中层，领导b陪同领导a　驱车又到基层，基层的领导c接待领导b和领导的领导a，及其他陪同人员。领导a要了解前一段时期改革的推行情况，要求开一个座谈会，于是召来下层的曾经也为领导的d,以及和d差不多的有关人员。当上层的领导a问到下层的领导d一个月下去几次时，领导d回答两次。沉默良久，会散。会后领导b不悦，对领导c说：“此人不可用，把他下了”。不久遇人事变动，领导b不放心，再次指示领导c：“把d挂起来。”于是d就被挂起来了。　

领导a要听真话，d说的也是真话，说真话的被“挂”起来了。d的同事们戏谑地对d　说：“谁让你说真话了？”“四十岁的人了，还学《皇帝的新装》上的小家伙！装嫩！”还有同事见到d时，干脆就叫他“右派”了，d对此总是哈哈一笑，并不在意。

我不想去管d一个月下去两次，是他本人的原因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也不想去管d本“挂”起来是对还是错。

我想到的还是安徒生的童话，还有“右派”．．．．．．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在我耳畔回响。

我戏谑不起来。

十

老同学现在出息了，竟然和胡鞍钢合写起书来，发表的什么理论文章存心让我瞧不懂，倒是张维迎的好懂。后来看到他又发表了一篇叫《实用主义泛滥戕害民族精神》的文章，这还差不多，我是看得懂的。文中引用一位西方贤哲的话说：“一个人如果在他年轻的时候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一生就没有希望了；一个民族如果在他年轻人当中没有理想主义者，那么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了。”老同学说实用主义的泛滥必然导致理想主义的没落。

我在想，如果理想主义的泛滥又会导致什么主义的没落呢？譬如说大家都喜欢起古典诗词来。

老同学后来又说：反对极端的理想主义和极端的实用主义，这一点倒与我的观点相吻合，从从容容、不偏不倚、中庸、调和，却又不失一点点激进。

前不久在老网上，我写了一篇文章：《腐败的天敌——兼谈民主与言论自由》叫网管给删了，id号也给管起来了，心里颇不平，后来好像又贴上去了，再后来我央网管干脆删了吧，于是就删了，再再后来，我一日心血来潮把它给贴到互联网上的某一个网站上，测试测试写得怎么样？有骂的，说根除腐败不是这么回事，有显得更激进的，也有人不屑的，也有人持保留地赞成的，倒是有一位仁兄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不过是“改良的激进主义．．．．．．”我倒挺喜欢这一称谓的。

他至少满足了我的虚荣心。

说到虚荣心，我的话又多了。

常常应酬饭局，在饭桌上无关紧要得话题总是很多，大到国家大事，小到鸡毛蒜皮，说着说着就有人说到自己的同学或是亲朋好友，怎么样怎么样，有发财的，有做官的，有搞学问出国的，有财发的大小的，有官做的高低的，当然这些人都与他本人的关系很好，云云。说的人一脸崇敬，听的人也是备加羡慕，菜吃完了，酒也喝光了，我们还得回到“土谷寺”。

其实我也曾这么吹过，似乎这么吹也能显得自己高尚，了不起。这不，我在这一段的一开始好像就是这么吹的。

如果换一种角度来看，虚荣心也许能激发人的上进心，不是吗？

十一

好长时间没有听到小李的打击了，研究生毕业后在大上海讨生活。这不前不久倒是回来了，他竟然不打击我了，我很不习惯。我倒是留念他时常打击我的日子来，人啦，有时就是这么贱。

小李还没有成家，和老朱共租一套房子，老朱现在也考研走了，我和阳子是这里的常客，煮酒时我们就开始了人身攻击。

小李问我：“你收过别人家的东西吗？”

我说：“我收过人家的烟和酒，你上次在我家喝的酒就是人家送的，你现在抽的烟也是人家送的。”

小李说：“收烟酒时高兴吗？”

我说：“当然高兴。”

小李又问“你还想收吗？”

我说：“还想，只要有机会，不收下次拿什么招待你。”

小李说“你送过东西给别人吗？”

我说：“送过。”

小李问：“送东西给别人感觉怎么样？”

我说：“难过。”

老朱和阳子大笑，我说：“我说的都是真的。”他俩更大笑。

小李只说了一个字：“俗。”便不再说话了。

我气得大怒，立即报复：“小李，你臭清高什么，说你是农村的你又不象，说你是城里人你身上还有农民的质朴，你不过是一个边缘人而已。”　

就这样我得了一个雅号：“俗”，小李得了个雅号：“边缘人”

我们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而如今他们都走了，房子也住了别人，我每次走过房前时，都很想念他们。只有阳子偶尔还在一起，但阳子性情温和，打击我不那么过瘾。

可小李这次回来为什么不打击我了呢？这还真是要搞清楚的。

十二

吃过晚饭，女儿在写她的作业，妻也在忙她自己的事情，我独自下楼沿着河边散步，夜的秋风是清凉的，还不那么冷。不断变化着各种彩色的路灯倒映在清澈的河水中，斑斓、迷离。回家的人匆匆，悠闲的以年长的居多，还有就是一对对情侣，象我这么30几岁的人独自在晃悠的还不多。突然想到，别给人家误解有什么不轨企图，于是赶紧溜了回来。

切一杯香茗，点一支香烟，坐在电脑前，让轻柔的音乐不紧不慢地、不咸不淡地把自己包裹起来，也不急于去思考什么，让自己就这么飘着、浮着。真是一种幸福啊！

其实在小县城里生活就是一种幸福。退而知民之苦乐，进而知国之兴衰。于生活上，不张于都市的竞争，不驰于农耕的悠闲，亦不局于生存的压力，只保留一份从容和散淡。于思想上不追赶潮流的时尚，亦不落后于时代精神；说中庸也行，说自由亦可；读自己想读的书，说自己想说的话；没人把你的话上纲上线，亦没人把你的话当回事。

于政治上，离政治中心也远，感受不到大政治的冲击力。既享受不到大政治对你灵魂的涤荡，也摊不到大政治的阴霾压顶。但一有风吹草动，也略知一二，可毕竟无关痛痒。一石头砸向湖心，小县城接受的只是涟漪。

对县城里的小政治，可以漠不关心，不理睬“正七品”或“从七品”的父母官们在地方台上频频亮相，无数次重复着没有新意的新闻，也相信他们还不至于把自己的生存环境弄得太糟。

小城的人们保留着大多数人的生活常态。他们称乡镇、农村的人到城里来为“上来”，自己到乡镇、农村去为“下去”，他们也坦然地接受省市都会城市里的人也这样称呼他们。

优秀的，不甘那份从容走了出去，到都市去赶潮，拾到金子的回到小城，带回了新的思维，新的信息，使这塘水还不至于那么陈腐，却也无法将这塘水全部换掉。乡镇的优秀分子却又拚命地往这里集中。这便形成了一个轮回。

有自由精神，却缺少开拓；有一定的文化底蕴，却又不太激进；有刚好购得着的条件让子女接受高等教育，而自己却愿意坚守在这块不咸不淡、不大不小、不上不下的方城之中。

可这方城在华夏大地上却有两千多座，与农村比，她少得多；与都市比，她又多得多。她的文明程度、繁荣与否，才是检验国之强盛的标准。

这么说，原来小县城竟是我华夏的基石了。得出这样的结论，我觉得挺滑稽的。

十三

哈姆雷特：母亲，来！来！你坐下，你坐下；我要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灵魂的最深处。

不知怎么了，我竟然想起在学校时与一位同学表演《哈姆雷特》配音朗诵中的一句台词来。好吧！那么就让我顺着这个思路往下写吧。

我暂时还不愿说大了，要在祖国这一伟大的母亲面前放一面镜子，可是我可以在那些“父母官”面前放一面镜子。

领导就是官了，是官叫她或他一声母亲，也不算是委屈了自己。

记起了前不久我在局长信箱里贴了个叫《为什么想当官？》的贴子，我指出了几种想当官的心态，和当官的好处，因为匆忙，也没来得及仔细地分析和得当的措辞。当然我不说大家也知道，现在就更不想说了，因为有了哈姆雷特的镜子，就让“母亲们”自己照照吧，照照他或她灵魂的最深处。——你为什么想当官？你配当个“母亲”吗？

其实镜子我们每天都是要照的，有的单位在楼梯口还特地放了一面镜子，这个镜子是照什么的呢？是让大家整整衣服，看看脸面上是否有灰尘，以便及时地整理干净，以保持一个良好的自身和单位形象。这样外人和领导来，看起来就光堂了。于是大家就“不知觉”地讲究起面子来了，再到后来就“知觉”地讲究起面子来了。

讲究面子也不是什么坏事，可是里子怎么样呢？

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乃至为了为了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而急功近利，害死了多少人我没有统计过，造成多大损失我也没有统计过。能统计得过来吗？因为它是动态的。

哈姆雷特说：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究竟是哪一种高贵？忍受这世间的千百种剑伤枪挑。茫茫漠海的彼岸，行将渡过去却从不见转回头。死去？睡去？睡去？也许还是梦去？嗯！问题就在这儿了．．．．．．

十四

一位叫德门伯斯彻的人欠了贝多芬五十个弗罗林金币，我们这位作曲家长期以来手头拮据，那天他提起这笔帐。德门伯斯彻伤感地叹了口气说：“非如此不可吗？”贝多芬开怀大笑道：“非如此不可！”并且草草地记下了这些词和它们的音调。根据这个现实生活中的音乐动机，他谱写了一首四人唱的二重轮唱。一年以后，贝多芬忘记了德氏的钱，“非如此不可”变成了严肃的四重奏，象是从命运的咽喉直接吐出来的指令，它已不再戏谑，而是变成了行而上的真理，消极变成了积极，轻变成了重。

这是我以前在看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时记下的一段话，如今重读，我分明感受到了轻与重、严肃与戏谑之间的转变。当一个人积极进取时，他象乘坐着电梯一样，感受到重的压力，相反当我们完成了某一既定的目标，或是明知无法完成而选择放弃时，或者当无形的压力迫使你无力承受时，一切又都是变得那么的轻了。

明朝的“江南四才子”选择的是戏谑，魏晋的“竹林七贤”选择的是逃避，孔子和他的弟子们选择的是流亡，老子和庄子选择的是“无为”和“道”。有人说人生就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选择难呀！

其实适应是一种妥协。你不能改变社会，你只有去适应这个社会，这是一种现实的生活态度。因为你要生存，你只有不断地去妥协、去适应。久而久之，锋芒没了，棱角没了，锐气没了，有的只是世故、圆润和光滑。妥协、适应是重，是一种痛苦。

而放弃就不同了，放弃则是轻，是一种幸福。由重到轻，那更是一种幸福了。

阳光是轻的，云是轻的，风是轻的，空气是轻的，那由绿草和鲜花点缀的大地也是轻的。白天小鸟在歌唱，夜晚秋虫在呢喃，由书中飘散的油墨的香是轻的，思想也变得轻起来了。

十五

佛教的基本要义是要人自度，别的宗教则需赖他人拯救，人既可自度，则人人可以成佛。

佛教主张破除“执着”，佛法重在显发自性，破除在自性上所起的执着而达到实相圆融。所谓圆融，就是法性平等，无有高下，无有分别，无一切假立之名。

黄天骥说：

您何必持斋礼佛

我不过带发修行

我不勉强自己非得写下去了，为了写而写实在没有多大意思。故此仅以此篇作结束吧！

ade，我的蟋蟀们！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

ade,我的亲爱的朋友们！

2004年　秋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