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灰色的童年，隔壁大妈是我童年记忆里的抹不掉的一道彩虹。她虽然去世多年，我依然时常出现在我的梦境里。　

大妈中等身材，齐耳短发，走起路来风风火火。洗得有点儿发白的粗布大褂，穿在她身上显得特别精神。她一副大嗓门，嚷起来，左邻右舍都能听见。文化大革命时期，大妈由于出身好，没人敢惹，遇事不管青红皂白，双手叉腰，准保骂你个狗血喷头。她文革时期入党，在村里担任贫协主[xi]，在村里人眼中高人一等，背地里都叫她“一级政府”。　

我家是外来户，爸爸是“臭老九”，每天要向村里早请示、晚汇报，在那个年代受尽了屈辱。夜间开批斗大会，陪绑的肯定少不了爸爸，妈妈带着我和弟弟坐在人群后面，总是不敢抬头见人。村里一些出身好的孩子们，都不愿跟我和弟弟一起玩，感觉非常孤独、自卑。　

小时侯，家家户户都养猪，挑菜都是孩子们的事，从我记事起，这个活就由我来干。我因为年龄小，又没有人和我搭伴儿，不敢去离家太远的地方，近处又挑不到菜，经常因为挑不满而哭着回家。有一次，我又在大道旁偷偷摸眼泪，大妈正从后面赶来，她二话没说，拉起我就走，把自己的篮子挑满后又帮我挑满，由于挑的太多，沉得挎不动，大妈就一手挎一个，一直帮我送回家，妈妈对此很感激，又怕连累大妈，连句客气话都不敢对大妈说。大妈爽快地对妈妈说“我什么都不怕，以后孩子挑菜，就跟着我吧，我带着她。”　

大妈身旁只有一个儿子，大伯远在天津上班，在那个年代，是日子过的最好的人家。由于没有女儿，大妈特别喜欢我，大伯回家探亲也总忘不了给我买些礼物。有时是一根辫绳儿，有时是几块点心。于是我总天真地问大妈：“大伯咋还不回来啊，我很想他。”实际我惦记的是大伯给我买的好东西。　

地里的任何农活，大妈都敢和男人较劲，从不服输，但她却不太会做炕上的针线儿。那时村里人都没有缝纫机，靠手工缝制。大妈做的衣服经常会被左邻右舍的大妈大婶取笑，她从来不在意，但依然会大骂对方，大伙也不生气，因为都知道她刀子嘴豆腐心，过后大家依然继续。　

妈妈是村里出了名的巧手裁缝，善良是她的本性，出于对大妈的感激，大妈家的针线活，一多半都是妈妈晚上挑灯夜战缝出来的。那时村里都搭帮织布，大妈那一份也是妈妈一梭一梭的帮忙织出来的，两家之间的关系明着平常，暗地里可非同一般。那时因为有大妈的庇护，爸爸也少挨了不少批斗。她也有粗心的时候，哥哥到了结婚的年龄，礼儿上的事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妈妈一手替她操办了哥哥的婚事。爸爸得到平反后，两家关系更加亲近，因为可以名正言顺的交往，再不用担心大妈家受牵连了。

我参加工作以后，每逢礼拜回家，肯定要去大妈家坐一坐，和她说一说知心话，顺便买些好吃的东西孝敬她。我结婚前带对象回家，每逢别人不认识时，大妈总是抢先介绍，这是我家小姑爷，可见大妈已经把我当成了亲闺女看。女儿出生后大妈更是喜欢的不得了，抱着孩子自言自语“小狗哎，你妈妈小时候姥姥也这么叫，现在长大了，飞走了。”　，我听得心里一酸，眼泪直往下掉。　

大伯退休后回到家乡，老两口终于可以生活在一起，相互有个照应了。夏天的夜晚，我家房北的水泥台上坐满乘凉和聊天的老人，大伯大妈总是主角。大妈依旧说话直来直去的大嗓门，年轻人偏爱围在这里听。大妈说古道今，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成了小村庄里一道亮丽的风景。　

九十年代中期，大妈和大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相继去世。在大妈查出得了绝症后，我经常回家陪她，妈妈更是亲手为她缝制了寿衣，一针一线，缝进了老姐儿俩半个世纪的情谊，而一根根扯不断的是对大妈那一份眷恋与不舍。

妈妈去世后，我每次上坟给她烧纸，总忘不了给大妈烧一把纸，在坟头添上一抔土，在她坟前祷告，替我照看好妈妈，在天堂你们老姐俩做个伴，再续前世缘！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