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几个名臭名昭著的大臣，如陷害忠良的奸臣贼子秦桧，贪赃枉法富可敌国的和珅，割地赔款的卖国贼李鸿章等人，他们罪恶昭彰罄竹难书，历史早已将其钉在了罪恶耻辱柱上，无须为此再说一二。但仔细咀嚼，不难品味出后人对这几人的愤恨和批判力度仿佛胜于对他们顶头上司皇帝佬，细细思量似乎有点于情于理不通之感。

先说秦桧。说起秦桧，国人会立马脱口而出，贼子、汉奸、卖国贼、残害忠良、祸国殃民，被视为泱泱中华五千年里最坏的人之一。这个死了近千年的贼子死后的名声怕比那焚书坑儒杀人如麻的秦始皇，比那荒淫无度的隋炀帝，比那尽杀同辈的朱元璋、比那制造文字狱的康熙、乾隆们……都要可恶万分，恨不得天天掘墓鞭尸百次都不解气。这些，主要还是缘于他陷害了抗金名将民族英雄岳飞，后人最愤恨的便是如此了。秦桧委实千古罪人罪不可赦，就是在西子湖畔再跪地几万年也不足以泄民愤，实属罪有应得。但岳飞的被害残死是否完全归罪于秦桧一人呢？秦桧是窃国弄臣，但他是否有权一人定罪处决岳飞呢？客观地说，他还没有那么大的能量和权力，毕竟他只是一个臣，而非一个君王，他上边还有皇帝佬宋高宗，岳飞该杀不该杀最终拍板决定权在皇帝手里，而非秦桧。如若宋高宗本人坚信和认定岳飞是精忠报国忠诚朝廷舍生忘死抗击敌寇的忠良之将，不要说一个秦桧，就是十个秦桧又能奈宋高宗何？毕竟秦桧还没达到驾驭高宗一手遮天的地步。问题的核心和关键，是宋高宗自己也把岳飞视为心头之祸利用秦桧之手杀掉岳飞以除后患。这可能是岳飞之死的关键主因。高宗在岳飞的生死去留上和秦桧不谋而合殊途同归而已，岳飞是君臣二人眼中钉肉中刺，不除后患无穷，共同之敌被诛戮也就不足为怪了。然而，后人在这个问题上把口诛笔伐和仇恨则更多地倾泻在了秦桧身上，对决定岳飞生杀大权的拍板定夺者宋高宗却宽宥几分。从西湖岸边几个历史罪人铁人里可见一斑。令人费解的是，那铁像里怎么就没有签发岳飞死刑判决书的宋高宗呢？秦桧罪不可赦死有余辜，可那决定岳飞生死签发生死文书的宋高宗也难免其咎吧？世人何而对这个一味听信谗言善恶不分的昏君、杀害岳飞的第一大罪人如此大度和宽宥呢？千百年来本应为岳飞之死承担主要责任、最该诅咒之人竟然免遭责骂和追究，而后人一味穷追猛打秦桧一人，委实难以理解。是世人糊涂还是历史糊涂？可能，在赵家君主眼中，秦桧是不可多得的良臣，并非宵小贼子，而岳飞就当如此下场。

二说和珅。和珅为大清乾隆时期的颇得宠官至一品的中堂，为第一大贪官。俗话说，家有黄金外有秤，和珅贪了多少，按同朝宰相刘罗锅的说法是“富可敌国，宫里有的和珅都有，宫里没有的和珅家里也有。”这是啥概念？也就是说和珅的家赀至少不亚于国库。举国上下大小官员心知肚明人人皆知的天下第一贪官，作为聪明过人的乾隆皇帝能不知不晓么？实际上，乾隆并非不知和珅贪腐。电视剧《宰相刘罗锅》里，刘罗锅因触犯龙颜被贬回乡，巧设骗局以二十箱假冒金砖引诱和珅上当，结果在乾清宫当着文武百官和乾隆爷的面，“金砖变成了石头块”，和珅丢人现眼悔之万分叫苦不迭，乾隆明知蠢货和珅又中了罗锅之计，故意不揭穿而发话叫和珅交出那二十箱黄金。可见乾隆对和珅的贪腐并非一无所知，和珅的俸禄就是再当一百年一品大员也不可能没有那么多，乾隆只是没有料到“和大人”有那么大的本事而已。和珅贪腐也绝非一时半会儿，聪明机敏万分的乾隆为什么明知不问不究呢？耐人寻味。在客观上是一种对和珅贪腐的宽容和袒护。因为，乾隆不仅需要刘罗锅式的为国为民干实事的忠臣，也离不了和珅式的弄臣，按他对和珅所言是，你和罗锅是朕的左膀右臂，缺一不可。和珅是罪不可赦死有余辜，但与乾隆的庇护息息相关，没有这种特殊的“宠爱”，和珅能一直逍遥法外么？而后人在痛骂时和珅时绝少听到骂乾隆养虎为患的罪责。

再说李鸿章。大清光绪年间的朝廷重臣宰相李鸿章，受命代表清政府与日本及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割地赔款辱国丧权的不平等条约，被喻为上下几千年最大的卖国贼。李鸿章受命去签署卖国条约，客观地说是他的职责所在，他只不过是一个执行朝廷旨意和命令的高官而已。他一个人有权决定和拍板那些条约的内容吗？他如果认为那些条约是丧权辱国而不去谈不去签，朝廷还会派张鸿章、刘鸿章、王洪章……去谈去签，在当时情形下那些条约不签朝廷是难以过关挺不过去，是朝廷或说是慈禧和光绪皇帝最终决定非签不可，而非他一人的自作主张。身为大清第一重臣，在其位谋其政执行朝廷指令，完成朝廷交办和托付的重任也是朝之重臣应尽的责任和本分，放到谁也不能不去，也不敢抗旨不尊，除非你挺直腰杆不要乌纱帽，极有可能丢了吃饭的家伙当一回反朝廷的英雄。但后人最后把卖国贼的帽子却扣在了李鸿章一个人的头上，罪责归结于这样的执行政策的人头上，反而对真正拍板定夺决策的西太后慈禧和光绪皇帝未曾有多少谴责，仿佛李鸿章就一人独掌大清的天下，就能一手遮天为所欲为，想怎么就怎么，不能不说有些有失公允。

这样只骂臣，不骂君之怪相这几千年间时有发生，不能不说是一个颇大的遗憾。当代毛伟人有句至理名言相当精辟，至今仍不过时：把制定政策的人和执行政策的人区别对待。这是判定事物性质，区别责任主次的法则之一。究竟皇上权力大还是臣子权力大？既然这些被后人认定的贼子奸臣这么可恶当诛，他们何以当朝做官数十年不倒呢？他们诡计多端能骗了皇帝佬一时，焉能蒙骗数十载呢？说穿了，就是别人或后人认定的坏人罪人，皇帝佬未必认同认可，在皇帝佬心目中他们乃朝廷重臣，国之中流砥柱和栋梁。这就体现出是非观念在皇帝佬和他人之间的迥异。在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朝纲之下，为臣者岂敢不从命？一旦执行朝廷旨意酿成祸患，把罪责完全叫执行命令者承担是否公平？没有皇帝佬的定夺拍板，没有睁只眼闭只眼的“宽容和宽宥”，这些佞臣焉能焉敢那样的胆大妄为么？

之所以形成这种历史怪相，可能是今天能看到的“历史”所致。现在能读到的史料大多为正史，也即由当朝或后代朝廷一手组织编撰，完全按照朝廷旨意撰写，至始至终体现着“为尊者讳”这一主脉，有意和极力地为历代君主涂脂抹粉掩饰罪过歌功颂德，有意地人为地把一些事件的性质混淆，主次颠倒，责任错乱，愚弄视听，极力为理应承担罪责的历代帝王君主推卸和开脱责任，极力美化这些帝王君主们，给人以“君圣明、臣作恶”的假象和错觉。秦桧、和珅、李鸿章几人在后人心目中和眼里的形象也佐证了这一点。可爱的历史，往往刻意地淡化和忽略了皇帝佬的罪责，而把这些本应他们承担主要责任的罪过巧妙地嫁祸于手下臣子，可谓用心良苦费尽心思，给自己留得一个英名和光辉形象。试问，没有皇帝佬的支持，这些人能有那么大的能量吗？如果真的皆是君圣明，臣作恶，那么江山易主、朝代更替就不复存在了，我们今天尚不知仍活在哪个朝代。

正是有诸多这样的“历史”，以至于今天广为传颂着百姓心目中圣君明主永垂不朽流芳百世，奸臣贼子死有余辜的历史传统概念和认识。一些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朱元璋、康熙、乾隆等等罪恶昭彰杀人魔王淫乱之徒都成了伟大明君圣主，成了黎民百姓大救星，且小民还要感恩戴德山呼吾皇圣明，万岁万万岁，年过八旬便溺失禁，东西南北不辨的糟老头子还要再活五百年！罪恶皆为宵小奸臣所为，功绩悉数归于圣上明君，帝王光辉永照九州。细思几千年“历史”，这样的述说不计其数不胜枚举。

历史，有时颇有意思，对一些个罪大恶极杀戮无数毁我中华之流所谓的“明君圣主”世代传颂赞歌不穷，对其罪恶懒洋洋地睁一眼闭一眼视而不见抑或忽略不计，而对其手下的“奴才”却如此较真怒发冲冠穷追不舍千年不辍，不能不说是难解之谜和可笑的真实。

君是君，臣是臣，权力多寡天壤之别，君王一言九鼎金口玉律一人说了算，几千年亘古不变，决定权在皇帝佬手中而非哪个臣子所有。因而，在看待历史是应该牢记这一根本事实。君应承担君的责任，臣应承担臣的责任，主次责任应泾渭分明含混不得。

这篇小文绝非为秦桧、和珅、李鸿章们开脱其应承担的历史罪责，只是希望在我们这样讲求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国度里，对一些历史人物能更多一些客观看待，把历史有失公允及偏袒之处说与世人，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2012.06.20.11:35.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