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文坛上出现了三个“斗士”，他们分别是余杰、摩罗和孔庆东。他们的文章都是以反封建反独裁为职志，宣扬自由与民主，他们一时成了当时文坛上的“三个火枪手”，分别举起手中的“火枪”向黑暗与专制开枪，在密集的“枪声”里，他们同仇敌忾，“同气连枝”，成了最好的战友，一时被文坛称为“三剑客”。

随着“三剑客”的声名鹊起，他们的言行举止也备受世人的关注，他们的一些文章由于太过“敏感”，报刊杂志都不敢刊登，结集成书，出版社也不敢出版，他们的人也时刻会受到打压与排挤，生活中也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麻烦。孔庆东曾经参加过“学潮”，他也因此备受打压，吃过不少苦头，所以他体会到“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道理，与统治者“唱反调”一定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于是他来了个“华丽的转身”，变节卖身，向统治者投降，成了一个奴颜卑膝的“朝廷鹰犬”。他的“转舵”是从那本《独立韩秋》开始，他在一篇文章里说自己到了资本主义的韩国，才知道资本主义是如何的罪恶，是如何的水深火热，然而比起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是多么的美好，人民是多么的幸福啊，所以他跟自己的祖国“认错”了，说自己以前说祖国是如何的不好，是如何的黑暗，都是自己的“误解”。从这个时候起，孔庆东就完完全全成了统治者的一条狗，专门为独裁与专制张目，一边对统治者歌功颂德，一边对自由民主者恶意攻击，还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大肆吹嘘文革，大肆鼓吹朝鲜，欺骗一些不明事理的学生。于是孔庆东一时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在中国成了一时的大红人，他那没有丝毫水准的“流水账”博文一时成了“抢手货”，各大报刊杂志争相发表，出版社争着出版。孔庆东的“投降”使他尝到了极大的甜头，使他一时成了时代的“风云人物”，在各大媒体纷纷亮相，他也昏昏然，使用他的“文革余孽思维”满嘴污言秽语，不时大爆粗口，对“论敌”赶尽杀绝。

在孔庆东转舵的同时，有“大陆李敖”之称的北大才子余杰却坚守自己的信念，为自由而战，他博览群书，写了大量的批判文章，也出版了很多书，对现实社会的黑暗与丑恶现象进行了无情地揭露。由于余杰的文章“锋芒太露”，时时触到统治者的“敏感部位”，所以他的文章没有人发表，他的书没有出版社敢出版，就是有那“不畏豪强”的几个出版社出版了，也会受到查禁。余杰也常常被“国安局”请去“喝茶”，自己的居所也要被监视。使人会联想到鲁迅当年“战斗”时的情景，这不就是当年的鲁迅吗？他没有工作，他的工作权利被某些人剥夺，他出门去买菜、带小孩逛公园也会被“暗线”盯梢，他家用来写作的电脑也常常被“黑客”攻击。这就是“当代鲁迅”余杰的生活。

余杰的处境是一面镜子，使照镜子的孔庆东照亮了自己的“头脑”，他认为如果自己继续这样下去的话，就将和余杰一样的下场，做一个被“边缘化了的人”。于是他“识时务者为俊杰”，毅然决然地“背叛了自己”，走上了一条“楚昭南之路”。孔庆东的卖身使他尝到了很大的甜头，然而余杰的“坚守”却是吃尽了苦头。在一边观望的摩罗深有体会，还是孔庆东的“路子”走对了，这样既可以出人头地又可以在社会上如鱼得水，别像余杰那样傻不拉叽的，到头来吃亏的还是自己。什么“自由”？什么“民主”？什么“为国为民”？都跟老子有何关系？于是摩罗就效仿孔庆东，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他出版《中国人站起来》开始，他就“跪下了”，他得了“软骨病”，那柔软的双膝跪在了“主子”的脚下。

在孔庆东和摩罗的相继变节，并没有动摇余杰的“坚强信念”，道不同不相为谋，他发表公开的“绝交书”与他们一一断交。他继续坚守在战斗的前沿，用自己手中的“匕首”与“火枪”对那黑暗的现实发起猛烈地攻击，他的一枚枚子弹都深深刺痛了统治者的神经，于是统治者暴跳如雷，大施淫威，先是封杀，不准任何报刊杂志发表余杰的文章，不准任何出版社出版余杰的书，不准任何网站贴出余杰的作品，连他的博客也被关闭。所以他的文章只好在香港和海外发表，他的书也只能在香港出版。就是在香港出版书籍，也好被请去“喝茶”，并要受到威胁。在国内，他成了一个被“孤立”的人，他坚守着自己“一个人的圣经”，敢于与强权作斗争。最后被迫于无奈，在国内是在是呆不下去了，他只好“背井离乡”，出走海外。

当初的文坛的“三剑客”，如今却是“分道扬镳”，一个孔庆东被逼疯了，变成了统治者与文革的吹鼓手，一个摩罗变傻了，成了一个不辨是非、屈膝卑躬的“文化太监”，还有一个余杰坚守正义，但是在国内没有立锥之地，被迫去了美国。

-全文完-